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芝生(友兰)教授在抗战初期继续著书三部。其一为《新理学》,其二为《新事论》,其三为《新世训》。新世训一书,以种种人事上的不巧,屡欲购读,竟未如愿。其余两部,皆已读过。教授在此时奋笔作此种书,可以说真是书生报国。以前辈所已说过的话来讲,可以说“功不在禹下”。
在战争中,一切人多患得患失,徬徨无主。也因如此,国论在嚣杂和销沉中各走其极端。就暂时说,是一大危机。就永久说,也是一段可惜的混沌。教授这种书阐明理法,敷之于世事,给国人以明白的观念,因之坚固其信心,朴实晓畅,乃是从根源上着手。凡今日的中国人皆宜一读。
新理学是他的哲学系统的建立。新事论,可以说是这系统看法的一部分应用。新理学所言乃是逻辑的,形式的。读新理学,需要在哲学,及中国“理学”上已经有些修养的人,才易领会。我有一子,年十六岁,在南开高中读书,心思很清楚。我劝他试读此书。他不能明了。以此种标准,我知道对于“喻众”一点,新理学犹有未能广及处。而“新事论”则所谈更为具体,尤易为一般读者所易通。其好处,其最大的特色,是在这本书虽分别讨论具体的事,但却是发源于贯通整个的看法。凡写比较通俗的书,其最大的缺点即在没有贯通的看法,而致支离破碎,其理论基础不能建立,而读者亦不能从而加思考,起信心。所以越是为通俗看的书,越要鸿博之士来写。但鸿儒多半不喜写这类的书。以此,教授此书尤足见其发心时,愿力的弘广!
这部书共十二篇,秩序先后俱有精华。而其第三篇“辨城乡”,尤为全书的扼要之点。这一篇说明“经济上的大改革”。他写,“这个大改革即所谓产业革命。这个革命使他们舍弃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脱离了以家为本位底经济制度。经过这个革命以后,他们用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行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经济制度”。由这根本出发点,说明中国今日国运的趋向,异常坚实细密,全书眼目,要当在此。这样的看注,原也不只教授一人。但言之如此深入浅出,本末扶疏,无一毫客气的,恐抗战以来尚难其比。在这一点上,反复阐明,使现在的中国人,深切了解其时代的地位与责任,乃是异常重要的根本之图。“功不在禹下”,应该在此。
由这一根本的看法,他对于“家国”、“忠孝”、“儿女”,“教化”,皆有了合理的新解释。这种解释,如若能深切著明地存在人人心中,则发之行为,当能使世风丕变。说一句老话,“于世道人心大为有益”。其中“评艺文”一篇,于“中国底”文艺,所加之阐释,亦极为合理。
他这本书盱衡史事时常提到“民初人”的看法(如“打倒孔家店”、“万恶孝为首”、“吃人的礼教”之类)而加以客观的评批。这些“民初人”应该是当时胡适之教授诸人。隔过二三十年,回观重品,实在意味深长。这种继往开来的看法实在给我们极深的启发。
其中第十篇论到中国今后所需的经济制度问题,未有明显的指示。他只说“中国现在最大底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甚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因思作者著书至此,是很难下笔的。我们诚然同意教授对于清末行新政的看法。假使“修铁路”、“开矿山”等逐一实现,则在其后,自能发生许多变化,进步较速。以此之故,我们应该“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而不必“空谈”其他。但以一个“诗人是先知者”的著作家而言,从他悲悯的胸怀中,是不是还可以多指示一点呢?
其次,自来思想家的学说,若为当时官家采用,在一面说是有坐言起行的功效,在另一面说也有被用为口头禅而发生其他流弊的。不过,这与思想家本身无涉。所以我希望国人能从这书中直接认识教授!
最后一章,教授论及中国“立德”的国风。他究其根源归之于一面为儒与墨的学说,养成“严肃”的态度,一面为道家的学语,养成超脱的态度。这些说法异常精粹,读之使人击节。
关于文字方面,教授此书仍是一贯谨严清朗的作风,而中间更杂以一二发松解颐的言语,也是通俗化的最好文字。我自严又陵章行严诸老启其途径,今日已蔚成一种更新的风气了。甚望教授,能继续写书给我们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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