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蒙泰朗
拜伦跟一个法国人说：“你们法国人，干什么事都是赶时髦。你们自以为喜欢我的诗，可是25年后，你们就会觉得这样的诗令人难以容忍。”后来这样的事果然发生了。卢梭描述法国人说：“这个善于模仿的民族中大概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事，这些事简直让人莫名其妙，因为谁也不敢去做。应当随大流：这是当地表示谨慎稳重时的至理名言。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这是最高的决定。……所有的人都在同样情况下，同时在那里做同样的事情。一切都有节奏地进行，就像军队在战斗中的动作一样。你可以说这是钉在同一块木板上，或是被同一条线牵动的木偶人。”（《新爱洛依丝》）夏多布里昂也说：“在法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果有人听见别人对他的邻居高喊当心传染病，他就会大叫可要我的命啦！”（《墓外回忆录》）
凡此种种，人们还以为自己是思考过的，并且是以新的方式思考的；更有甚者，人们还以为自己已付诸行动。奇怪的是，我们法国人对于前一天自己还鼓吹的东西，第二天便都转过头去不再理会。说起某种生活方式，不论是美妇倩女还是文人学者，动辄斩钉截铁地宣称它已经“过时”，不屑一顾；其实他们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培养成长的，他们的一切都是靠这样的生活方式得来的。至于青年人，在他们一生的这个关键时期，都有一种特殊的病态：凡是在他们之前已经发明创造过的东西，他们每一代人都要得意洋洋、气势汹汹地重新发明创造一番。
精神和道德的风尚不是自然发生的。通常它们都是经过各方面共同酝酿之后创造出来的，就像妇女时装一样，完全是由时装行业在确定的日期制造出来的。昔日的宫廷，现在的集团、报纸，甚至是政府，都是制造精神和道德风尚的。民众随着一拥而入：他们的千年梦想就是与人一起共同“思考”。可是，没有什么是比思想更具有个人特点的了，也没有两种思想是相似的，犹如没有两个指纹是相似的一样。民众虽然一拥而入，可是马上又退了出来。
有一天，我在自己编辑的一份法国报纸的“青年”专栏里，看到一幅插画，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我仿佛在什么地方曾见过这幅画，还不是跟它一模一样的一幅画，而就是这一幅。画面的左侧画的是些英勇的“年轻人”，留着短发的女大学生，背着书包或工具的小伙子（适龄人的联合），他们拳打脚踢地驱赶一些人，这些人朝画面的右面逃去；这都是些滑稽可笑的人物，不仅年岁大（有40多岁，甚至还有更老的），而且大腹便便，胸前佩戴着表链，手上戴着戒指，脚上盖着鞋罩（毫无疑问，这是招人议论的阔绰的象征），头上戴着大礼帽。我终于回想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幅画了，并且经过一番周折，得到了证实：原来插画画家把他以前在人民阵线（人民阵线：1935年夏，法国共产党、社会党等左翼政党组成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广泛联合，称为“人民阵线”，第二年成立了人民阵线政府。）的一份报纸上发表过的画，一笔没改地又重新刊登在1941年1月《民族革命》报上。
配有这幅插画的“青年”专栏文章发表在1941年的白色报纸上，是不是在1936年的红色报纸上也刊登过，我没有去核实。但是，我回想起战争爆发后最初几个月里，我常常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在画刊上看到的爱国主义图画，其中有一些很可能在上一次大战期间就发表过了。我也回想起1919年至1939年期间，不仅政府每一项略有新意的方针，而且历届新内阁都有一套关于体育教学大纲改革的文献，其中写的全都是同样的内容。这20年里印刷的关于法国体育的全部文献资料，可能会装满一座房屋。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到1940年时，各中学每周有两小时体操课，小学每周有一小时体操课。这就是说，在小学里，比1914年每周增加一小时；可是在中学里情况并没有任何变化。
这就是法国的老生常谈病。“世界上的空话犹如田野里的飞虫”（雨果）；可是我常常想，在这句诗里，“世界”这个词可以换成“法兰西”。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在大战以前，17岁的毛头小伙子就参加“雄辩”竞赛，这就是说他们在这样的年龄时，对修辞竞赛还一无所知；因此谁仿造得最好，便从一位法兰西研究院院士手里得到一件也是仿造的“艺术品”，而院士本人也在模仿前人。我们的耳朵听到的尽是些空话。可是，我们的懒散怠惰不正是部分地由耳濡目染造成的吗？
当时假若我属于掌握国家命运的人之列，我就会制止这些献殷勤的人叨叨不休地讲些空话。“我的上帝，但愿我的朋友里永远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的民族中已经有一部分人，而且是一部分善良的人，开始对报纸上或电台里那些冗长乏味的文章或讲话不感兴趣了；我在那幅关于“接班换代”的插画中觉察到的，或是在战争初期的其他图画中觉察到的，他们也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了：这就是空话连篇，口号不绝，浮夸的言辞；虽属“现代风格”，但如今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尽管带有时尚的表面特色，但可能在1919年，随后在1924年、1930年（这些年代我只是信口说的……）以同样的话语讲过的东西。
掌握大权的先生们，请你们平息平息那些热衷于摇唇鼓舌、舞文弄墨的人的热忱吧！当你们在行动中有所创造时，我确信你们也有创造的时候，如果创造中有什么神圣的东西，千万不要让评论你们行动的那些人掩盖或搅乱了，因为他们自己便缺少创造的才能；不要让人产生一种印象，仿佛以放送唱片为生的人的时代又回来了，有时甚至是从唱片收藏馆弄来的老掉牙的唱片——他们拼命地，几乎是不自觉地让留声机转动，播送那些希望之歌、信心之歌、沙文主义之歌、阿谀奉承之歌。不要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仿佛人们又讲起那些苍白无力的陈词滥调，以为这又成为时髦的东西了；并且以为不论哪阵风刮到法国来，就能把这种风尚驱散，然后再树立起截然不同的风尚。
有一天，我在广场的公园里看到一个小男孩，他平衡地走在栅栏的一根掉在地上的铜线上，嘴里还一再地说：“平衡……平衡……”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显然像是着了迷（他可能就是未来的内阁成员），一直到真的失去平衡、两脚落到草地上时为止。执掌政权的人们，你们要当心那些空话。如果说的是生动有力的话，就有排山倒海之力；假若是死气沉沉的话，那也会倾覆高山的。请你们记住，与其发出命令又不要求执行，最好还是不要发号施令；同样地，与其说些去掉锋芒的话，最好还是缄默不语。我甚至认为，讲些空洞无物的废话，这种恶习就是造成我们衰落的原因之一：过去有人不论怎样跟我们讲（就像现在一样）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可是谁也听不进去。我有这样一种想法，请你们不要见怪：我们的民族现在已堕入这空洞的深渊之中了。
我们这些蹩脚的作家、搅乱宁静的人，我们意识到，按照民族革命（民族革命：1940年，法国被德国战败后，维希政府的贝当提出以“劳动、家庭、祖国”为核心的“民族革命”口号，推行卖国政策，力图在法国实行法西斯化。）的道理来看，轰轰隆隆的警喻世人的陈词滥调最后可能反过来断送我们追求的目标。
（蔡鸿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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