家人的关爱

我有一个和谐而温馨的家庭，家里的所有人对我的成长、从政都有着无法估量的鼓舞和支撑作用。我在《抹不掉的思念》的小册子里，已经详尽地回忆了父母亲对我关爱和培养的大恩大德，并且概括为父爱高如山，母恩深似海。毋庸置疑，是父母亲一心向党、无私奉献的精神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们是对我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人。现在两位老人都已作古，我将永远铭记父母亲的教诲，并且传教给子孙后代。

现在我的家中，儿子张明在榆阳区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与同事相处也融洽，每天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职责内的工作，得到领导的肯定；二儿子卫明在市交警三大队事故中队供职，为人随和，处事公道，是中队的主要骨干，有时宁肯牺牲休息时间也要把手头的案子办结。看到他俩能够尽心竭力地搞好本职工作，而且在同事中有较好的声誉，我是很满意的！平时，几乎是每隔10天左右，他们两家就要拿着做好的食物或“超市”买的蔬菜和水果来看望我们老两口。大儿媳妇赵晓丽，是市体育学校的高级教师，无论教学，还是处人，都得到了师生的好评；二儿媳霍莉蓉，在榆阳区卫生监督所上班，工作认真，为人和蔼，原来的职称是中医主治医师，现在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她俩每次来家里，总要抢着干家务活。儿子和媳妇们的这份孝心，更让我们高兴！两个孙儿欢欢与笑笑都已先后考上大学，学业成绩都较优秀。每当看到这两个孙子，我就看到了老张家不仅后继有人，而且一代胜似一代的希望之光。想到此，我的心里简直是乐开了花！我的女儿红梅，是新疆昌吉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对病人态度和蔼，医术也较好。她虽然远在千里之外，每礼拜都要电话询问我和老伴的冷暖与健康状况，同时担当起养生保健的参谋。在我俩的生日和春节之前，她总要寄些钱回来，让多买一些有营养的食品或时尚点的衣服。在三年一次的探亲假期间，女儿总是同她妈一起干家务活儿，还要到“超市”为我俩选购衣物、食品和日用品之类的东西；外孙女刘悦，聪明乖巧，学习用功；女婿刘肖峰，干事业特别有开拓意识，由他控股在新疆昌吉和呼图壁办了两个医院，一个专门为产妇坐月子服务的“母婴护理院”，业绩也很可观。他们一家三口来榆林探亲时，特别地孝顺，使我们有一种甜丝丝，美滋滋的感觉！

所有儿子、女儿和孙儿们以上这些良好的表现，都与一个人的教育和培养是分不开的，那就是与我相伴近50年的妻子弓玉英。她也是一名共产党员，1961年中学毕业后就开始担任民办教师。1965年随我家来到榆林先任缺额代教，直至1972年转为公办教师。她曾先后在吴堡、榆林多处农村小学和城关三小、榆师附小任教，职称为小学高级教师。1979年以后调到榆林县教研室、市电大、区教师进修学校工作，职务是副主任科员，硬是在教育战线奉献了40多个春秋。玉英对工作一贯认真、细致，在每个单位都能与同事们和睦相处，团结共事，因而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和尊重。

