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保真六十年

时间：2023-0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年初，保真以其回忆录书稿见示，我得以先睹为快。我俩都将年届七秩，总角之交，延续至今，算来已是六十个年头了。我与保真同生于1943年，是吴堡同乡，小学同校，初中同级，高中同班的老同学。也就从那时起，我和保真有了更多的接触。保真出身领导干部家庭，他父亲步殿叔时任吴堡的县长，是一位廉洁奉公，生活俭朴，平易近人而被群众誉为“布衣县长”的好干部。

年初，保真以其回忆录书稿见示，我得以先睹为快。洋洋30万言，是他成长、学习、工作、生活和身为基层官员的所见、所闻、所历、所为、所感的真实记录。其中的社会环境、政治风云以及一些人和事，是我们所共同经历过的。因之，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时地把我带回那逝去的岁月，勾起对往事的回忆。我俩都将年届七秩，总角之交，延续至今，算来已是六十个年头了。回首往事，依稀都在眼前，“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真有“弹指一挥间”的感慨！

我与保真同生于1943年，是吴堡同乡，小学同校，初中同级，高中同班的老同学。又是曾经的玩伴、同事、朋友和一生的莫逆之交。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几十年来，在我成长的道路上，人生旅途中，从生活到工作，时时都有他的关怀与帮助。在身处逆境和人生的紧要关头，每一次都是他伸出无私的援手，帮我端正思路，克服困难，纠正错误，走出困境。

我们相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两人都在县城唯一的一所小学里上学。他曾因病休过两年学，所以我是小学五七级，他五八级。虽不是一个班级，但课余常在一起玩耍。中间，他还曾去绥德保育小学上过一段时间，后又转回。小学毕业时，他仍在宋家川完小。我因少不更事、贪婪课外闲书，没有学好功课，结果小学毕业，没有考上初中。那时不懂，也不时兴补学，年龄尚小就呆在家里赋闲。因父亲是医生，恰好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因家庭贫寒，年龄较大，想随父亲学习医疗知识，掌握一门谋生技艺。就此，我俩相约作伴，在父亲的指导下，每天在我家阅读、背诵一些中医中药的启蒙读物，有时还练习写写毛笔字。就这样懵懵懂懂学了将近一年，也不知下一步到底干什么事？

1958年夏，吴堡在县城新开设第二中学。得知消息后，父亲特别庆幸我上年没有考上倒是件好事。因为1956年开办的任家沟中学，在离县城二十多华里外的山沟里，交通极不方便，怕我年龄小拿不了身子。原本就不想让我去那里，这下因祸得福，可在家门口上学了。听到消息时，离招生考试只丢一个来月的时间了，家里这才又叫我再去读书，准备考试。我找出已丢弃的残缺不全的课本，开始复习功课，并抽空跑到完小的毕业班，了解考试的有关情况。也就从那时起，我和保真有了更多的接触。我们一起谈童年趣事、讨论功课，也拉家常。记得，拉的最长的一次，是在前坪的井沟桥上。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我俩一直拉到深夜。在家里我虽然是独子，而且是父母亲生育的七个孩子中，唯一活下来的最后的一个。我的老家樊家圪坨，是土地革命时期的红白拉锯区，在战事频仍、匪连祸接的年代，家里生活极度贫穷，加之农村又缺医少药，在我前面，因贫病冻馁，天灾人祸，先后死去三男三女六个孩子，最大的五岁，最小的才一岁多。1943年冬，父亲已是三十七岁时，才又得了我这根独苗。我的生母在45年秋，到榆林看病时病故。死后的殓衣棺木全靠在榆的吴堡老乡、朋友们接济、周转、借债或赊欠置办的。妈妈死后，在举目无亲的异乡，父亲一人一手，拖着不到两岁的我，又当爹，又当妈，父子常常相对垂泪，苦不堪言。他居家行医，没有固定的诊所药堂，靠出诊看病维持生计，却一步也离不开家门。为解燃眉之急，在好心的老乡们的帮助下，家里有了我的继母，并带来了大我八岁的继姐。从此，父亲就靠他时多时少的微薄收入，养活这一个四口之家。解放前夕，全家回到吴堡老家，父亲因有医疗技术，被安排在刚成立不久的县保健药社工作。虽然每月薪酬仅有三斗半小米，但总算有了固定的收入，家也搬在县城居住。在别人眼里，我该是家里的宝贝疙瘩，掌上明珠了，但“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普天底下都一样，我也不例外。加之，父亲是位老学究，信奉的是“吃娇穿娇，王法不娇”、“严父慈母”。父子间几乎从来没有过什么沟通。过分严厉的管教，让我不敢对他讲一句心里话。遇到伤害，受了欺负，也只能忍气吞声肚里咽。童髫之年，看到别的小朋友们，在父母面前任性撒娇，那样地受到父母的宠爱，心里无限羡慕。保真听着我一桩桩、一件件的叙述，不甚唏嘘，深表同情。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噙着热泪，向一个同龄小伙伴，敞开心扉，讲述我的不幸遭遇和少年饱识愁滋味的悲苦心情。他虽然只大我几个月，但像大哥哥一样宽慰我，勉励我，使我感受到了从未享受过的人间温暖。也就从那时起，他就成了我唯一的、可以诉说心里话的至交好友。我们相约在河滩散步，在护堤林里玩耍，一起逛街看热闹，在沙渠买得吃刀刀碗托和空壳芝麻烧饼，还有乡下农民进城担挑的桃子、梨和小沙果。每次都是他付钱，我因为家里从来不给一分零花钱，常无分文，时间长了，心里实在不好意思就推托着不和他出去了。他看出了我的心思就说，家里每月给他3元零花钱，谁有就花谁的，叫我不要想那么多，而且还是常来找我。那段时间，我只有离开家，特别和他在一起时，才是一天最开心的时刻。

