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战事背后的玄机是什么？

曾国藩本来是礼部侍郎，因为母亲去世，按照当时的礼制和规定，暂时开去官职，回到原籍守孝。仅仅半年，就因为太平军杀入湖南，朝廷下旨，钦派他为帮办本省团练大臣，任务是维护地方治安。后来，随着战事的发展，曾国藩的团练队伍被朝廷一次次催促，派往湖北救援。而他竟然也带着这支湘勇，一举收复了被太平军占据的武汉。从此以后，曾国藩也就被朝廷一次次当作救火队长，救援江西、救援福建、救援安徽、救援江苏，湘军也就从湖北转战江西、挺进安徽，九江、景德镇、安庆城等战略要地，相继攻克，由自家亲兄弟曾国荃、曾贞幹带领的曾家军，也就直逼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城下。在这上十年的时间里，湘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最终大功告成，打下南京，太平天国灰飞烟灭，曾家兄弟加官晋爵。

打仗就要招兵买马，打仗就要补充兵员，战线越长，部队也就必须一次次扩军。扩军不外两个来源，一是招募扩编，二是招降扩编。前者的重点是将领的人选，后者的关键是兵员的素质，而它们共同的前提，就是军饷的保障。对此，任何一位军事统帅，都不可能掉以轻心。曾国藩是文人带兵，起初是团练帮办，随后是钦命出征，最后是钦差大臣督办军务，官职也从兵部侍郎一跃而为两江总督，负责整个江南战场。除了他的嫡系湘军，还有战区之内的各路正规与非正规部队，几十万大军的招募与招降等扩军事宜，都必须经过曾国藩审时度势，相机处置。

那么，曾国藩是如何审时度势，如何相机处置的呢？这其中，又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借鉴？到底有哪些与之相关的人和事？有哪些人与事所带来的故事？故事背后的玄机是什么？

0398.批戈什哈曹广泽禀请将长夫添募成垒由咸丰十一年五月初十日

据禀请将长夫添募成垒，一垒之内，勇夫夹杂，相形见绌，更有何人肯当长夫者？所请应不准行。该戈什哈留心战事，志高气旺，余亦望其能立事功。惟有两种短处：一则每遇一事，粗观大意，不能层层想到；一则不能耐久，此事尚未熟习，又想改途易辙。若不能将此两弊除去，将来必无成就。如能痛改此两端，乃可试令治军也。此谕。

[评点]

戈什哈是满语的译音，意思是“护卫”。曾国藩身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身边当然有一大批护卫亲兵，曹广泽就是其中之一。曹广泽“禀请将长夫添募成垒”，理由是什么，不外乎是战事紧急吧，曾国藩呢，一句话给否定了：“一垒之内，勇夫夹杂，相形见绌，更有何人肯当长夫者？所请应不准行。”

为什么“勇夫夹杂”就会“相形见绌”，以致无人“肯当长夫”，以致“所请应不准行”？这里，就不能不谈到湘军的营制了。

清朝的正规军，是八旗和绿营，部队开拔，由州县地方政府征调民夫，承担军需运输。而湘军的前身是团练，团练是召集当地百姓，临时用于治安，当然不需要也更无权调用民夫。但是，当湘勇奉旨出省作战的时候，这就涉及后勤保障了。于是，曾国藩等创立湘军营制，“十人为队，八队为哨”，“四哨为营”，外加“亲兵六队”，而“辎重、军装、行粮，长夫运之”。每个营将士共计500人，按照每100名将士36名长夫的标准，每营的长夫有180名。对此，王闿运作《湘军志·营制篇》，写得清清楚楚。而且，他还特别指出“营夫无过百八十，亦无得阙不足”，就是说，长夫有定额，不能多，也不能少，理由在下一句说得更吓人：“行而索夫，军有司诛之。”临时拉夫，军法杀头。这是因为，湘军不同于绿营，地方政府不负责调拨民夫，湘军临时拉夫，既违反体制，又违背民意，更助长兵痞恶习，所以军法禁止。

立营之初，除了招募勇丁，同时招募长夫。既是招募，就有军饷。据《湘军志·营制篇》记载，湘军的勇丁，每天的饷银是一钱四分，长夫的饷银，是一天一钱。每天少四分，每月就少一两二钱，每年就少一十四两四钱。这就是曾国藩批示中“相形见绌”四个字的所指。

勇丁打仗，长夫运输，互不相干。曹广泽建议“将长夫添募成垒”，这就造成了“一垒之内，勇夫夹杂”的局面，长夫计较的是军饷的多少，而作为统帅，曾国藩注重的是营制和分工。所以，他这才教训自己的亲兵，你虽然“留心战事，志高气旺”，但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属于“粗观大意，不能层层想到”，必须“痛改”，才可“试令治军”。