世界上最不分彼此的亲人是夫妻，夫妻是天赋的知音。古人云：“妻贤夫祸少”。在我的家里，玉英是贤妻良母，是第一个无私奉献、劳苦功高的人！

说其劳苦，一是她继承了父母亲辛劳一生的优秀品质，自身特别能吃苦的精神是相当感人的。一个女人家，既要不耽误学校的工作，又要包揽全部家务活儿，实属不易。上世纪70年代，孩子们都还幼小，我又多半时间在农村工作，或下乡或蹲点。因此，她不仅仅要做饭、洗衣和洒扫房舍，还要劈柴、捣炭、担水、甚至上市场买菜，去粮站买粮，是名副其实的门里门外一把手。每逢冬季，她的两只手被冻得裂开一道道带血的口子，我有时回去看见有点心疼，也很内疚，但又实在爱莫能助，无法代劳。偶尔有空儿，想帮助干点活，她又总是让我多休息一会，千万不能误了公家的事儿。更让人难忘的是，那时在榆林城因为没有住房先后搬家四五次，我竟然没有一次在家，都是她和三弟保青以及内弟茂成带领孩子们搬迁的。幸好那时也没有大一点的家具，不然，她们会吃更大的苦头。总之，在我的记忆里，玉英在50岁之前，从来没有午休过，一回到家就手脚不停地干活。她的吃苦耐劳，每每令我感动。因此，我曾开玩笑地称她为家里的“女铁人”。

二是她勤俭持家的作风，使我家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上世纪70年代初，母亲随父亲工作单位搬迁到绥德龙湾后，我这个小家庭便开始了单独生活。虽然我那时担任着公社党委书记的职务，直至提拔为县上的副职领导，工资仍然是十几年一贯制，每月仅领取38元钱，除去伙食费和零花钱15元，只余23元交回家里，加上玉英23元的工资，每月用以维持家计的总共只有46元。就凭这点少得可怜的钱，全家5口人的穿衣吃饭、来人待客以及孩子们的学习费用都得开销，其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记得，那时一日只有两餐，上午一般是玉米馍、小米汤就咸菜，下午是菜和面。如果我回来了，第一碗吃的是捞面，第二碗就同她们娘们儿几个一起吃稀菜和面，面汤连一点也舍不得倒掉，全部和着酸菜与少量的面条吃了，菜和洋芋也不太多，偶然能吃上点豆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3个孩子吃玉米馍有时也不能管饱，剩下几个还得藏在较隐蔽的地方下一顿再吃，生怕哪个孩子看见了由不得吃掉。如遇时分八节，在街上买一两斤碎粉条便算是调剂了，肉食根本不敢奢望。有一年春节，玉英在娘家拿回来三四斤羊肉就凑合着把年过了。至于穿衣则更是缝缝补补，能省就省。过年时，从来也没有给孩子们换过一整套全新的衣裳，一人能有一件新衣就挺不错了。记得1974年，我去西安开会，在一商店看上一件女式蓝呢子上衣，想给玉英买，又觉得60多元钱太贵了，我两个月也节余不下这么多钱呀。为此，前后在这里跑了3回，最后才咬着牙买了回去，玉英把它当作最高级的衣物穿了10多年。大人和孩子们穿的内衣也顶换不开，有时晚上脱下洗了，在火炉上烤干，第二天还要穿。玉英有件贴身的汗衫，已经烂得两面全成了网眼，仍然舍不得丢掉。1977年冬季，我在陕西省委党校学习临近结束，玉英带着女儿红梅搭乘榆林县委的小车来西安转了几天。回去时因为带得钱不多，基本上没有给孩子们买多少糖果食品之类的东西，衣物连想也不敢想。除此，每当她伤风感冒，从来也不卧床休息一天，更不会去医院买点药吃，只是一边流着鼻涕，一边做家务，既怕耽误干家务活，又怕买药花钱。就是如此窘迫的生活，玉英还是靠着自己的克勤克俭，尽量地撑持着这个家庭。俗语说，“富怕盗贼，穷怕来客”，我家自己的食宿都不宽绰，偏偏那时双方的亲戚还来得不少。在这种情况下，玉英宁愿自己多吃苦受累，也从不慢待客人，使我们老张家扶持亲友的家风得以传承。其间，玉英究竟吃了多少苦头，也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