在全国各行各业一片大跃进声中，仅有几万人口的吴堡小县，也迎来了教育事业的大跃进。仅61届就招收了8个初中班，任家沟中学6个班，宋家川中学两个班。考试后我俩一起被宋家川中学录取，他甲班，我乙班。

保真出身领导干部家庭，他父亲步殿叔时任吴堡的县长，是一位廉洁奉公，生活俭朴，平易近人而被群众誉为“布衣县长”的好干部。时至今日，在吴堡城乡仍流传着其勤政爱民的感人故事。他在父亲言传身教的熏陶和影响下，诚实善良，正直俭朴，学习勤奋，尊师爱友，全然没有一点当官子弟的派头和架子，在师生中人缘极好。开学报到的那一天，他早早约我一起去了学校，并对我说：农村同学路远，赶来就晚了，我们看看宿舍、教室还有哪些需要整理和没有处理好的事情，提前帮着干干。报到开始，在班主任老师的安排下，我们就做了一整天的新生接待工作。班上评定助学金，他带头第一个申请不享受，并动员我也写了申请书。他诚恳地、发自内心地对我讲：我们干部子弟，比农村同学经济条件要好些，即便差不多，也该把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给他人。其实他父亲虽是县长，百多元工资，却供养着他家七口，连同在老家的爷爷奶奶和三爸共十口人的生活，还要供他们兄弟和一个堂哥上学的费用。比起一般家庭，并不富裕。但他却是这样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

开学不久，学校安排了一场大鸣大放大字报活动，和上一年社会上的反右派运动一样，发动大家给学校领导和班里提意见，申明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我出于好奇和调皮，给一位班干部又是写大字报，又是画漫画。批评他对人说话，老是板着面孔，态度森严。其实，事后长期相处发现，这个同学天生就是这样的面孔和习惯，也并没啥恶意，我们后来相处得很好。可是，就此惹下了大祸，全班小会检讨，大会批判，搞得我灰头土脸下不了台，精神受到很大压力。这是我走出家门，到社会上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和冲击，思想十分苦恼。保真耐心地疏导我，帮助我认识错误，要从中吸取教训，努力学习，力争做好人好事，重头做起。不久，全校师生投身大跃进，开赴横沟公社参加秋收、秋翻劳动，我俩虽然从小都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体力又弱，但绝不落后。一天下来，腰酸背疼，却从不叫苦，手掌绽开了一道一道的血口子，把手帕撕开缠在手上，继续坚持大干。休息时间，还主动办简报、黑板报搞宣传，深受同学、老师喜欢。直至学校领导担心我们常此下去恐怕身体吃不消，才专门抽我俩提前回校，另行在校内安排了工作任务。

一个学期下来，我以作文优秀奖，读书竞赛优胜奖和三好学生，受到学校的表彰和奖励。第二个学期，也是在他的带动和敦促下，写了申请，并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组织，还担任了学生会干部。

1959年，合并大县时，他随父亲调动搬家，转学绥德城郊一中，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分手。我们虽然身居两地，仍不时书信往还，经常交流情况。我遇到困难和问题，总要写信告诉他，他也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我，帮助着我。

1961年，我们初中毕业之际，绥德大县又恢复为原来的四个县，步殿叔仍回吴堡担任县长职务。我俩分别在绥德和吴堡参加了升高中的考试，他以绥德大县考生中，总分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在录取名单公布的当天，他就将被录取和又分配回任家沟中学的消息告诉了我，我听了喜出望外，我们又可以在同一个学校学习生活了！因为任家沟中学只招收一个班，所以我俩还是一个班。

那年能上高中，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国家经济困难，大幅压缩招生数量。我们全班共招55名学生，其中从宋家川、任家沟、枣林坪三所中学，10个毕业班的考生中，录取了45名，还从义合和吉镇两所中学分来10名。宋家川中学的两个毕业班，甲班考上4人，乙班只我一人。兴奋之余，我们思忖：这届高中招生人数如此少，赶到三年后我们毕业之时，国家度过了困难时期，教育事业肯定还是要大发展的，到那时考大学，相对就会容易多了。所以，我们暗下决心，相互鼓励，一定把握住这难得的机遇，努力学习，争取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但现实却不容乐观。刚到新学校，同学间相互生疏，老师也生，学校地址在农村不算，还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峁上，周围连户人家都没有，只能看见对面隔沟堵着的一座大山。每顿饭又吃不饱肚子，对我们这些自小城里长大、从没有离开过家门的人，实在是一大考验。

