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生涯

〔美国〕马拉默德

我想说一些有关我的作家生涯的话。我不愿把我的生活正正经经地重复一下，这里所谈的就只是短短的回忆录了。

绽苗很缓慢，也许尚不能算是绽苗。有的绽苗有成为开端的希望，而正式开端尚要努力好几年。在第一个字写在纸上，或第一个念头出现之前，先有打破缄默的复杂过程。有的人在能呼吸之前就呕吐。不是人人都在听到敲门声——如果他听到的话——之时就能奔向门口。不是人人都能了解开窍的意义。简单一句话：写作的才能并不是自由清晰地从天而降。有些对写作非常热情的人也许要花半生来学习写对他们恰当的题材。

我在幼年就开始写东西，但是好几年以后才实实在在地开始写作。我的兴趣众多。孩童时期我用讲故事来博人欢心。我到电影院中去找灵感。我记得一个大雨的星期天，母亲违心地把我送到电影院去看查利·卓别林——他的谐剧缠迷住了我的灵魂。看了电影以后，我向学校朋友们重述影片情节，他们会耐心地久久听我的讲述。在开初，重复那种不可思议的故事，其乐无穷。

把情节过分渲染了或是搞糟了之时，我会用自撰的故事来代替。有时，我如觉得讲真话困难，便会撒些小谎。某次父亲把我戳穿，令我恼羞成怒，因我只不过要告诉他一个简单的故事，并无意把它渲染成为一串谎言。

在小学时代，我不时发现自己敏感的提高，常将学校课业化为写故事。有一次，我将一个印第安少女下嫁于罗得岛的劳吉·威廉姆斯，主要乃因我自幼喜爱浪漫的故事。到了十岁时，我写了一个在马尾藻海沉船的故事。那条船在梦中出现，正准备入海航行。这类东西，说起来就是我在孩童时期某天醒觉后所发现的所谓“天资”；它与我共处了好多年后，我才开始好好地利用它。我一生都在努力确认它，努力想用独创力来写作。不过，它指点了我的道路以后，我即使不在写作，仍依靠它。多年以来，它好似伤痕一样能流血，真是天赐之福。

这样地开始了一个长期等待的时代。

经济大萧条时我在市立学院毕业，就希望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但是它们来得很慢。我有了念头后就以为已临能够出产的边缘；不过那时我没有赚钱谋生的经常工作；而我是一个穷人，一个穷苦杂货商的儿子；我不能想象依靠慷慨吃苦的父亲为生。我以为一找到稳定的工作，写作就会自然进行。我需要像样些的衣服，我就在梦中穿了新西装。我以为任何工作都会改良我的生活，然后我便可以日夜写作。由于自尊心强，我竟顽固地不去考虑向WPA（WPA：罗斯福总统时代的政府雇用失业者的工作机构的简称。）申请工作。多年以后，我才认为我的顽固乃是愚蠢。

近来我读了恩尼斯特·派威尔的卡夫卡传记。作者提到卡夫卡的“全面目标，在那里作家去寻找他自己的真理”。且不管真理不真理，我觉得时间流逝而毫无成就。偶然我写一篇没有人要的短篇小说。我自称是作家，而没有真正的主题。但是我还是坐在桌边不时写作，虽然，要待多年之后我才对自己的作品重视起来。

到那时，我已向政府贷款，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进修英文系硕士学位。功课并不艰难。我告诉自己，我所做的很有用，因为任何热心于写作、要当作家的人绝不会以为日夜攻读文学巨作乃是浪费时间。

可是我应在何时开始写作呢？

我的答复未变：待我寻到一个足以维持生活的职业之时。我登了记去参加教师考试，然后我在布鲁克林一家中学校的教师训练规划中度过一年，每日薪资四元五角。我也去申请参加了几个公务员职务的考试，包括邮局职员或邮递员的工作。我想，我简直是发了疯。但是我又安慰自己，能够有时间写作，干什么也无妨。在那些不能使我满意的年头里，写作仍是我的天赋与信仰。

到那时，我已大学毕业了四年，那四年在我看来犹如50年。1940年春，我终于找到一件在华盛顿人口调查局当小职员的工作。我立即接受，但不久我就发现所谓“工作”乃是笑话。整个早晨，我谨慎地核对美国各地区排水沟统计数字的估计。工作虽然并不令我兴致勃勃，但我仍勤勉从事，三个月后升了级，年薪大洋1800元。在那个时期，这是一项不小的数目。最妙的是我竟可以在工作期间写作。只要办公记录上表明我已完成当天的工作，我另外干什么就没有人来过问。因此，在午餐后，我就坐在写字台前埋头写短篇小说。

