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与蜜蜂

〔埃及〕马哈茂德

蚂蚁为冬季储存食物，它将自己搜集到的食物原封不动地储存起来，麦粒仍是麦粒，糖渣仍是糖渣。蚂蚁在这方面所做的全部工作，是搜集它遇到的可吃的东西，并把它们平铺在它的窝内，或者一层层地堆砌起来，或者用我也不知道的什么方式储存起来。

小时候，我曾目睹一件奇事。那是在一场大雨之后，当时我看见一群蚂蚁正把它们窝里储存的东西运出来，平摊在阳光下。它们一定是发现这些食物被渗进去的雨水打湿了。蚂蚁的库存物并不总是零零碎碎的各种可食之物，有时也可能碰上体积硕大的猎获物，它们把这大家伙照原样保存。它们给它挖一个可容得下它的特别储存库。有一天我曾亲眼目睹这一情景。那天，我坐在乡间医院的一间屋子前；我的小弟弟病了。我形影不离地陪伴着他——他应享有真主的慈悲与喜悦！——在那儿，我发现前面的花圃里有一只大蚂蚁正在和一只昆虫搏斗，双方争得不可开交。蚂蚁咬了对方一口，正好咬在对方的脑门子上，我眼看着那虫子的身子就僵直不动了。蚂蚁这时稍微向后退了退，在距昆虫不远的地方刨起坑来，眨眼的工夫就完成了。它再次爬到它的猎获物身边，将其拽到洞穴处。啊，真是令人惊奇！它开始急匆匆地丈量起昆虫的长度和高度来。它在昆虫前后左右爬着，又爬到昆虫的身上，然后独自进到那洞穴里。大概是发现洞穴挖小了，容不下猎获物的身子。于是又重新挖起来，将其扩大些。它再次进行丈量。当它认为满意时，便开始拉扯它的捕获物，直到将其拖入囚室，然后又用挖出来的土填那个洞穴，直到将洞口封住，它才离开，去做同样的事。

这就是蚂蚁和它在储藏食物时的所作所为。它在聚集食物方面确是一位高手。但它并不把这些东西作丝毫的改变。蜜蜂则是另一回事，它一吸吮到花朵的醇酿，便依靠自己的内部工厂，在蜂房里将它们加工成蜜。

人类按蚂蚁的方式和蜜蜂的方式汇聚自己的科学知识，有时以这样方式，有时以那种方式。在这两种方式中显示出各民族不同，和各个时代的相异。有的民族，或某个时代，可能被聚集的储存活动所控制。当某个人想享用一点储存在他辛劳生活中的知识时，他就从储藏室中提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利用它们服务，而那些东西仍保持着他见到它们和储存它们时的老样子。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可能看到另外一个民族和另外一个时代，除非让聚集的物质在他们中变为一种新创造，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由于这种创造，人类前进着。他也许看到过聚集活动在两种情况下共同参与的。但是当普通人停留在第一种状态下时，创造者则跨越向前，进入另一个阶段，这一活动在第二种状态下建立其上的蚂蚁和蜜蜂二者都在聚集它们的物品，但蚂蚁是原封不动地聚集它们，而蜜蜂是让其聚集到的东西变成一种新事物。

我在谈到这一点时将加快点步伐，我想把我将要详加解释的事情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地在阐明前提前提到结论呢？我的回答是：为了切断那些缺少耐性的读者的逃路——这类读者只满足于一篇文章的一段或两段。那么就让他在逃走前带着些思想吧。这思想也许会激起他的不安和引起他的关注。因此我说：埃及已经越过了她的现代复兴的初始阶段，从最初开始到今天已过了180年。埃及开始复兴要早于俄国约三分之一世纪，但埃及在大约180年的复兴期间，并未达到足以让她创造和增加新物的程度，就像有些开局比她晚的民族所做的那样。理由何在呢？这可能有好多理由，但其中之一——占有理由之首的是，埃及已选择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蚂蚁的方法。她很少像蜜蜂那样行事，如果她拥有了她想拥有的知识和艺术的储藏库，但这些储藏库充满了别的正在复兴的民族创造的事物。不过为了公道起见，在这里我们应该说，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要么只是蚂蚁的方式，要么只是蜜蜂的方式。因为同一个人也可能将部分蚂蚁方式同部分蜜蜂方式集于一身。像这样两种方式的集合，我们看，已经在埃及现代复兴的某些杰出人物身上实现了。不过，如果我们想对我们长达180年的生活进程的大部分作一判断的话，那我们就要说，它们是蚂蚁的那种搜集和储藏的方式。

