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恶江湖之时，武侠界通常“金盆洗手”，书画家的术语是“封笔”，轮到收藏界又变出“封眼”一说，新鲜而略显突兀的名词放在标题醒目地吸引着读者的目光。
比起当下以经济类为主题的其他小说，古玩市场的主题出现的频率并不算高，只能偶尔闪露身影，此次《封眼》诉诸古玩，确有其诱人之处。文本的篇幅不短，可是故事的主线却并非复杂，一个古玩界老手遭遇的巨大骗局及其蜿蜒的解决途径即可概述全篇。作为混迹多年的老江湖，夏琦公的着道既有偶然性，亦有必然性。夏琦公自认为经验丰富，可以“刀枪不入”，可是遇上老辣的廖鸿海和高峰带着他并不熟悉的郎窑红胆瓶，加上酒后乱性，被甜言蜜语破坏了定性，导致判断出现偏差，被轻易骗走二十万元。乍一看像是偶然为之，实际上正是抓住了夏琦公心高气傲、自信心膨胀的弱点使阴谋得逞，这从后来顺昌阁二老板指出它是伪劣产品时夏琦公的表现中也可以得到暗示，“年轻人多磨练磨练就好了”反倒应该是说给自己听的。
本篇共有十节，看完第九节时也没有感觉有多少特别之处，至多就是一个利用掉包计策把骗子绳之以法的侦探式故事，无甚新意。但是点睛之笔正在末尾一节，借用出谋划策的钱老的光临，点出夏琦公的退休和廖鸿海的回归，一方面应了标题“封眼”之说，另一方面引出了一系列思考和悬念：骗子如何能进入博雅堂？令夏琦公深恶痛绝的红釉瓶何以摆满货柜？既然激发了读者的想象，自然要回到文本前段去找寻相关的线索，本以为平淡无奇的故事情节至此方才达到高潮，是一种“悬念的后置”手法，其实是把悬念的答案就放在读者的眼皮底下，可是读到最后还要回头寻觅蛛丝马迹，真可谓匠心独运。
文本的中心一直集中在这件困扰夏琦公的具体事上，殊不知它暗含了一条挖掘底层根源的路线。从廖、高二人的要价上看，“若我们来还款时你交不出郎窑红胆瓶，这博雅堂也是要作抵押的”。从一开始就是盯着整个博雅堂而来，并非普通的敲诈勒索。当章宝麟问到是否结下冤家时，夏琦公还是“善良”地排除了诸多可能，仅仅把目标瞄向两个骗子。不过当这个冤家就是自己的儿子时，又有什么办法呢？高峰有过行骗的劣迹，不排除是他拉廖鸿海下水，再用花言巧语劝说夏小阳把父亲的家业“夺”过来，或许更恶劣的是夏小阳为了提早当上一把手而借助高峰的力量，给夏琦公下套。“夏琦公相信人的贪性，只要有利可图，有十倍的利可图，就会冒不惜杀头的危险。”这是夏琦公的计谋，可也正巧能概括他的行为，如果他不是贪图罕见古玩的利益，又怎能空丢二十万？再者，在他许诺把经营权交给小阳之后，如果廖、高二人不回来索赔，小阳又如何能让夏琦公放下包袱、安心居于乡间？这一招舍卒保车，也是小阳对时局判断后做出的政策调整。正是小阳利用对父亲的深刻了解采取的不见声色的“毒计”，才正中下怀，抨击了现实社会中对于传统伦理的疏远和一定程度的践踏。也应了一条俗语：越是身边的人越可怕。
《封眼》除却围绕这条“毒计”的叙述，还内置了许多商业经营的必要因素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耿老板带着二老板来赔罪，夏琦公给钱老的谢仪，陌生人间的客套话语，等等这些程序并非作者特意凸显，而是在情节发展的过程自然呈现出的商业秩序。作者在他的创作谈里说写小说的前提是“气脉畅通”，这部《封眼》确也可说是畅通之作，从古玩界一场不大不小的纠纷中映衬出人性的某些黑暗之处，也照出古玩界生存的一种常态和人性。
(发表于2006年4月《上海文学》“太白”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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