有一晚，我写不出一篇生动的短篇小说来，苦恼万分，就坐在床上向窗外呆看雨后的星星。忽然间我经受一阵感情冲动，那一阵对生活与艺术竟有如此的深情，使我泪满眼眶。这好像是第一百次我对自己许愿，终有一天我必成为名作家。这样的多次许愿，才使我能在未获成就前在艺术之中多年活下去。我那时大概是25岁吧，仍在等待真正的写作生涯的开始。我记得卡夫卡在他20余岁时所说的话：“上帝不要我写作，但我必得写作。”

还有其他事件必须考虑。婚姻怎么样——我要不要结婚？我有时觉得我所认识的青年作家都要避免结婚，其实他们也应像利用其他事件一样，利用婚姻来走上生活的正轨，然后可以专心写作。我怀疑我自己恐不能把婚姻作为写作的辅助。不过婚姻并不容易：如果我强迫自己走上一条我没有把握的生活之途，婚姻不是会损害我的写作生涯吗？人有他的天赋才能，所以他应好好保护它，而不受那些好像没有生活目标的人们的愚弄。我所遇到的许多青年妇女都不解她们的生活意义。这样的女人如果嫁给作家为妻，会不会知道他在睡眠中写作时在想些什么？她会不会做她家庭生活的本分？我常在询问自己这些和其他有关的问题——虽然，不一定有人能作答复。我在恋爱方面花了太多时间——恋爱是我于不在写作时找寻快感的不大自在之一道。我虽需要有人来谈恋爱、同居，我并不特别努力去找寻她。

1940年九月，我又有了一件夜校工作。于是我完成硕士学位，又开始想写小说了。那时，我已完成了十余个短篇，有的已逐渐在大学季刊上发表。其中之一叫做《这地方今非昔比》，乃是小说《伙计》的先声；同时，我在布鲁克林一个夜校教书时已开始了一部名叫《不易入睡者》的小说。那篇小说写成后卖不出去。后来，我在俄勒冈州时某晚上把它烧了，因我觉得写得太坏。我的儿子那时才四岁，瞧着我烧书稿。趁我们瞧着火花向天而飞，我向他解释死亡的意义，但他完全不接受那概念。

在那几年之前，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当我一面教夜校一面写小说之间，我在一个聚会中遇见一位温柔、标致的青年女子。人家告诉我她是意大利裔，她与她的母亲和当乐师的继父住在旅馆中。我在与我未来的妻子交谈之前，先在一旁观察她。

不久我们就开始约会。有些晚上，她会前来弗拉布修旁观我教书。我们在西尔斯或欧特根小馆吃饭，有时穿过游行广场到我的住房去。我们也在工作日通信。她的信显示出她对政治与文学的兴趣，写得又认真又机智；有时也论及爱与婚姻。我的母亲逝世以后，来了一个继母，家庭生活就淡了下来。我的妻子的母亲在青年时期即离了婚。我的妻子所经验的文化生活较我的丰富。我们既都要生儿育女，便不免奇怪这种宗教混合婚姻有什么后果——她是天主教徒，我自认是属犹太教的。

第二次大战期间，纽约市内的生活并不容易，也不适意。我们的朋友、画家詹姆斯·李却仍与他妻子罗丝在格林威治村的皇街租了一个没有电梯的小楼房。他们搬到爱荷华州去后，我们就接了过来。詹姆斯到爱荷华大学是去继任格兰·吴德的印刷学教授职位。我们结婚之后，两人继续工作，直到我妻怀孕。我日夜教课，简直没有时间写作。数年后，我辞离夜校，到哈莱姆区去又教了一年书，随时捡来一些犹如《黑色是我喜欢的颜色》那类短篇小说材料。后来我们决定去西部。我已收到一封在俄勒冈州州立学院教书的邀请书——虽然我没有博士学位。1944年，我的儿子两岁，我们搬迁到俄勒冈州的考伐立斯镇。在那里我每星期教书三天，写作四天。在我自己眼中，我已成为一个可以正经谋生的作家了，虽然，我的收入并不是稿费。