来！让我们一起做一次迅速的回顾，看看历史上见到的最强有力的文化复兴运动的几个例子。让我们看看它们是走的哪条路，从而表现出创造性。我们将发现，它们在发展历程上全都十分相似：“蚂蚁式”的步履把它们和世界达到的原则真理聚在一起，接着就是“蜜蜂式”的步子，具有天赋才能的人们在这一过程中吸取着被汇聚的知识的蜜汁，不是为了照原样储存在他们的记忆里，而是在他们的天才加工场里将其转变为一种新的创造。不过，在衰落和停滞阶段，研究者们死记硬背他们遇到的前人留下的遗产，以便在不同的场合“背诵”，于是将那些东西倒腾出来了，像木乃伊从棺椁中抬出来去博物馆展出一般。

让我们把穆斯林历史上那一汹涌的文化浪潮作为我们的第一个例子。伊斯兰教刚出现一个多世纪，学者们正忙于——基本上——语言及与之相联系的语法、例证等问题，直到那个从其他民族源泉中搜求汇聚的运动开始，我指的是从希腊语、波斯语和印地语中进行翻译的那一运动。这个翻译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翻译家们是各行其是的，一切全靠各自的兴趣，国家与他们无关。但在第二个阶段，国家的作用就很大了。哈里发马蒙建立了所谓的“智慧馆”，这里云集了从事译述的人才，他们都受到哈里发马蒙的关照。这样做的结果是，研究者手中拥有了这些译本；亚里士多德大部分著作，新柏拉图主义文章，注释家写下的柏拉图对话录部分内容，加利诺斯的大部分著作，加利诺斯之外的人写的部分医学著作，此外还有各种学科的著作，其中有伊格利德斯的书，艾尔叶米德斯的书，等等。公元九世纪（伊斯兰历第三世纪）刚近尾声，阿拉伯语就发现了其他文化中前人所创造的优秀产品。你可以想象自己正步入巴格达的智慧馆，你看到一大批翻译家正埋首于他们的稿页上，把某种文字译成阿拉伯文。在这些人中有三位出自同一家族，他们是：阿布·宰德·哈尼纳·伊本·伊斯哈格，他的儿子伊斯哈格和他的外甥吉诺斯。在你看到这些人翻译他们正在翻译的东西时，你是否不得不立即想到，你看到的事情正是像蚂蚁聚集和储存那样努力？那些被译为阿拉伯语的东西，绝不会成为阿拉伯文化。但是，那将让它们成为阿拉伯文化的另一些人，遇到这些译本，从而吸取其中的蜜汁，然后从他们吸取的东西中推出一种新创造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所指的人。如果说我们谈论阿拉伯遗产，那么他们就是这一遗产的光耀和尊荣的顶峰。

让你同阿拉伯历史一道转向公元十世纪（即伊斯兰教历四世纪），留意你在书库里正好碰到的东西。——这些书的主人曾生活在那个时代，然后你看看其中的内容，你会看到花是怎样转化成蜜的。你读读——例如——艾布·哈雅·陶希迪的著作，你就会发现自己正立于一种新的阿拉伯思想面前，它与他的阿拉伯前人那里的思想并不相似，也与译为阿拉伯文的希腊著作完全不同。这些新的情味并不局限于一两个人，而是旷日持久的整整一个时代的全面印记，不论在阿拉伯东方，还是在阿拉伯西方，全都一样。在那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一些名字像璀璨的星辰熠熠发光：在哲学家中如法拉比，伊本·西那、伊本·路什德；在哲理诗人中如阿布·阿拉；在批评家中如阿卜杜勒·卡西尔·朱尔加尼；在数学、天文、化学、医学的许多学者，以及思想和文学各个领域的其他名人。

