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汇生活了八年。前四年，在南汇一个偏僻的小镇；后四年，在南汇最繁华的城填，那里被美其名曰“小上海”。
周校长就是这个“小上海”的一所中学的校长。我离开南汇二十多年了，我也曾许多次地去南汇，可从没有见到周校长，这一份思念之情常常萦绕心中。
离开那里的十几年中，我在一所市重点中学接受过其他校长的领导，不知为什么，总会想起在他的学校里工作的日子，想起自己心中暖暖的感觉。
记起来周校长是个很严厉的人，不苟言笑，让人望而生畏。记得第一次参加教工大会，会场里那种寂静的气氛让我紧张极了。要知道，在以前那所被管理的学校开教师大会，不但可以小声说话，有人还可以打毛线、纳鞋底的呢，而这个会场那么静，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做好一所中学的校长是很难的，所以人们说，有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了。依我的观察，与群众的关系如何，对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做校长的千条万条中最最重要的一条了。可能做了校长的，总有一些人围在他身边，说这说那的。他们专门研究着校长的喜怒哀乐，胜过钻研业务搞好工作，那些人总是想通过校长的赏识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时校长的手中还没有评职称、加工资、分房子的权力，可是他的身边仍有一些人，无非是为了提升或是调离，便围着他。于是，周校长有时会在大会上表扬一些人（有一些人的学问和人品却是很次的）；有时他批评了谁（这个谁倒是很努力、很正派的）。逐渐，周校长终于从群众的态度中感觉出了什么。在食堂用餐时，他问了我：“你说说看，我在大会上说的话有什么不妥吗？”当然，他问了不止一个人，他知道了，自己的看法和群众的大相径庭。他明白了，没有我们这普普通通的老师的及时提醒，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后来那些想讨好取巧的人，受不了他那威严的目光，都走远了。
岁月悠悠，时光不再，可想起这段往事，心潮仍是难平。以后，碰到不少校长领导我，可是从来没有一位来问：“我的话有什么不妥吗？”在他们的心目中，对的只有自己，错的总是别人，有的被事实证明已经错了，仍可以责怪别人。
与周校长接触多了，便发现在他严厉的外表下，其实心很软。
有一次，校长室公布了一条纪律，住在市区的教师星期一早上八时前一律到校，校长会在门口检查出勤情况。纪律一宣布，住在市区的老师反感极了：一周住在学校，星期一的时候四五点钟要出门，也不让人睡一个安稳觉？我和几位女教师找到了他，申述了理由，让校长“高抬贵手”。记得我当时说了一句“至理名言”：“眼光盯着教师迟到早退的，是最蹩脚的校长！”
周校长听完我们的理由，紧绷的脸松弛了，他觉得有道理，管住了人而管不住心，效果只能适得其反。于是，市区的教师有了半天的路程假，拖儿带女的教师，还可以再宽松宽松呢。在远离市区的中学上班，拖儿带女极不方便。周校长同情我的处境，他非但没有摆出校长的架子“卡”人，还在我的请调报告上认认真真地签字、盖章，他还到县教育局反映我的情况，请求放人——因为我被县局卡住了。周校长的举动竟使那个局长大惑不解。
可是临走的时候，周校长对我说：“你书教得好，我们学校需要你，我也是不舍得让你走的……”我当时很激动，连声说着：“谢谢，真心地感谢你！”
当时我是刚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还不太能体会这份真诚的关心和爱护的珍贵。特别在70年代，在那样的大背景下教师是最低贱的，头儿脑儿高高在上，谁来关心你的冷暖痛痒？出自一个老人善良的心肠，更由于他对我的才能和人格的尊重，他伸手拉了我一把，使我摆脱了生活的窘境，这一份真情和尊重，我怎能忘怀？
以后在长长的岁月路途中，也有过一次一次调动的机遇。后来的校长用好言好语挽留我，向我展示留在这里享受收获季节果实的灿烂前景，甚至也有这样那样的承诺。我信以为真，留下来了，准备真的让生活锦上添花了。然而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甚至受到伤害。因而，我总是记起周校长，他是多么真诚地为我雪中送炭啊！他是多么方正、真诚、言而有信啊！
想念你啊，周校长，现在你肯定已经不再做校长了，可是让我再说一声：感谢你，周校长！
1998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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