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胡·何·阿雷奥拉
先生们，我是大萨波特兰人。那是个很大的镇子，一百年前它变成了我们的古斯曼城。但我们继续做平民百姓，仍叫它萨波特兰。那是一个种植玉米的圆形谷地，群山环绕，除了四季如春的气候，没有其他装饰；一抹蓝天和一池湖水，它轻轻地荡漾，像舒缓的梦一样。从五月到十二月，见得到田地里生长得齐刷刷的玉米。有时，我们叫它萨波特兰·德·奥罗斯科，因为画风粗犷的画家何塞·克莱门特（西哥画家，全名为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1883—1949）。）出生在那里。作为他的同乡，我为自己出生在一座火山脚下感到遗憾。关于火山，除了那个画家以外，我们镇子的山志学里，还有另两座高峰：名叫科利马（科利马，墨西哥地名。）的雪山，尽管整个山坐落在哈里斯科（哈里斯科，墨西哥地名。）的土地上。这座火山早已熄灭，冬天的冰雪装点着它。但是另一座是活火山。一九一二年，它的灰烬笼罩了我们，老人们至今还满怀恐惧地记得那次轻微的、庞贝城式的经历；大白天变成了黑夜，所有人都以为世界末日到了。不谈更早的情况，就在去年，我们简直被刚刚渗出的熔岩、震耳的喷涌声和数不清的气孔吓坏了。在这一现象的招引下，地质学家们前来问候我们，给我们量体温，测脉搏，我们请他们喝用番石榴、柠檬汁等调制的混合甜酒，他们用科学计划使我们镇静下来：我们枕头底下的这颗炸弹要么今天夜里爆炸，要么在未来一万年间的某一天爆炸。
我父母生养了十四个儿女，我排行第四。感谢上帝，他们现在还活着讲这事。正像诸位看到的，我不是一个娇生惯养的男孩。在我的心灵里，阿雷奥拉家的人和苏尼加家的人像狗一样继续着不信教者与虔诚教徒间古老的家庭纠葛。前者和后者似乎在久远的过去被巴斯克族的共同渊源连接在一起。但是，作为幸运的混血儿，他们的脉管里不仅静静地流淌着造就了墨西哥民族的血液，也融入了一位不知怎样来到他们中间的法国修女的血液。有些家史最好不去讲述，因为我的姓氏消失在西班牙塞法尔迪人（塞法尔迪人，指散居于世界各地的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中间或在他们中间赢得神圣的尊敬。谁也不知道我的曾祖父堂胡安·阿巴德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上阿雷奥拉，是不是为了洗刷皈依天主教的最后标志（阿巴德，源自阿巴，阿巴是阿拉米语（阿拉米语，古代西亚通用的语言。）父亲的意思）。诸位不必担心，我不会在这里画一幅世系图，也不是要从巴德的抄写员起理出给我带来平民血统或私生女托雷·德·克维多的名字的家谱。但是我的言语中有高尚之处，有诺言。我直接来自两个非常古老的家族：就母系方面来说，我是铁匠；而从父系方面看，我是木匠。由此我对语言产生了如同匠人酷爱手艺活般的热情。
我生于一九一八年的《福音书》作者圣马太的纪念日和圣女伊菲赫尼娅日，恰逢西班牙流行性感冒蔓延成灾，我降生在鸡、猪、山羊、火鸡、牛、驴和马群中间。我正是跟着一头自己从畜栏里跑出来的黑羊羔迈出了生命中的最初几步。这便是绵绵不绝的痛苦的前因。它使我个性鲜明。它把牵连着全家人的神经机能症的先兆集中在我身上。幸运也好，不幸也罢，那种先兆没有能变成癫痫病或精神失常。那头不祥的黑羊羔依然紧随着我，我觉得自己的脚步发抖，犹如被一只神话中的猛兽追赶的野人那样。
像几乎所有的孩子一样，我也上过学。由于确实合理但我不能讲述的原因，我没能继续下去：在地方上一片混乱地反对取缔教会（墨西哥在卡耶斯（1877—1945）执政期间（1924—1928），极力反对把教会取缔。）的革命中，我度过了童年时代。教堂和教会学校皆遭关闭。我，神父先生们和躲藏起来的修女们的子侄，不应进官方学校，除非违反天主教教义的宗教信条。我父亲，一个善于摆脱困境的人，没有送我进地下神学院或政府的学校，而是直截了当地让我开始工作。这样，我十二岁那年便到装订师傅堂何塞·玛丽亚·西尔瓦的车间当学徒，后来又进了切波·古铁雷斯的印刷所。在那里，我深深地爱上了作为手工艺品的书籍。另一种爱，对文章的喜爱，产生得更早，那源于我敬重的一位小学老师的作品：幸亏何塞·埃内斯托·阿塞维斯，我才知道，除了商人、小业主和农民，世界上还有诗人。在此，我应该说明一下：我父亲无所不能，经过商，办过工厂，开垦过农田（总是小规模的），但是一无所成：他有诗人的心灵。
我是自学成材的，这千真万确。十二岁时，我在大萨波特兰读过波德莱尔、瓦尔特·惠特曼和我采用的风格的主要创始者：帕皮尼（帕皮尼（1881—1956），意大利诗人、作家，著有《一个没有希望的人》等。）、马塞尔·施沃布（马·施沃布（1867—1905），法国小说家、散文作家，著有《弥莫》等。），以及其他大约五十位比较著名的作家的作品……我常听民间歌曲和俏皮话，我非常喜欢听乡下人的交谈。
从一九三○年至今，我从事了二十多种行当……我当过沿街叫卖的商贩和记者，搬运工和银行收款员，印刷工人、喜剧演员和面包师。诸位想得到的，我都干过。
如果在此提一提改变我命运的人，是不公平的。路易·朱维特来瓜达拉哈拉时，我认识了他，二十五年前他带我去了巴黎。那次旅行是一场梦，想要再经历一次是徒劳的；我曾登上法兰西喜剧院的舞台，扮演过听命于让一路易·巴洛尔、拜倒在玛丽·贝尔石榴裙下的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苦役船上的赤身奴隶。
从法国归来后，多亏安东尼奥·阿拉托雷帮忙，经济文化基金会接受我进入它的技术部，他是把我作为语言学家和语法学家介绍进去的。做了三年的校对清样、译文和原稿的工作后，我的名字出现在作者书目中（《几种发明》，一九四九年在特松特莱出版）。
最后说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我一直无暇搞文学。不过，我在所有可能的时间里奉献爱给它。我爱语言胜于一切，我尊敬那些通过文字展示精神的人，从伊萨伊亚斯（伊萨伊亚斯，《圣经·旧约》里的先知。）到弗朗茨·卡夫卡。我几乎怀疑一切当代文学。古典而仁慈的幽灵环绕着我，我生活在被它保护的自己的作家梦里。但我也生活在创作墨西哥新文学的青年们中间：我把自己不能完成的任务交托给他们。为了使任务容易完成，我每天给他们讲述自己在短时间里学会的东西，这段时间我口传着获自别处的消息。它是在仅仅一瞬间，通过燃烧的黑莓我听到的东西。
（朱景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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