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雨伞道德

〔英国〕加德纳

我正沿着海滨大道走着，忽然遇到了急促的阵雨，可是，我并没有撑开我的雨伞。实际情况是我不能打开那把伞。首先，那伞架根本就撑不开，再说，即使能撑开，我也不能真去举着那么个玩意儿，因为我不愿举着那么一把像伞不成伞的鬼东西在人前露面的心情，大约和当年福斯塔夫决不愿让人看到他带领他那帮乞丐兵开过考文特时的情况差不多（此处所讲系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篇中的一段情节。），实际情况是，那根本不是我的伞。对于那位伞的主人，我现在真十分盼望他能有机会读到这篇小文章。他拿走了我的丝绸雨伞。我便只好拿了他作为交换留下的这把布伞。我猜想他准也打着我的那把伞正得意洋洋地在海滨大道上溜达，他要是看到了手里捏着他的那把该死的破伞、浑身还给淋得透湿的这家伙，准不免会对他投以轻蔑的眼光。我敢说那流氓在看到这个破玩意儿的时候，一定忍不住暗笑了。“啊，”他高兴地自言自语说，“老伙计，那一回我对你可是不客气了。那玩意儿我可知道。你就是玩儿命也撑不开它。而且收起来鼓鼓囊囊像个大口袋。啊，你再瞧瞧这把……”

可我让他去昧着良心自鸣得意吧。他正是那种我愿意叫他是缺乏雨伞良心的家伙。你明白我讲的是些什么样的人。他绝不会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伪造支票，或者撬开别人的钱箱。可是他却总爱跟人交换雨伞，或者借人的书总忘了归还，或者遇有机会便要跟铁路局开个小玩笑。实在说，他为人绝对诚实，绝不让自己的诚实遭到严重怀疑。也许他只是随便一伸手从理发店的伞架上拿走了你的雨伞。他明白，不管怎么着，反正不可能抓到一把伞比他自己原来的更坏。他却有可能抓到一把稍好一些的。一直到走出很远以后，他也没正眼看看他手里的那把伞。然后，“我的天哪，我拿错了别人的伞，”他说，露出一脸吃惊的神色，因为他实在愿意感到自己是弄错了，“啊，你瞧瞧，现在再回去也是白跑。他肯定早走了。哎，好在我，把我的一把留给他了！”

就这样，我们和自己的良心捉着迷藏。光是不让别人抓住还不够；我们也绝不愿让自己抓住了把柄。有许多人一向为人清白，在一般情况下，谁都认为他为人无懈可击，实际也都免不了有点缺乏雨伞道德。比如有一位死在头等车厢里的极有声望的牧师，结果却被人发现他口袋里装着一张三等车票。

要说到书籍，谁还有什么道德可言？我记得几年前一位著名的牧师兼文学批评家去世了，他的藏书被公开拍卖。真是琳琅满目，全是些难得的珍本。他原是研究17世纪文学的一位权威，那些书主要也全是有关那一时期作家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书上全都印有全国各地图书馆的图章。他把那些书借去后，一直也没有个适当的机会把书还回去。它们于是便像法院的案例一样在他身边积累下来。而他可是一位神职人员，讲起道来说得头头是道，这一点我便可以作证。而且，您如果一定要逼着问我，我怕也只得承认，硬要让一个人交出一本他真正心爱的书，的确也是一件难事。

说真话，关于书籍，只有我认识的一位先生所奉行的一套原则是唯一稳妥可行的。有一天有个朋友找他借一部书。“实在抱歉，”他说，“我不能借给你。”“你没有吗？”他的朋友问他。“有的，我有那部书，”他说，“可是我早定下一条规矩决不把书借人。你瞧，借书的人是从不肯还书的。这一点凭我自己的经验我也完全知道。来，你跟我来瞧瞧。”他领着他到他自己的书房去。“你瞧，”他说，“总共有不下四千部。没有——一——本——不是——借来的。”可别借书给人，可别。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最亲近的朋友您也别相信。这我知道，那套《吉尔·布拉斯》哪儿去了？嗯？还有那套《西尔维奥·柏利科》？还有……还去念叨那些书名有啥用呢……他知道。他知道。

还有帽子。有人就专门跟别人换帽子。这可是不可原谅的。这可是越出了那诚实与不诚实难以区分的良心的模糊边缘了。谁也不可能戴上一顶别人的帽子会心里没数。可就有人这么干。我有一次在下院的吸烟室把一顶丝绸帽子挂在帽钩上。等我去取的时候，帽子不见了，挂钩上也没有留下任何别的丝绸帽。弄得我只得光着头穿过皇宫大院和白厅再去另买一顶。我一直总纳闷儿，不知是什么样的一位先生手里拿着自己的帽子，头上却戴着我的帽子走了。他是一位托利党人？还是一位激进派？这绝不可能是工党的人干的，因为一个工人即使心不在焉也绝不会拿起一顶丝绸帽子戴在自己头上。那会让他马上感到火烧眉毛一样的难受。试想想威尔·克鲁克斯忽然戴上了一顶丝绸帽子！你还不如穷开心假想着坎特伯雷大主教戴上了高顶帽哩——光是这么想想都是一种亵渎。

当然，也可能拿走我的丝绸雨伞的那位先生的确是拿错了。也许他要是知道伞的主人是谁，他就会一再抱歉把伞送回来了。这种事过去也发生过。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我自己就拿错过别人的伞——常常拿错。我希望我可不是存心，可这谁又说得准呢？天知道，我现在仔细想想，那把丝绸雨伞也根本不是我的。那是我有时吃亏、有时占便宜的一连串交换活动中暂时留在我手中的一把。我毕生最难忘怀的一件换伞事件发生在一位阔佬的家里，那天我被邀去参加一次宴会，给一批政府官员作陪。那会儿是夏天，天晴无雨，所以其后有好几天我都没有必要拿伞。接着忽然有一天，我们全家全都惊惶起来。在我们的伞架上发现了一把镶有金箍和金穗的雨伞，上面还刻有某位政治家的名字。在这之前，我们家从来就不存这种超级雨伞。面对着它的灿烂金光，我们是既感到自惭形秽，又感到恐惧不安——使我们自惭形秽的自然是它的豪华气派，但它的出现本身便使我们十分惊恐。我真感到我是在正伸手要偷盗不列颠帝国的时候被人当场抓住了。我马上匆匆给伞的主人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十分钦佩他的政治活动，我可从来没想到要偷盗他的雨伞；然后雇了一辆马车，拿着伞和信立即向最近的一家差役服务站赶去。

他对这事的态度十分客气，在还回我的雨伞的时候，他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是呀，”他说，“在一位看上去十分高贵的先生拿着帽子硬往我头上戴，另一位看着很高贵的先生要给我穿大衣，第三位看着很高贵的先生往我手里塞雨伞，第四位看着很高贵的先生把我往马车里塞的时候，我压根儿也想不到手里捏着的是个什么。那一群高贵的仆人已弄得我晕头转向，不论他们塞给我个什么东西，我也不会拒绝的。”

必须注意，这完全是因为伞上刻有名字才使这个局面最后没弄到不可收拾。这是对付那类缺乏雨伞良心的家伙的最好办法。我看到他，暗自高兴地斜眼偷看他换来的那把伞，忽然他看到了伞上的名字和地址，于是自认为一向为人正直的深刻信念便出面指导一切了。经过了今天的这番经历，我想我一定要在我的雨伞上刻上名字了。但绝不是立在墙角儿的那个鼓蓬蓬的玩意儿。谁能替我把它解脱掉我都不在乎。任何人愿意要它，快拿走得了。

（黄雨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