几个星期下来，随着功课的紧张，环境的熟悉，心情也逐步地好起来。保真在校团委担任委员，以后又和我一起在学生会，他任主席。他以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热情工作，处处做出表率，给我和同学们以极大的影响。第一学期下来，我以全5分的成绩，忝列学校甲等优秀生。但我自己心里最清楚，功课并没学扎实，比之初中课程掌握程度相差太远，特别是数学和外语，所以也就全然不在意这些事。第二学期开学典礼，经全校大会一表彰，舆论哗然。本来就是徒有虚名，这一下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精神上有了极大的负担。

进入62年，大跃进、“共产风”的恶果凸显出来。天灾加人祸，造成的物资极度困难，生活用品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饥饿狂潮席卷全国。初、高中在校学生，都是十四、五到十八、九的姑娘、小伙，要完成学习任务，还要参加一些集体劳动，可是每天的伙食，顿顿都是连壳高粱磨碎的馇馇饭，稀的照见人影，一碗里也淀不出二两粮食来。加之，又没有任何蔬菜、副食，饭碗放下没一阵，两趟厕所跑得又饿了。成天饥肠辘辘，终日无精打采，走路快点，都觉得气喘汗出，头晕眼花。学校实行大礼拜，两周并起来，放假两天半，让学生回家带点干枣、粗糠炒面、洋芋擦擦等充饥干粮。因饥饿，一度曾停止上体育课和晚自习。不少同学还是因为带不起口粮或忍受不了饥饿而纷纷退学了。这期间，我的学习成绩也大幅下降，课堂小测验曾创下20分的考试记录。

就在这年的暑假，未婚妻王粉莲刚刚初中毕业参加完升学考试，家里就要为我们办理婚事。本来我们约定好，在高中毕业后，或至少要在有一定经济能力时再考虑。我一再向父亲恳求说，我还在上学，还要家里负担，不能再增加一个吃闲饭的了。可是父亲却以我的继母年龄大了，需要人伺候为由，坚持他们的主张。同时，动员了亲朋到家里劝说，给我施加压力。甚至还以不结婚，就不供我继续上学相威胁。事后得知，其实是看到世事混乱，到处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做父母的，给儿子好坏成个家，也算完成一件“任务”，了却一桩心事。正在这时，保真因他妈上年冬天起就一直有病，身体不好，家里人口多，需要有个人帮助料理，而打算结婚。父亲得知后，态度更加坚决。保真也劝我说：也许老人顺心了，家里的情况会好点，结就结吧。我实在别无选择，只得屈从。好在有个伴，两人同时操办，心里上也是种慰藉吧。于是，我们两家就在8月5日（农历七月初六）同一天举行了婚礼。

不过，婚后的情况没出我所料，家庭矛盾更加复杂化了。继姐已是有了三个孩子的五口之家，既住在一个院子，又同家吃饭，他们夫妇都上班，两家九口人的家务活全是粉莲一人的事了。除了辛苦劳作，继母的挑剔，无端的指责，甚至无中生有的诬陷时有发生。可怜粉莲既受苦，又受气，却没个地方好说，唯有整日以泪洗面，有几次实在想不通，曾想自寻短见。全凭保真的妈妈郝婶和妻子弓玉英，是她唯一可以告苦的地方。郝婶是一位淳朴善良、宽厚仁慈、极具同情心的好妈妈。每当这时，她总是边陪着粉莲流泪，边好言相劝。她们的一再规劝和开导，给粉莲以极大的鼓励，增加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后来，为了缓和我们的家庭矛盾，也为我们增加点经济收入，玉英在生大儿子张明时，推荐粉莲接替了她的民请教师工作。此后的几十年相处中她俩也结下了深深的姐妹情谊，无话不谈，遇事相互照应。粉莲手术住院期间，玉英多次跑到医院看望，还从家里做了可口的饭菜送到床前。

物质生活的每下愈况，家庭矛盾日渐尖锐和表面化，使我左右为难，极度苦恼。每个大礼拜回家，别人是享受亲情团聚，犒几顿饱肚子，我呢？一面是继母无休无止的埋怨和唠叨，一面是妻子深受委屈的泣诉，甚至提出要离婚回娘家去。面对如此情况，我哪还有心思学习？家里给我打问下个用临时工的公社医院，工作是做饭兼抓药。我也打算退学，去打工养家糊口。就在这个重要的抉择关头，是保真坚决地把我留下的。每个礼拜，我俩都是相跟着回家，相跟着返校。那一个礼拜天回去，我决定再不去学校了。到返校那天，保真照例提前吃过下午饭，来我家找我。我已不打算返校了，还在离家约一里多远的黄河滩，父亲开垦的菜园子里挑水浇地。他得知后，气喘吁吁跑到地里来，催着我赶快走。我说不去了，他说你非走不可。并且说我不走，他也不走了！就这样硬着把我拽回家。磨蹭到动身，已是日落西山天近黄昏了。过了猴桥，还没爬上任家山，天就黢黑伸手不见五指了。隔沟的村子里闪烁出点点灯光，四周寂静无声，我们仅凭着微弱星光在脚下被踩实的黄土路面上反射出的微光，摸索着前行。他耐心地对我晓以利害，要我再大的困难也绝不能退学。我们走走歇歇，赶到学校已是夜深人静，同学们都已进入梦乡，少数几间老师的宿舍还亮着批改作业的灯光。次日，班主任李美瑞老师又对我进行了耐心地开导和劝说，我被他们这深深的情意所打动，才又重新改变了主意。

