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职业

〔美国〕梅勒

我的第一部小说（第一部小说：指《裸者与死者》（1950）。）出版时，我还在大学里读书，那是将近40年前的事了。从那时起，我自然自认为是作家了。时间一长，别人也这样看了。于是我就难免要听到别人的哀叹。

“唉，”门外汉说，“我本想当个作家。”可他们想到的是生活自由，不必应酬上司，不用突击干活，以及名人的种种乐趣。他们甚至渴望事实果真像他们心里喋喋不休地所说的那样：“没人会知道我的一生是多么不同寻常。全都是些我无法言传的秘密。”

我理解他们的感情。几年前我曾写道：“经验，若不能同别人交流，定会自行枯萎，这比被遗忘更糟。”我至今犹在揣摩这句话。有时，你的手会写出一个句子，真实得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这一二十个字同你的生活经验是休戚相关的。

我于是懂得人们为何想写作。虽说我是职业作家，我仍然动辄要嘲笑。我暗自说：“他们会写信，他们就以为自己能讲述自己生平的故事。他们不知道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入门。”要是我认为他们的态度多少是严肃的，我便尽可能有礼貌地说：“就这么说吧，学写作至少同学钢琴一样不容易。”

因此，如果他们想当作家的唯一原因是要一夜成名，那他们定会大失所望，这话对我也适用。绝不要鼓励别人为太狭隘的原因去写作。你若想到写作的报酬，那么当作家的生活可真不坏，但是你若不善于写作，对于你的心灵来说，这种生活就是死亡。

所以，让我告诉你当作家有什么坏处吧，这样你对自己从未去发现你是否有才能讲述你个人的故事，就不会感到那么遗憾了。你至少可以免受压力，当作家就要受到倒霉的道德压力。评论文章可都是杀气腾腾的。

“花哨”、“不老实”、“做作”、“讨厌”、“白开水”、“不可救药”、“令人作呕”、“骇人听闻”、“淫秽”、“粗制滥造”，这些可都是毁灭性的字眼，但在评论文章中却屡见不鲜。我至今还记得，大约30年前《时代》周刊把我的第二部小说《在野蛮的边缘》说成是“没章法，毫无审美力，缺德”。

很难找到一种职业会像写作那样受到如此残暴的批评。然而最糟糕的是，文学界的这种做法还得说是光明正大的。你要是挨上一回，那可是火辣辣的，但又是光明正大的。可是你写书的时候毕竟是在书房这安全的环境内。只要你不拿出去发表，你便是安全的。

真的。除去你的自尊心，你的账单，或者你的编辑以外，没人会来问你要件作品看。你的书本来只该在够得上发表时才能拿出去，如果你花得起这时间的话。倘若经济上的匮乏迫使你以不利于作品质量的速度仓促地去写作，那只好这么说了，人人有他的糟透了的故事。但实际情况是，不顾交纳定期租金而写成的不多，在悬崖边上的急就章可不少。

事实上，有才能的作家经数十年而仍然多产者并不多见。别的艰险实在太多。在时尚变动的情况下，把公众爱好的激流里抛出的每一滴水看成某人前途的毁灭，这是颇为自然的，即使在年富力强、信心十足的岁月，也总有那么点恐惧：明天这一切就到头了吗？

一个人的职业心是脆弱的。它永远不会自动告诉你时尚变了，而历史是个舞女，她还会向你调情。如果一个人初出茅庐时是个过分敏感的青年，那要学会在文学界坚持必要的斯多噶主义可非易事。如果给予一个作家的主题以力量的是悲观主义——这种情形居多——那末指望走运也非易事。

或许这不过是盲目的决心，某些作家仍莫名其妙地坚持着。他们三番五次学着如何坚持写书，同时心里明白，书一出版他们也许要遭诛伐，而且不能回击。偶然有一篇评论可以挑出来反击一下，或者给某个书评栏编辑去封信，但这种自卫无异于用步枪的火力对付炮轰。

作家的勇气，如果有的话，将来自他带着对他的作品的评论所留下的慢性创伤的生活之中。

换言之，你不可能成为职业作家，并从事写作三四十年，除非你学会同你的生存的首要条件共存，那就是严厉的、近乎冷酷无情的书评。因此，对评论是公允的信念必须深深扎下根来，并使你具备与耕耘坡地的农民同样的心理，他长年累月地一只脚踩到高处、另一只脚踩在低处干活，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任何为自己闯一条漫长的创作道路的优秀作家，都必须具备一种品格，在不被接受时比较能顶得住。这才能产生艺术！