说其功高，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她养育了3个儿女。大儿子张明，1963年8月在吴堡县宋家川出生，满月不多时玉英便去学校教书，因为自己的奶水不足，又怕影响孩子的发育，就用本来很少的工资雇请了王家川的一个奶妈喂养。来榆林后，又曾带着儿子到离城百里以外小壕兔公社的耳林小学任教。在那个居住特别分散，生活习俗与吴堡迥然不同的没毛滩里的学校，母子俩生活有诸多不便，竟至发生了孩子因年幼不懂事，喝了点灯用煤油的危险之事。1967年3月中旬，玉英怀着身孕去古塔公社殿皇峁小学教书，可能是因为刚开学打扫教室和搬移桌凳受了劳累，就在这所设置在古寺庙的学校里，生下了二儿子卫明。当时，同她一起住校的还有一名未婚女教师，不要说找妇产科医生，就连一块尿布也未准备好。除了生产的艰辛，生孩子以后又及时吃喝不上，不得已只得在产后一礼拜就坐着驴拉车回到了榆林家中。1970年春，玉英又带着刚过百天的女儿红梅乘坐大拖拉机，随我去了榆林西北面的补浪河公社学校任教。其间的行路之难和生活之苦，前面已经叙述，在此不再赘言。为了把3个孩子培养成人，玉英所花费的心血，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城内三完小和附小，她每天都要比孩子们早起，催促着一一起床后，娘们儿几个空着肚子一同去学校。放学后再一起回来，赶紧生火做饭，晚上在孩子们睡下以后，还得给全家人缝补衣服，直至很晚才能休息。有时，哪个孩子风寒感冒，一边急着买药疗治，一边还不敢耽搁学校的工作。1972年4月，女儿红梅出麻疹引起急性肺炎住院，玉英吃不进饭、睡不着觉，日夜守护着女儿，直至痊愈。在3个儿女相继升学和参加工作并成家后，她又接着帮助儿子们抚养两个孙儿笑笑和欢欢。上初中的前两年，两个孙子都在我家里食宿，玉英既要照顾孩子们吃好喝好，还要督促完成作业，照着不让他俩跑出去生事或进网吧，整天牵肠挂肚，有操不完的心。除了生活上养育儿孙，让他们健康成长外，她还得言传身教，培养儿女和孙儿们走正路、做好人。尽管有时因急躁也打骂一下，但从心里却充满着无限的疼爱。现在，我的两个儿子在榆林，女儿远在新疆，都已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无论在单位工作，还是在社会上为人处事都是相当优秀的。两个孙儿都是在读大学生，学业也都不错，而且识理懂事，人逢礼至。外孙女刘悦今年将要升高中，是个挺乖巧伶俐的好孩子。所有这些儿孙们的成就都饱含着玉英的心血。当然，与我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是玉英对我的工作的全力支持。我在公社任职的那4个多年头里，她带着3个孩子独自承担着家里的一切，生活的拮据和家务的劳累都没有压倒她。那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固定的住房，为此她多次找县房产管理所的人，受尽了人家的冷落和白眼还不予解决。最后，还是我求县委组织部的领导给打了电话，才在秦庄梁上解决了一间房子，有时一家5口人挤在一盘小炕上连身也翻不转。我到县上开会一结束，第二天就得返回公社，家里的事一点也帮不上。所以说，她把家庭料理好，让我无后顾之忧，就是对我工作的最大支持。我被提拔为县“革委会”副主任后，分管着文化、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的工作。玉英无论在榆师附小教书，还是到县教研室上班，都能恪尽职守、努力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任务，同时能和气待人，绝不让人家说长道短。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从来也不打问、不参与我所管之事，也不代他人在我跟前说情“走后门”。这就使我可以理直气壮地秉公办事，搞好工作。从1988年到1997年的近10年时间里，我又一直在子洲县政府工作，家里有了孙子，玉英成天乐不可支地忙个不停，衣食住行等方面也逐步好转起来了。同时，她对单位同事或者上门的亲戚和朋友仍然能够热情相待，从来没有表现出一点“县长太太”颐指气使的样子，受到了众人的好评。近几年，她退休以后，家务活儿相对地减轻了，也能参与凌霄广场上集体跳舞等锻炼活动，才有时间开始注意自身保健了。同时，对我的调节饮食控制血糖一事，尤为倾心，每天调剂着让我多吃低糖、低盐和低脂食品，以利身体健康。有时，还四处打问偏方和验方，想办法看能否彻底根除这一顽疾。对家里双方的亲戚朋友，凡是有困难者都能伸手援助。特别是在我的两个妹妹玉芳、爱芳先后住院期间，玉英曾多次到医院探望，关切备至。因而，她们齐口称赞她是一位好大嫂！所有以上老伴这些行为，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2003年农历八月八日，是玉英的六十岁生日，我们还在新疆昌吉，亲家陈彩霞张罗着全家人在一起聚餐，并买了蛋糕、鲜花，为她祝寿。我俩除了合影纪念外，我还特意作了一首嵌名诗，用以表达对她的祝福和赞美。现附录于此，作为留念：