让我们转向光辉的文化复兴的第二个例子，它就是被称作“一次新生”的欧洲复兴中的例子。在这里，第一个阶段也跟蚂蚁搜集储存食物时的行事方式一样，直到时间来到，欧洲在中世纪末期不断聚敛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产品，希腊文化中的，罗马文化中的，阿拉伯文化中的，欧洲把这一切都翻译过去了，一个传播圈开始不断扩大，直到传入修道院和大学中的研究家的手中，传到文学艺术家手中。于是蜜蜂酿蜜的工序开始了，结果世界面对着一种新的精神，一个新的理智。这个“新”没有局限在学者伽利略、哥白尼等圈子内，也没有局限在艺术家如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的圈子内，也没有局限于文学家、诗人如莎士比亚等的圈子内。相反，这个“新”包括了生活的精神本身，用一切新事物支配了人们中的奇特的快乐，像儿童的快乐。于是旅行家飘荡在无名海洋和遥远的大地，攀登高山——这些高山原本是担惊受怕和造成恐惧的根源。在整个生活中弥漫着一种冒险精神、探幽揭秘气氛。由于这一切，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科学、探索、文学、艺术、重视人——那个大地承载、天空荫庇的人，而不是那个抱残守缺、易于满足的苦行者。

说到这里，正好提一提塞万提斯和他的巨著《堂吉诃德》。我们在这本书前驻足是很有必要的，就像强有力的警钟一样重要。如果一个人沉睡了一年，他需要觉醒。堂吉诃德以为风车是敌对的骑士，于是大战风车；他把羊群当成突袭的敌军，于是与之展开激战，——这些并不是《堂吉诃德》中的一切。不！在理解这本书时，还有对那些在文化上死气沉沉地活着的人——像我们今天活着一样——更深刻、更具影响的东西。

那位堂吉诃德先生读了前人关于骑士生活的书，并把读过的东西丝毫不变地记背下来，没有往里面增加什么。尔后，他照着他的榜样描绘自己人生的图画。因此，他就像一只大蚂蚁，落到一份大猎物上，于是将其储存起来，作为冬天某日的美餐。他就像那只我对你谈到过的、我看见过的蚂蚁。当那只蚂蚁把一只和它相比体态硕大的昆虫咬僵后，它挖洞将其理入。如果堂吉诃德在他那个时代之前的某一时代做那些事，——那时候骑士的生活是尽人皆知的，是受尊敬的——那他做的事情就没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一个生活在骑士时代的骑士有什么可引人注目的呢？但是，骑士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世界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提到的欧洲复兴时代，这时出现了堂吉诃德，他不和人们一起呼吸新鲜空气，而是呼吸储存在他读过的那些关于一个旧时代的书本扉页间的空气。如果说别的人是血肉之躯，那么他却是个由库存的词汇构成的人，他的血液回自墨水瓶。你是否认为《堂吉诃德》是一个已经出现过并已经隐没了的人类奇迹？仔细观察一个你周围的事物和周围的人，你会发现有成百上千和他一个类型的人，他们正拖着故纸的身躯、墨汁的血液，装满前人言词的大脑蹒跚地行走在大地上，不是为了让这些言词成为启迪新事物的源泉，而是为了让它们成为他们生活的另一个星球，仿佛在我们和这些言词的主人之间没有隔过数百年。

我们，在经历过180年之后——自向欧洲打开大门之后，由于这一开放，我们的现代复兴开始了，倘若我们除去我们在这一时期生产的极少极少的部分，那我们定会看到，我们的生产很像蚂蚁窝里的一件东西。这一生产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方式：“我们的前人是这样说的，西方人关于我们的前人和我们同代人是那样说的。”我们仍然如此。甚至在音乐和诗歌上，这两种事物如果不是从音乐家和诗人的内心深处迸发出来，那它们就什么也不是。我要说，我们甚至在这一领域，仍然处在两个人中间；一个说：正如我们前人对它的理解，艺术应该是这样的；另一个说：正如西方人对它的理解，艺术应该是这样的。我就不必说我们在思想、科学、组织、文学等不同领域所持的态度了。十分清楚，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被局限在我们提到的那种方式的框子内。这即是：一个声音用前人所掌握的东西呼唤着，另一个声音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东西呼应着！对我们来说，还没有熔铸出一种观点呢。

我们认真听取我们前人说过的话和西方人对我们前人及至同代人说过的话，这并没有什么坏处；相反，对想让我们的复兴立得直走得正的人来说，这是一件绝对必须的事情。但是真正有害的是，我们对这一两个来源都持蚂蚁在聚集和储藏中所持的那种态度，并以此为满足。因为在这之后，还有蜜蜂在同化和转化上的作用。让我们有机会说。

这是我们的本，就在我们的右手上。应该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清算。对我们来说，这一清算在大量的文学创作上，在少量的艺术中，已经真正实现。但是在思想领域的许多方面，无论是多是少都没有实现，——真主啊！只有几滴解不了小鸟干渴的水！

（伊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