我想，我几乎是在同时发现了美国的西部与我初期小说的题材。在我的想象中，俄勒冈与纽约的街道是有趣的结合。我幻想一个人出去散步，回来时带来一个新娘。

在俄勒冈州立学院的第一年，我写了《天生者》，原是在离开纽约前即开笔的。我对棒球戏很感兴趣，特别是喜剧的一面。但是我不能写作有关棒球戏的小说，除非我把它转为神奇化。杰西·韦斯顿的帕西瓦尔传奇与T.S.艾略特的《荒原》以及我所读过的几个棒球名将的传记，特别是贝勃·路思与鲍比·弗勒，都对这部小说的写作有助。神化的魔法更加深了棒球戏民间传说的魅力。

不久我们就计划出国去。我们早就想出国，可是没有钱。现在俄勒冈州立学院给了我休假年，而恰好《党派评论》杂志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批准给我一笔补助金。

我们于1956年八月底离开俄勒冈赴意大利。临行之前，我已完成《伙计》一书，并已开始转念头来写故事。这些短篇小说后来集在《魔桶》中，若干是在罗马所写。

意大利好像一部外国影片的演出，我眼前所见的几乎近于幻象，好像一座古城市突然在眼前出现。它成为我们新的夸张性的生活。我感到有必要住在比我自己的世界更大的世界里。我在城内到处散步。我遇到曾受过纳粹苦难的意大利籍犹太人。有一人举手给我看砍去了手指的拳头。我觉得我真是一个太天真单纯的美国人。我在罗马街头漫步，观察罗马人的脸庞，希望看到他们所看的东西。我要更深切地了解他们所知道的。在天主教的万灵节那天，我在梵兰纳营基地踯躅。我去了纳粹曾经屠杀意大利人与犹太人的亚蒂汀穴洞。罗马自有它分担犹太经验的黯哀遭遇。

在外国逗留了一年回俄勒冈后，我的情形有所改善。本来是教大学一年级英文文法与如何写技术报告的，现在我成为了文学教师，这就好像惊奇地发现了自己的新天才。实际情形是，那两位主持英文系行政工作的先生听到了我已有一些写严肃小说的小名气，因此我可以不必只教作文。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他们也让我教大学二年级一些诗歌，在夜课里甚至讲到莎士比亚。我深深地感谢这样的解脱。

我曾在他处谈过创作的教导，授课者须知，他所教导的不是写作的艺术想象力，而是鼓励有天资的人如何进行作家工作。创作课程的价值是有限的，有时创作课程可以鼓励青年作家认真研读好的小说。但是，我认为任何认真的学生，上一年这类课程已经足够。从此以后，写作必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我已开始接受到文学奖的荣誉了。在我看来，我好像没有干过什么，只不过坐在写桌台前，但文学奖已神秘地出现。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纽约打来的电话。我的出版商劳吉·史屈劳斯问我是不是坐着——他告诉我《魔桶》刚获得全国图书奖。

我吃了一惊，对自己说，那我一定懂得写作艺术了吧。

当我开始写第四部书《新生活》时，我的情绪很好。有一次，在耶陀（耶陀：鼓励作家专心写作的“夏令营”。）写此书时，有人敲门，我刚写了一段令我感动的章节，他看见我的眼睛湿润，我告诉他我写得很得意。后来，传言夸张说我写这本书时哭泣不止。

我们自意大利回到考伐立斯镇不久，我接到霍华德·尼密洛夫（霍华德·尼密洛夫（1920—）：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自宾宁顿学院打来的电话，邀我到那里去教一年书，我很高兴去。在国外一年，受了我所见到的生活与艺术的刺激，我已没有耐心在一个小乡镇呆下去。虽然我妻开初觉得难受，现在却已开始喜爱了西部的生活。我抓住这个回返东部的机会。去佛蒙特州之前，我们先在哈佛暑期学校停留，我替亚尔勃·吉拉德（亚尔勃·吉拉德（1914—）：美国文学批评家。）代课。课班里学生满额以后，哈佛乃另请在布朗大学教书的小说家约翰·霍克斯（约翰·霍克斯（1925—）：美国小说家。）另开一班。在很短时期内，我们两人就一同在剑桥的街上散步，谈论小说艺术。霍克斯是位豪放的人，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作家。

