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纪廉
自打我在西班牙第一次同聂鲁达会见，已经过去23年了。但是那次会见是在墨西哥开始的；那种开始如果不是实质上的，至少可以认为是西班牙痛苦的一种反映。那种痛苦在许多渴望正义的灵魂深处留下了十分深刻的痕迹。
那是在革命作家与艺术家联盟存在的日子里（该团体很有名，但很久以前就解散了）。一天下午，我按照每天的习惯来到位于唐塞莱斯大街的旧楼房。作艺联盟的机关设在那里。胡安·马里内略（胡安·马里内略（1898—？）：古巴诗人、随笔作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拉法埃尔·阿尔贝蒂（拉法埃尔·阿尔贝蒂（1902—？）：西班牙诗人。）和巴勃罗·聂鲁达寄来一封信，邀请我们去西班牙参加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和巴黎举行的第二次世界保卫文明代表大会。
大会的召开迫在眉睫，但是启程却不容易。那时没有空中交通工具，不同于今天。必须从海上走。为了弄到船只，我们经过一番紧张的活动后找到一艘英国船，即“大不列颠女王号”。这艘船短期内将从加拿大魁北克港起航。
于是，我们开始了从墨西哥到那个城市的漫长的陆地旅行，途中在纽约休息了24小时。我们从魁北克乘船到达法国瑟堡港，然后乘火车到巴黎。聂鲁达已在车站上等候。他伸开双臂拥抱我们，同时用他那智利人的抱怨似的声调问了我一大堆关于古巴的问题。
聂鲁达负责邀请拉丁美洲作家参加会议的工作。他不但要欢迎和接待他们，而且要安排他们乘船去西班牙。所以，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他便赶来为我们办理进入西班牙国土的证件。虽然在人民阵线当政时期（最后它被布卢姆（布卢姆（1872—1950）：法国社会党总理，曾任人民阵线政府副总理。）出卖了），手续办得仍然令人气愤和恼火。
在西班牙期间，我和聂鲁达总是形影不离，我们一块参加有关拉丁美洲声援西班牙人民的许多活动和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后来，我们还曾在地球上一些彼此相距遥远的地方：古巴、墨西哥、阿根廷、苏联、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智利等地多次重逢。在德国时，我们一起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我们像两位老爷爷一样主持了古巴和智利代表亲密地聚在一起举行的宴会。
我讲这些事情，是想证明我可以像谈论我的一位兄弟一样谈论聂鲁达。我不仅了解他的诗，而且也了解他的内心。聂鲁达总是用他的诗和身心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民。他公开对抗贡萨莱斯·维德拉（贡萨莱斯·维德拉（1898—？）：智利政治家，1946—1952年任总统。），反对巴蒂斯塔（巴蒂斯塔（1901—？）：古巴军人、政治家，两度任总统。），以此支持他的人民和我们的人民。他站在被投入巴西一座监狱里与世隔绝的普雷斯特斯一边。同样，现在他又站在今年的第46788号囚徒西克罗斯一边。
倘若当代某位诗人可以舒适地在他的祖国或美洲的其他地方为寡头统治服务的话，这样的诗人就是聂鲁达。他的诗引起的世界性的赞美可以使他感到自命不凡，使他离开人民。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拒绝接受有毒的、闪光的、骗人的花环，就像拒绝破坏性的有机物质一样。他维护我们美洲的第二次独立战争事业和世界性的维护人的全部尊严的事业。作为诗人，他和工人、士兵站在一起；他的言语是一种像优秀射手掌握的精良来复枪那么有效的武器。
所以今天晚上他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但不是为了攻击墨西哥，而是为了维护它，帮助它。这种维护和帮助就是为争取阿尔法罗·西克罗斯的获释而工作，就是揭露他遭到监禁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这种侵犯绝不能针对华雷斯和马德罗（华雷斯（1806—1872）：墨西哥政治家，曾任总统。马德罗（1873—1913）：墨西哥政治家，1911—1913年任总统。）的人民。面对这种侵犯，我们可以重复一遍塔利兰德（塔利兰德（1754—1838）：法国外交家、政治家。）对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当时后者刚刚结束了枪杀博尔冯一孔代家族最后一个后代的工作。塔利兰德说：
“陛下，这样做比犯罪还糟；这是错误的。”
就是为了反对这种错误，聂鲁达才面对他的高尚的诗的。他的诗像烧灼器一样在有罪过的人肌肤上燃烧，像火焰一样在不公正的黑夜里闪耀。
（朱景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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