为玉英六十岁生日而作

玉树临风臻六旬，英华培育四十春。

生年勤俭不言苦，日月操持无倦身。

快意相夫情愈真，乐然爱子举家亲。

安抚孙辈心痴醉，康健温淑福寿人。

癸未年八月八日

如果说我这一生还算取得一些成绩的话，那就像歌曲《十五的月亮》中唱得那样，其功劳有我的一半，也有玉英的一半！

另外,我的二弟保新，在市中小企业局(原乡镇企业局)担任科长，工作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在干部中威信很高；三弟保青，在榆林开发区房地产公司负责，工作一贯认真，敢抓敢管，职工非常拥戴他。他俩有时工作忙得连节、假日和星期天还要加班加点，仍然不忘记隔一段时间就到我家里来走走，看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在我未调回榆林时，三弟和弟妹刘利亚经常替我关心教育孩子们；二弟同弟妹张玉琴从省化安公司调回榆林后，帮我在地区水务系统解决了一套住房。特别是在父母亲去世以后，两个弟弟对我这个大哥更加敬重，时刻关注着我的疾病治疗和健康状况。侄子张丹及妻子杨跃，侄女艳梅和女婿张鑫工作也非常繁忙，有时还抽空带着小孙子畅畅和外孙女朵朵，来家里看望我们老两口，孩子们的孝心显而易见。大妹玉芳和妹夫慕建福，二妹爱芳和妹夫辛维龙都对我们也十分关心，她们在吴堡时经常打电话问候，近几年先后来到榆林，抽空就来看望，还带着牛奶、水果等绿色食品供我食用，对我精神上也是一个很大的慰藉。在他们的影响下，外甥慕慧军和妻、女以及辛宇、燕儿、腾腾和惠惠，也都在时分八节前来探望。还有在陕西师范大学的堂兄保琛（政飚）和嫂子周桂香每隔一段时间，就通过电话关心我们全家人；在榆林的堂弟保国和保旗，堂侄张飞和丕兴两家，逢年过节，常来登门拜访。除此，住在吴堡农村的内弟弓茂旺、茂海与茂成三家经常打电话或委托儿女问候我们。在榆林的内弟茂武以及米英、润英和东英3个妻妹，每次来我家总是要拿点牛奶、鸡蛋和自己加工的食品，让我注意饮食，保重身体。外甥女白彩琴，是榆林二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又和我住在同一个单元里，她和爱人赵奋伟自然成了我最好的保健医生。只要稍感不适，随叫随到，精心诊治，使我的血糖偏高的顽疾得以控制。正是这些家人和亲戚朋友们的关怀，使我生活在一个温暖舒心的环境里。因而，我特别喜欢腾格尔唱的《天堂》中：“……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那浑厚高亢的乐句。每听一次，都能在我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同时，我手机上设置的彩铃声，一直是美国萨克斯演奏家肯尼基的乐曲——《回家》。目前，我心情舒畅，住着宽敞而明亮的单元房，衣食无忧，享受着人生晚年欢乐有趣而又健康幸福的生活。对此，我是十分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