1961年九月，我们夫妻与孩子们到达了佛蒙特州的宾宁顿。这个学校是个不平常的工作与学习的地方，不久就成为我继续受教育的源泉。我的老师是我的新同事：诗人兼好友霍华德·尼密洛夫；独特的学者兼评论家史丹莱·埃德加·海门（史丹莱·埃德加·海门（1914—）：美国批评家。）；宾·毕立特（宾·毕立特（1911—）：美国诗人。），一位大胆的、有独创风格的诗人与卓越的教师。我跟他们学习。我的其他教师是我的学生，我教导他们来教我。

史丹莱·海门有许多地方令我想起李思里·菲德勒。他们都很熟悉文学，都不怕直言。海门精于神话与文学理论。他的幽默使他显得年轻；他的胃口也一样。有次我妻和我请他与他的妻子秀莉·杰克孙（秀莉·杰克孙（1919—1965）：美国小说家。）到一家餐馆一齐庆祝我们的婚姻纪念。史丹莱叫了香槟酒，他与秀莉在生活上力求其好而舒适——我想他们自以为生活不错，几乎毫不遗憾于青年时期的早逝。他们到乔治亚州密勒吉维尔去探访弗兰纳里·奥康诺时，她把他们形容为一辆小汽车内两个巨人（海门夫妇在文坛以能食善饮而肥胖闻名。）。她让他们观看她所养的孔雀。

当我想到海门的文学评论家身份时，他的突出点是他的自我正直与标准。“标准”是他最喜用的一词。你如不懂他的意义，你就不属于他的同类。他下定义，作阐释。他对自己的学识很自豪。不过我记得他在谈到自己时曾说过：“学识不是智慧。”他喜爱机智，开玩笑，欢乐，打扑克牌，胡闹，不断的笑声。他死时很年轻。

在我结束这篇非正式的回忆录之前，也许我应该提及我当过美国笔会会长——自1979年到1981年。笔会原是英国小说家、剧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于1921年在伦敦首创的国际组织。从基本上说，笔会将世界各地作家集合起来，作友好的聚会，扶育文学，并替任何地方受到威胁的作品做卫护。

当我是笔会会长时，我开始与出版商作更频繁的接触，那时恰是出版业大量合并后的困难时期。出版社的合并对作家们无助，而作家们的处境又必须改善：他们应竭尽其力与出版家交涉。

虽然我的出版商是不错的，我怕多半的出版商所关心的是赚钱，而不是出版可以严肃地影响未来作家的好书。史丹莱·海门鼓吹了标准，出版界今日的倾向则是把标准遗忘。这些日子，有些书编得这么坏，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借口是“我们不能在一部书上花太多工夫。我们必须盈利”。我也主张从作家的作品中盈利，但是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已在开始因出版界的低劣素质，而在文化上受到不能负担的损失。幸而有许多好意的人，不满今日出版界的现象，正在想法改良出版业。有几家新出版社出版的书很不错，有的甚至很大胆。

谈到这里，我要力劝青年作家们不要太去顾虑市场上的变化莫测。并不是人人都可靠写作来过优等生活的。不过一个对自己作品与生活抱严肃、负责态度的作家，如果写得不错，很可以靠写作为生。在我们文化又遭忽视之时，一个优良的作家会因他的优良著作而成长。我想我曾说过，在一个被认为自由的世界中，做作家的绝不可拿他的最强处来作妥协让步。

我一生几乎都是写作。从一个勉强的心灵，我的写作产生出一些对生活大自然的惊讶发现。我越是写得好，越是感到更要写作。

我在写作中所谈的是我的生活经验。在表达时它好似魔术一样地揭露出来。当我能够学会严格控制自己之时，即是开始认真写作之时，字句会自动地出现。我并不遗憾将一生献给写作，只是有时我不免遗憾有的地方可以写得更好一些。我要我的作品尽可能地优良；就整体来说我想还不错吧。我写书或写短篇小说至少三遍——第一遍是了解故事，第二遍是修改文句，第三遍是促使那篇作品说出它所应该说的。

在别的地方我曾这么说明：初稿是要记住一个作家的虚构说些什么。修改时就要以这个知识来扩大、加强、改善一个概念。修改是写作的最精妙的乐趣之一。亨利·梭罗（亨利·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说过：“今日的人与物必在明日的草地上更美更真。”

我不遗憾献身于写作的那些年头。也许我所遗憾的是我不能一分为二：其中之一是不必写作而可过完全的生活；另一个只为艺术而生活，探索所有经验所获，而知道如何写得准确。一个人不会遗憾将一生献给使他作品完美的艺术。

（董鼎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