在那极其饥饿的日子里，家里几乎没有给我带过几次干粮，而我假期和礼拜天的粮票，却得按天计算如数交回家里。为了帮助我进一步稳定情绪，安心学习，保真就把他礼拜天回家结余出的粮票，给我买饭用，家里拿的枣子、炒面，也大半给了我吃。

从初中到高中，保真一直都是学生干部，他为人正直坦荡，聪明好学，工作热情，有坚强的毅力和自律精神，学生时代就显现出较强的组织才干和领导能力。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和同学相处，举止热情大方，言谈诙谐幽默。他的文科水平很好，思维敏捷，嗓音宏亮，很善于大会即席发言和演讲，声情并茂，极富凝聚力和鼓动性，深得老师垂青和同学们的好评！我们共同爱好文艺，喜欢唱歌和表演，学校的文艺晚会，经常是同台的演员。秧歌、说唱、快板、相声、歌剧、话剧，我们几乎都曾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给文化生活贫乏的校园和周围村庄的老乡们，带来欢乐和生气，受到普遍欢迎和好评。直至时隔30多年后，我们回校参加校庆活动时，几位邻村的农民来学校看热闹，碰到我们时，还记忆犹新地伸出大拇指说：你们那会儿的学生，戏演得真好！由于我们的班主任李美瑞老师擅长文艺，拉一手好二胡，也善于组织编导，班上还有宋相仁、张培兰等一批特长和爱好文艺的同学，班级间的文艺比赛，我们常常名列前茅。64年“五·一”文艺比赛时，我们已进入停课复习、准备迎战高考的阶段，放弃了参赛。可是老师和同学们都希望我们班在离校前能再出个节目。为了不辜负此番美意，我们就在不影响复习的情况下，只利用了两三个下午饭后的活动时间，突击编排了一个短小精悍的表演唱《我有一头小毛驴》，我和保真仍然是主演。演出时掌声雷动，一举获得第一名。

62年至64年的寒假期间，我们都按照学校的要求，和西安、榆林以及外地寒假返乡的同学一起，积极参加了吴堡县城的春节文艺宣传活动，除内容丰富的各类小节目外，曾排练演出了《三月三》、《空花轿》等大型剧目，轰动一时。就是在64年农历正月初八，妻子粉莲临产的那天，我和保真还在一起忙着闹秧歌、搬水船。赶演出结束回家时，女儿已经生下了，所以取名“欣舞”，取欢欣鼓舞之意也。

1963年的元旦前夜，皓月当空，遍地银辉。已是夜里10点多钟了，我和保真还站在教室外边的一斋脑畔上继续交谈着。话题从两年半的学习生活，苦乐岁月，拉到了如何迎战高考，各人的志向和准备选报的学校等等。李美瑞老师曾多次说过的：“大学是知识的海洋，是年轻人学习和增长才干，为将来实现理想而打基础的地方”的话，一直激励着我们。我们沉浸在美好的憧憬里，设想着明年的这个夜晚，我们会在哪里？可能在不同的城市，也可能在同一座城市的不同学校。我们相互鼓励着，成竹在胸，信心十足，志在必得！

毕业的学期过得特别快，转眼已到考前报名、体检了。万没想到的是，34名同学中，竟被检出了5名肺结核，其中就有张保真！放射医生是我小学同班一位大龄同学，小学没上完，就不见他了。听说在我们上中学期间，他曾在某部队卫校“速成”了两年，早早地就当上放射医生了，成为我们高考的体检医生。这突然从天而降的检查结果，真是晴天霹雳，一下让我们掉进痛苦的深渊！我们相对无语，欲哭无泪。看着他一脸的无奈、呆滞的眼神，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安慰他？十几年的学习，特别是高中三年的苦读，临到面前的高考资格，竟被一笔勾销！这样的事实真是令人难以接受。可当时竟没想到去别的医院进一步复查！事后，才发现纯属误诊，根本就不是肺结核。大概5个“肺结核”结论，不知是否有一个是真的。但高考已过，一切都已无法挽回。我的这位放射医生同学，直至20年后的84年，与我一起参加中级职称晋升考试时，还因理论考试成绩不及格而无法晋升，可见其业务水平之高下了。

在同时被检为“不合格”的其他4位同学提前离校回家后，保真却没有表现出一点消沉，而是以更大的热情，包揽了班委会、团支部书面总结和一些公益劳动，帮助同学们洗床单、洗衣服，使大家能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搞好复习。他就这样一直坚持到考试的同学离校，步行到张家墕才挥手告别，各奔前程。