一个亲兵，当然“不能层层想到”，一位主帅，却必须“层层想到”；一个亲兵，“留心战事，志高气旺”，已经难能可贵；一位主帅，教训多，鼓励少，口气如此生硬，试想，如果换了我们，碰了这么大一鼻子灰，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后谁还给你分忧解难，以后谁还给你群策群力？

0474.批统带湘恒左右两营曾丞贞幹禀到防察看情形、拟将投诚之人编立六营、并请颁发关防由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

据禀已悉。所收投诚之人，应改为四营，派黄令润昌管带一营，晏副将、陶参将、张游击各带一营。其关防即刊管带崑字营、恭字营、保字营、吟字营各一颗，候分别札发祗领。账房、军械各项，准即照四营给发。此外收留者，俱令当长夫，每名每日发钱七十文，仿鲍镇新收梅仁富一起降卒办法。其四营之勇，即自奉到关防之日起，每名每日发钱一百文。军器每营照章酌发一半，候饬知银钱、军械两所查照。闻此后来降者尚多，立法之初，不可不慎，求可为继，求可为广。此项降卒，本地人多，军械甚少，自系该处百姓为贼所胁，虽授伪职，罕经战阵。今见贼势日衰，人无固志，又因米粮太少，急思反正，以为就食之计耳。官军宥其罪而收之，以为招降贼也可，以为恤难民也可，若欲练成劲旅，恃之攻战，则不可。

此次初办招降事件，稍示宽大，以劝来者。嗣后续降之人，当分作两种办法：一种两湖、江西之人，无籍可归，强者当勇，日给百文，弱者当夫，日给七十文；其有籍可归者，仍资遣之。一种皖南本地之人，无家可归者，日给五十文；有家可归者，亦资遣之。切弗靠此项降人立功辟土，则认错题目矣。缴。

[评点]

这件批文，是曾国藩写给自己的亲弟弟曾贞幹的。曾国藩留下来的批牍上千封，批复自家兄弟的，目前只看到四封，曾国荃、曾贞幹各两封，而批复曾贞幹的都涉及带兵打仗最为棘手的招降扩编之事。且看曾国藩如何批复？

首先介绍一下曾贞幹的情况。

曾贞幹是曾国藩最小的弟弟，但却是曾家兄弟中第一个跟随曾国藩创办湘军团练的。早在咸丰三年（1853），曾贞幹就已经管带了一个营的湘乡勇，驻扎在长沙城湘江边，而日后大名鼎鼎的杨岳斌、彭玉麟，此时还只不过是他手下的“连排长”。第二年春，湘勇遭遇岳阳之败，曾贞幹主动揽下责任，稍后离营回家。

咸丰八年（1858），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在安徽三河全军覆没，曾家老六曾国华战死，曾国藩、胡林翼急需在湖南补充兵员与带兵将领。曾贞幹早年受大哥影响，切实做过几年的理学修养，此时家仇国恨集于一身，因此再次出山。胡林翼立即给他配备两个营的人马，旗号就叫做“湘恒左营”、“湘恒右营”。曾贞幹字事恒，用营官的名字立营头，这是湘军的老规矩。至于“湘”字旗号，则不是随便哪个湖南人就可以随便打出的，要正宗湘乡人才行。

咸丰十年（1860），曾贞幹带领这一千人马，从湖北黄州出征安徽，会同湘军其他部队打下太湖、潜山等县，进逼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与先期抵达的曾家老九曾国荃会师。第二年，曾国荃招降太平军英王陈玉成部下勇将程学启，事情败露，程学启连夜逃出，在曾贞幹营门外大声疾呼：“我程学启，密谋泄露，不得不提前投诚。后有追兵，现在不能放下武器。信我，快开门；不信，快开炮。别让我两头不是人！”此时此刻，程学启身边带着300名身经百战、手握刀枪的精兵强将，后面还尾随着对方的追兵，信，还是不信？开门，还是开炮？成，得一良将；败，营盘一锅端，人做刀下鬼。开炮，当然是自保；开门，可能就是自杀。这时候，才真叫人明白，什么是千钧一发，什么是刻不容缓，什么是成败在此一举。“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兵不厌诈”、“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在此一念之间，曾贞幹是否力排众议，甚至，曾贞幹是否犹豫再三，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总之，做过理学信徒的曾贞幹，选择的是当机立断——“开门！”