没有几个作家年轻时就具备能经风雨的品格。他们更像是站在场外的人，刚开始杜撰被歪曲的、热情的、辛酸的、先验的生活幻想，它日后将使美国公众注意他们。但仅仅是日后。

青年作家通常是作为失败者起步的，因此必然怀有这样的信念：最好是他所知道的这个世界有问题，不然就是他自己不对头。他对自己真正的生存权的估计，取决于上述答案。由于贪婪、塑料制品、大众媒介以及各种讨厌的技术产物，世界是成问题了。

作为失败者的某一年轻作家偶尔能成为优胜者，暂时的。他的幻想牵着他向前——他正好走在他的时代的前头。但是，毫无疑问，倒霉的、孤独的写作活动会拖他后退。这在一个人未成形的心灵中会引起多大的纷乱啊。

这是困难的另一方面。这是内心的压力。这种纷乱对不从事写作的人很难解释清楚。他们不理解作家在书房里常常感觉到自己像上帝。他安稳地坐着审理别人的生活。

一个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总要同他试图写下的既往的每一天签订新的和约。必要的条件是，他必须摆脱对自己的鄙视，不然他就无权像上帝一样明察他人的作为，对他们作出判断，从而有效地告诉他人该如何生活。

然而，听了任何好消息他都不该飘飘然。在写字台前他不该太喜欢自己。如果哪天清晨冒出了美好的回忆，那就必须随即勾销，否则它们就会助长狂躁，使作家太高兴，太有劲，太仁慈，太雄浑。

草率从事发生在一名好法官不冷静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法官会感觉到，由于作了不公正的判决，他已损害了社会。同样，作家也得扪心自问，他对自己的人物是否够公平。

如果作家歪曲他笔下的某个人物的生活，就是说，他一直担惊受怕地设法保持他的书的趣味性，便歪曲他的人物，使之比应有的形象更滑稽，更腐化，或者更邪恶，那他便是在狡猾地损害读者。这是一种道德罪。不犯这种罪的作家寥寥无几。他们都犯有软化人物的错误。

小说家不愿承认一个迷人的女主人公会对着她的孩子尖声喊叫，从而破坏读者可能对她产生的同情。他的小说于是乎不胫而走。所以，你要有铁石心肠，就像你要做到公平一样，都需要文学家的诚实。

书写到一半的时候，最初的构思的乐趣已不再支撑你了，你只是习惯性地往下写，只感到修行般的枯燥乏味，而且你还知道，有发表意见的才能的评论家正在山那边等待着。这时，你要走完这段漫长而艰难的路程，又要保持你的文学水平，不管怎么说也是困难的。这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你想要生存下来，你——当这关系到你自己的作品时——最好成为他们中间最深刻的评论家。

作家首先得看到自己作品中的任何瑕疵，这样才能找到办法，使写作保持在好的水平上，不然的话，他就无法断定写作的优劣。

不管怎样，你得使自己看清你的作品的缺陷，你偷懒的地方、华而不实的地方，而你的胆识本来可以在那儿制造出一点真正的光彩来的，这样你就可以承受错误的评论了。如果批评家没有像把自己的脏口袋里外翻个个儿似的，充分揭露你心灵中腐恶的部分，你甚至可以自己讲出来。如果你深信你对一本书已经尽了全力，在写作时已经诚实到顶点了，甚至连一点点不诚实的地方都砍掉了，那么，恶毒的评论不论有多少，你都能读下去。这种令人惊讶的情况确实会有的。

到了这样纯正的地步，由于欢迎者寥寥无几，会有损你的版税，但无损于你继续写作的自尊心。如果书是好的，被接受的情况不佳，那你可以坚定地希望，历史——那个专唱感伤恋歌的歌手——在未来的岁月里会为你唱出另一支歌。

所以，办法是简单的。学会不发表有严重的华而不实因素的作品。也许这样说更准确，要不是我们大家都发表自己确实感到有点难为情的作品的话，这个办法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个程度问题。

一本书里有点不纯，是自然的，一如作家的作风；但是，大量的文学上的过失，就像一个患病的器官。如果批评家击中了它，那它至少会有感觉的，而且恰好在你的债权人还没走的时候。这是写每一本书时的后顾之忧。

我一生尝试学习如何写作，如何做人，如何为我的奇特、孤独的小船而自豪，我留恋这岁月。我还感觉到任何青年人面临考试时都会有的青年人的害怕心理——我能行吗？我能诚实地写作吗？我只好微笑了。我同来询问我该如何写作的门外汉有几分相像，因为他们也要坐下来寻找一种途径，来讲述自己不可思议的生活中的秘密故事。

我同那些门外汉是一样的。40年来我一直在写，我应该对写作有所了解，我也确实有所了解；我已写了天底下事情的一半，然而我这个57岁的人还在不遗余力地深深吸一口气，来讲述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最原始的故事，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真实故事，它的离奇的转折，以及所有它的私密的部分，是啊，照照镜子然后开始写作。啊，多么可怕的一个职业啊！

（治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