毕业前，我们曾互赠了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礼物。他特意为我挑选了一部精装《全国中成药处方集》，在扉页上工整地题写上：“谨记：本领要在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施展。”；“要想笑到最后，笑的最美，须得吃苦在先。”后来的事实是，我没能成为一名医生，有负家父的心愿和好友的希望，但这部书和他语重心长的寄语，却伴随了我一生。我送他的是，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同志，以笔名马南邨出版的《燕山夜话》合订本。因为我在此前，先后断续读到邓拓先生《燕山夜话》的部分文章时，为先生渊博的学识，犀利的笔锋，绝妙的文章所震撼、倾倒，曾把有些篇章反复颂读，奉为圭臬。这是我最最赞赏和心爱的一部著作，所以专门从书店订购了收录全部156篇文章的合订本，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他。在他65年去榆林前，此书又留在我手。没想到，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燕山夜话》竟成了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报章杂志上、广播里声讨、批判的文章铺天盖地。可是，在吴堡这个小县城里，看到和阅读过此书的竟廖无几人，更不了解其内容，整天在大呼小叫地批判，却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都在相互打问着想一睹其庐山真面目。政府办李晨辉主任，得知我有此书后，如获至宝，立即取去一读。没多久时间，就在县委书记、县长等几位主要领导和部局长中传阅开来。当破“四旧”、“大批判”的烈焰狂燃时，为了免遭“传播毒草”之祸加身，我几经周折，才将书追回，并在群众组织的会议上，当众销毁，免贻后患。但内心却深感可惜！

临近考试，保真在生活方面对我特别地关心。我心里明白：两人憧憬的大学梦，只能由我一个人去拼搏了。他给我寄予的是多么大的希望啊！此情此景，每当忆及，宛如昨日，终生难忘！令我俩始料未及的是，我虽然参加了高考，却也没逃过“入另册”的命运。按考试答题的情况看，省内的医学院校应该是没啥问题。我班的高佩玖同学年龄最小，成绩较好。考后，按他了解的情况，用他的话说，如能考上三名该有我，考上十名就有他。可是录取通知下来，他这个估算的老十，被西安医学院录取，我却“名落孙山”了。那正是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时期，我父亲解放前夕曾被迫集体加入过国民党，岳父家又是地主成分，细想来，这也是“罪有应得”！

暑假结束后，考上的同学陆续去学校报到，宋家川是必经之地，他们大都分别到我俩家里来道个别，安慰一番。下半年开学，李美瑞老师在他新带的高一班开主题班会时，特别邀请我和保真去参加，为同学们介绍了学习经验。可是我们自己，却都因人为的原因没能进入大学学习。

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要政府安排，不像现在，可以自主择业，失了学，也就失了业。除了做做家务，就是帮助街道、文化馆，搞些宣传和公益活动，再无所事事。苦闷、迷茫、彷徨。每天起来，不是保真到我家，就是我去他家，我们一拉就是一整天，无主题，无目标，就是不知哪来那么多的话可拉？一度，我们的高年级同学宋桂嘉和宋侯英的家，曾是大家去得较多的地方。特别是在排练春节文艺节目期间，排练一散场，就喜欢去她家。桂嘉和侯英是绥中高中61级的学友，毕业后结为爱侣。他俩都是学校的高材生，是班里、级里的学习尖子，全面优秀并特长文艺。桂嘉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是学生党员干部，毕业后从省报记者干到《陕西日报》副总编辑兼《三秦都市报》总编辑。侯英因家庭出身而无缘大学，居家赋闲。一位学友曾送她小诗一首:“君为女中魁，处境实堪悲。若非政策致，定然满天飞。”此话不谬，在时隔20多年后的自学考试时，她虽历经磨难，拉扯大三个孩子，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却仍以骄人的实力，20多门课程一次考试过关，而获得本科文凭。后来，成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那时，大家都是年龄不差上下的同时代人，类似的经历，共同的遭遇，相同的境况，使大家有着共同的语言，一致的诉求与愿望。在一起时，有慷慨激昂的陈词，有委婉道出的心曲。一则风趣幽默的打油诗或笑话，常常会引发一场哄堂大笑；一段个人凄苦悲切遭遇的叙述，每每令满屋鸦雀无声，唏嘘不止。笑声、哭声、喜闹声，轮番登场。在这里，大家都是那样亲昵、和谐、放松，其乐融融，都暂时忘却了生活的一切烦恼！

1965年初，保真参加了从全区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小学教师的考试，考取后去了绥德师范短训班学习。7月份被分派到榆林县工作，家也同时搬走。我在宋家川合作旅社干服务员的几个月，边上班边复习功课，打算再次参加高考。就在高考报名、体检的那几天，当时的县财政局长刘振兴，派人和父亲商量要雇我为合同工，任农业税助征员，而且说一年后即可转正。当他得知我还准备参加高考时，深表支持，要我先去考试，考上了最好还是去读书，万一录不上，再来报到，他们等我。也就在那时，我继母交给我一个我和妻子、女儿三口人的粮食供应本，要我从即日起分灶另过。原因很明白：我要是考上了，得供5年学费不说，还要为我养活一个妻子一个孩子，所以才当机立断，让我别无退路。我还能有啥话可说呢？去县财政局上班。再次的高考打算，就这样不战而退了。

和我一起到财政局上班的还有一位高我一级的校友。我俩的工作是农业税助征员，一上班的首要任务就是核实全县应征税土地面积，由我俩亲自到全县10个公社226个生产大队，逐队核实自合作化以来农耕地的增减情况，以便重新确定税额。按一天一个大队算，最少也得八、九个月时间。这项工作开始后，我俩没明没黑地在一起，晚上开会到一、两点，第二天再步行到下一村。两人共同萌生了再次参加高考的念头，我将此想法告诉了保真，得到他大力支持。我打算由原来考二类医农，改考三类文史。他随即捎来了文科复习资料，同时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鼓励信，提醒我说：你原来的文科功底没啥大问题，主要在史、地上多下功夫。我们利用每天走路的时间，一起准备功课，花了几个月的苦功夫。66年“5·16通知”下发后，等来的是全国高考取消的决定。就这样，近一年的心血又付诸东流了。保真捎来的那套《古代散文选讲》，直到我87年调榆后，才奉还了他。

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和保真都以刚刚参加工作的满腔热情，怀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无比信任和热爱，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参加运动。分别在吴堡和榆林参加了当地群众组织。后来地县的群众组织上下联合，形成两大派系时，我们分属对立的组织。其间，我几次到榆林开会出差，都要相约见面拉话，办完公事吃住在他家。我们相互交流各自的看法和情况，但从没为此产生不快，言谈从无龃龉，更别说辩论、吵架。

随着“破四旧”、“横扫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日渐深入，一场史无前例的，从农村到城市自上而下的停工停产、大肆破坏古建文物、烧毁书籍字画、掘地抄家，砸烂公、检、法和揪斗当权派，使全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无政府主义大混乱。在“文攻武卫”妖风的煽动下，各地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又争先恐后，“合法”地夺取了武器，去对付另一派组织。“捷报”频传，死伤日增。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发生的一场十年混乱，是都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流血战争。事后，据权威的官方统计资料称：这场“大革命”，使国民经济破坏到了崩溃的边缘。死伤2000万，牵连伤害1亿人口。这在人类史上也恐怕是空前绝后的。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1967年秋，我到榆林开会。那时，榆林地区的两派武斗，也升级到了动用武器。就在会议报到的当天，南门口地区运输公司车站，发生了枪战。据说手榴弹炸死了原运输公司的一位领导，是军队转业的领导干部，时任派头头。次日，开往各县的客车一律停发，榆林城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我在此前，因为看到两派之间，由辩论到打架斗殴，并抢夺了武器，“文化革命”已“武化”了，便顶着同派群众的讥讽，甚至辱骂和个别人的多次上门游说，坚决脱离了原来参加的组织，洗手不干而“逍遥”了。因为担心保真的安全，就劝说他退下来。他说:毛主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就不要管了吗？我真切地体会到，他是在一片赤诚地践行着“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他还对我说：你相信我不是坏人，到任何时候我也一定不会干坏事。这一点，他就是不讲，我也是坚信不疑的。但我还是强调，到处武斗，炮火连天，后果会是怎样的？你不伤害别人，别人伤害你怎么办？如果有人伤亡，将来如何交代？万一自己遭遇不测，那又该如何是好？他沉思了一会说，我一旦离开这个组织，个人的安全已没有保证了……，我不好退下来了。面对如此情况，我只好一再叮嘱他要好自珍重后，依依惜别。根据十几年相处对他的了解，只要他认定的事，就特别投入，执著追求。正如他在上中学时，将名字由“宝珍”改为“保真”时说的那样，“保真”就是保卫真理的意思。在同学、同事、同伙中，他从来都是佼佼者，一贯如此。更何况这是党中央和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大革命。我理解他的处境，他不像我，可以走得了，躲得过，他的地位、作用，已使他“人在江湖不由己”了！只能在心里忐忑不安的同时，默默地祝福他平安无事！

几个月之后，令人担心的消息还是传来了：街上纷传着，从山西扣押了榆林对立组织的一车人，其中有张保真。68年4月18日下午，我和妻子王粉莲，还有我们共同的老同学宋玉兰，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到前街渡口看被押解回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两行荷枪实弹、凶神恶煞的武斗人员，押着几十个被绑成一长串的“犯人”。我们目光急切地在人群中搜索着，就是有他，有张保真！当他从我面前经过时，我们交换了眼色，会意地点了点头。粉莲和玉兰已是满面泪水，泣不成声了。在那种形势下，我们对他的安危甚至生命都不无担心。我一直跟随着人群，到关押他们的宋家川完小。在二层一孔我们上小学时的教室里看到他。窑洞里什么家具也没有，他们十来个人，背靠着窑洞的三面墙壁，在潮湿冰冷的石板地上坐了一圈。我们隔窗相望，两个外县的持枪人员，吼叫着不许和里边的人说话。只看见他在不停地吸烟，他过去是从没有吸过烟的，以后几十年也从不抽烟。那时的抽烟足见其恶劣处境下的苦闷心情。我急匆匆赶回家，胡乱吃了点下午饭，跑到四处找人，看能不能为他求情。好在这是在我们的家乡，毕竟有好多亲戚、朋友、同学和老熟人，可是这场“触及灵魂”，也触及皮肉甚至生命的“大革命”，使许多人灵魂扭曲，天性泯灭。我虽然已逍遥，但还仗着和他们曾经是一派的身份，去求扛枪的两位初中同学，他们都曾和保真是一个班的，求他们领我去见一下保真。一个摇头表示爱莫能助，一个竟然恶狠狠地说：保皇派头头，你还替他说什么好话？不顶事！说话中，门里又进来一个武斗队的同伙，得知我的来意时，竟挥舞着手里的武器，咆哮着喝令我立即出去。后来见到保真的一位叔父和一位他小学要好的同学等几个熟人，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设法找人安咐过了，挨打怕是免不了的，但不会有太大的事情。叫我回去，说指我跑不顶事。第二天，打听到早饭后要解押他们回榆林，赶紧煮了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又买了几个两搅面饼子，因为看到他吸烟，还特意买了两包香烟，叫他路上充饥、解闷。到完小大门外上车的地方，看到他们一个个被五花大绑。他的棉衣被打烂几处，棉絮露在外边，脸上有流淌下的一道道血印。想见他已遭受了严刑拷打。落在这帮疯狂到眼都发绿的人手里，没有生命之虞，已算万幸了。当他们被拉上车后，拿来的东西装在他挂包里，被一个装车人员，随手扔到车上的人群里面。后来从他被释放后来的第一封信里才知道全被踩踏成碎末倒掉了。

从他后来的来信中得知，在回到榆林后的当天晚上，他又被一伙人毒打了一顿，遍体鳞伤，为了打他时让他不能动弹，用电工铁钳夹住手指，两只手各有一个指头被钳子夹得血肉模糊。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挨打的地方，正是在专区“革命委员会”的院内，而后又在原党校院里关押了一百多天。获释的当天，他就给我写了信来，告诉我他在“群众专政”时被蹂躏的苦难经历。结束语是：我们的友谊是经得起任何风浪考验的！后来见了面，我才听他说，他们组团去京城上访，中央“文革”接待站和军委接待站答复的，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员，不无同情地对他们讲，全国比你们大的事件，省一级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谁还能管了你们这点事？劝他们早点回去，就地解决。他一看此情况，深知没有地方可以评理了，便宣布上访组织使命完成，决定就地解散。他本来可以在西安等地暂时避一时，可是看到同来的人中，有的人榆林不敢回去，也没有可以投靠的外地亲戚朋友，怎么办？为了对大家负责，毅然决定返回佳县城。因而才招致了被扣押，被拷打，甚至生命不保的厄运。他就是这样一个重情义、敢作敢当的人。但是在“真作假时假亦真”的社会现实里，本该可以有更大作为，更大建树，在为人民服务中可以做出更多贡献的他，真的要做到保卫“真理”，却谈何容易！

在“派委会”掌权期间，他被释放后，又遭“除名”。后来，随着机关工作的逐步恢复正常，他又被分配到边远的公社学校任教，但他的工作能力，敬业精神，使他由教育专干、公社秘书、县广播站编辑、团县委书记，直干到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先后在吴堡城关税务所、县“革委会”生产组、财政局、文工团、县医院、卫生局、档案局工作。此间的20来年，我们都奔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每当我出差、开会赴榆时，总要抽时间见面谈心。多时不见，也要写信，互通消息，所以相互的情况一直是知晓的。其间，75年2月他父亲步殿叔病逝，我去他老家褡裢坡奔丧；82年我父亲去世时，他和玉英专程回宋家川到灵前吊唁，并送来了一幅嵌着父亲名字的挽联：“秉性诚笃医德高，善医沉疴术至精”，表达了对父亲的崇敬之情。这是我们见面时间较长的两次。

记不清是哪年的冬天，就是他在县广播站工作时，我到榆林出差。他因值班晚上就住在办公室。我为拉话，也住在他的办公室。一拉就是一个通宵，不知不觉就天亮了。那时，正是“造神”运动甚嚣尘上的时期，早请示，晚汇报，“最高指示”天天颂，四个“伟大”震天响；林彪溜须拍马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也成了“绝对真理”的时候。正如后来南开一位教授打油诗里写到的那样：“信到迷信不知悟，朝三暮四全维护，睁着大眼一走神，多情反被多情误。”大家心里都明白，可谁又敢提出异议？人们仅有的一点才智只能用来保护自己，免遭不虞之祸。我在他面前，却是口无遮拦，尽述己见。听完之后，他瞪了我几眼，以爱切的口气说：你可千万不敢在外人跟前乱说，这是要被打成反革命的！我说我知道，别人面前我是不敢说的。还有一次，就是在“四人帮”一伙，紧锣密鼓准备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候，《人民日报》的文章头版头条，以特大号字发表了《评大法家吕后》的文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稍有常识的人，一眼就看出来，是为女皇登基制造舆论。我在保真面前放肆地数落、指斥了江青欲做现代女皇的露骨表演和宗宗恶行。他训斥我：你还想不想活了？我说当然不想死，就在你这儿说说，知道你不会告发我。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比我更清楚，更明白。只是我性格一贯浮躁，爱冲动，沉不住气，他从来都比我成熟、老练、有涵养。

到后来，郝婶又搬回了宋家川居住。保真弟兄都是大孝子，每年全家人都要回家和老妈妈一起过春节，到时我们就常能在一起。婶子家里一孔窑洞，儿孙们回来，分散在亲戚朋友家居住。保真和玉英住在我机关办公室。那会生活困难，每次回来时，总少不了带给我豆腐、韭黄等榆林的特产。在公社工作时，还有打来的兔子、山鸡等野味。

1987年，我因孩子的读书问题和工作的不顺手，想改换一下环境。又是在他的周旋和帮助下，经地区卫生局李守飞局长批准，调来榆林。当时他在地区中医院任书记，我在下设的中医研究所工作，成为上下级同事。一起工作一年后，他去子洲任职。因家都在榆林，往来的机会就多了，我在南郊中医院住的那几年，离城七八里路，公交车又极不方便，只要进城，必去他家，休息喝水，有时吃饭，到一起拉话叙家常。

我妻子王粉莲和三个孩子及女婿的转学、调动、工作变迁，大都离不了保真的帮忙。凡是能帮上或需要他出面的事，保真都全力以赴，如同他自己的事情一样认真。

保真的勤政廉洁、官声清明，是继承了老县长步殿叔的家风的。他76年起就担任副处级领导，到88年冬去子洲工作时，家里只有一台14吋的黑白电视机，其它电器都没有。89年我出售了两孔窑洞，首先就添置了一台大彩电。手里还有余款，主动借给他3000元，专门送到玉英手里，叫她无论如何先买台彩电看。过几天，玉英将钱“完璧归赵”，原数还来。我不明白是啥原因，玉英才告我，保真说，咱的经济状况还达不到那个消费水平，这事又不急，等咱有了钱再买不迟。就这样，他家看彩色电视，比我还迟了几年。可是就在此前不久，一位在吴堡工作，而家在子洲的同志，因家庭特殊困难，多年调不回去，在保真帮忙下调回子洲。因心存感激，怎么也要送点钱表示谢意，保真却一再做工作，坚决拒收。仅我知道的这些小事，足见其人品之高洁。

2001年9月29至30日，我和保真相约一起回到母校，参加了建校45周年校庆活动。同去的还有同班的张培兰、景明则同学。保真代表老校友讲了话，感情真挚，声情并茂，多次被热烈的、长久的掌声打断，博得大家的一致赞扬。遗憾的是县上领导过多干预，时间没选在长假期间，给县内老师、同学们通知的方法欠妥，致使外地学友回来不便，县内师生参加的很少。适逢天雨，道路泥泞，校庆大会没能在学校召开。也还多亏了保真、程鹏他们几位，敦促校长与县上领导商量，组织了几辆吉普车，我们30多位从外地赶回的老师、同学，才能于次日专门去学校，了却了大家几十年之后重回母校的心愿。

当从刘定墕山上看到久违的母校的那一刻起，大家都欢腾起来，学校的秧歌队鼓乐齐鸣，鞭炮震天。师生们列队欢迎，掌声雷鸣，令我们一个个激动的热泪盈眶。抚今追昔，感慨良多。我拟了一副对联赠给母校：

四十五春秋桃李满天下怎能一日忘母校；

万余名学子英才遍中华如何千古不留名。

文字虽浅陋，感情却真诚。大会发言结束后，演出开始，保真唱了拿手的陕北民歌。我和张培兰专门演唱了岳飞的《满江红》，这首歌是我们进校后，班主任李美瑞老师为我们教唱的第一首歌，是为了激励同学们克服困难、坚持学习、努力拼搏而精心安排的。歌声里我们仿佛回到了那峥嵘岁月，看到了冤死在“文革”中的美瑞老师的音容笑貌，不由得潸然泪下。

保真出身领导干部家庭，是“自来红”，但即便在“亲不亲，阶级分”的“极左”形势下，他却是毫无愧色地“保真”了，始终保持了正直、善良的人性本真，能普遍团结同学，真诚待人。他不仅没有因我和粉莲的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而鄙视我们，还一直关心帮助我们。在与老师同学的相处中，也都是一视同仁。班主任李美瑞老师，家庭出身地主，被分配来陕北，但本人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工作认真，要求进步，关心学生的学习和身心健康，班主任工作十分出色。保真不仅视他为尊敬的师长，而且成为知心朋友，对他因派性武斗而惨死，深表遗憾和痛心！物理老师马志伟，北师大毕业，是“摘帽右派”，人特善良，个人境遇很悲惨，但他教课认真，和同学关系还很融洽，保真对他也很尊敬和爱护。据我所知，出校几十年，特别是在马老师调回北京20多年间，只要保真出差去北京，几乎每次都要抽空去看望马老师。班里同学薛物华，地主成份，幼年父母早亡，生活贫苦，本人学习刻苦，工作积极，保真不仅不歧视，而是主动关心帮助他，使物华很感激。

2003年，保真夫妇曾在新疆昌吉的女儿红梅家里住了几个月，虽远在几千里之外，隔一段时间总要互通音讯，互致问候。在我六十岁生日时，他们夫妇特意用短信发来嵌名贺诗以示祝贺，特附录如下：

贺友花甲寿辰

举家祝君六十辰，解甲樊篱已脱身。

虽未大就心无愧，忆昔受压气不平。

犹欣生时逢盛世，更喜日伴惠妻勤。

聊可欢慰友真挚，晚年乐迎万木春。

癸未年十一十日，于新疆昌吉遥贺

我感其盛情，即以我和老伴一起，步原韵致谢一首如下：

答远方友

马齿徒增过生辰，反躬自问惭此身。

一事无成心当愧，抱憾终生意难平。

浩劫过后逢盛世，重操岐黄自当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