一念之间，湘军多一骁勇之将。助攻安庆，程学启功不可没。一年后，李鸿章成立淮军，央求曾国藩抽调精兵强将，曾国藩说，你跟我多年，现在我派你去上海，另立新军，好比嫁女，嫁妆不可不丰。湘军将领，随你挑。李鸿章也真不客气，第一个就要程学启。淮军攻打上海周边各县、攻克吴江、攻克苏州等城，程学启都是头功。后来，当湘军苦攻南京、损兵折将之际，曾国荃苦求大哥，从淮军调回程学启，曾国藩也亲自出面，亲自开口，李鸿章却用一万个理由，表示一万个不答应，把曾家两兄弟，气得一个摇头，一个捶胸。当然，这是后话，总之，招降程学启，确实是曾贞幹的得意之作。

至此，我们不难理解，曾贞幹为什么要向大哥上呈招降扩编的公牍了。

当时，曾贞幹刚刚驻兵皖南三山，因各处湘军皆有捷报，附近太平军斗志涣散，颇有反正之举，曾贞幹就想抓住时机，及时招降收编。具体收编情形，因为曾贞幹的来禀未能保存，后人不得其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曾国藩的批复中略知一二，即被太平军强行征用的本地百姓，没几把刀枪，没见过阵势，纯粹是来混碗饭吃，湘军收留这帮人，只能算是体恤难民。大概是曾贞幹来禀中把“练成一支劲旅”作为扩编的理由，所以，曾国藩在批复中切实指出，你想靠这帮人作“劲旅”，靠这帮人“立功辟土”，纯粹是“认错题目”了。

试想一下，湘恒营初来乍到，环境不熟，一下子收编六个营，几千号人，又要管他吃，又要管他饷，还要给他装备军械，是否值得？值得值不得，后人也许难于评判。倒是有另一个问题，也许值得一提，这就是曾国藩“一下子”给老弟批了四个营的编制，四颗“关防”（公章）、四个营长（营官饷银，每年2400两）、四个营的帐房（帐篷，每营98顶）、四个营的军饷（每月2900两）、四个营的军械（抬枪、小枪、刀矛），统统吩咐银钱所、军械所照办。说完了这些，再来一句冠冕堂皇的：“闻此后来降者尚多，立法之初，不可不慎，求可为继，求可为广。”

看来，大哥对小弟，还是比较关照的。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批完公文，曾国藩在当天，还给曾贞幹写了一封家书，其中有这么一句体己话：“弟初放手办事之始，余不遏其兴致。”就是说，曾国藩优待曾贞幹，还是带有统帅奖掖后进的成分的。这一年，曾贞幹35岁，曾国藩52岁。大哥的官位是协办大学士（大体相当于国务委员吧）、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小弟呢？起初以军功授了个训导（县教育局长），这时刚升到县丞（副县长）虚衔，确实是该当建功立业的时候呢。

据曾国藩自己说，曾贞幹用这招编的4000人（如果是四个营，那就是2000人；但十个月后曾国藩为曾贞幹作墓志铭，却不经意说出，曾贞幹“招降”了“四千人”），接连攻克鲁港、繁昌、南陵、芜湖等城防，进而冲进南京城下，与曾国荃的吉字营一起，开始了攻打太平天国首都的大决战。而吉字营中，就有老九本年二月从湖南招募的12个营，整整6000人。

除了曾家军，谁能这样大张旗鼓招兵买马？

0484.批统带湘恒等营曾丞贞幹禀请仍添立两营随同攻剿由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据禀已悉。前收降卒四营，已属万不得已之举。兹又请添两营，殊属无益。黄令润昌见过数次，非能带两营之才。张吟随从多年，亦非营官之选。目下仅拨华阳厘金五成之一，每月不过三千串上下，以之养四营，所欠尚巨，安能更养六营？所请碍难准行。此缴。

[评点]

这件批文，距离上次批复，已是一个多月，而态度则大不一样：上次是基本照准，这次是一口拒绝。

上次是报六批四，而且，“已属万不得已之举”，这次又旧话重提，仍旧要补足六营，曾国藩这才觉得老弟有些得寸进尺，因而反驳，营长人选不合格，军饷供应无保障。你的报告，退回去。

这是两条很硬的理由。

第一，营长人选不合格：黄润昌见过几次，带一个营还勉强，让他管带两个营，能力不够；张吟呢，不过是我的一个亲兵随从（曾贞幹致曾国藩家书），多年相随，他是不是一个营官的人选，我最清楚。否定了营长人选，再立营头的条件就不充分了。

第二，军饷供应无保障：湘军的军饷主要来自厘金，即往来商贩利润的百分之一。上次批准的四个营，靠的就是华阳镇厘金的“五成之一”，“每月不过三千串上下”，用这点钱来维持四个营的开销，本身已经远远不够，哪里还能养得起六个营？没钱，喝西北风啊？

这一次，与上月批示形成对比的，还有一点，即就事论事，干脆利落，公事公办。“所请碍难准行。此缴。”你的报告，退回去。本来嘛，报六批四，上次已经说得清清楚楚，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军务在身，日理万机，哪个小小统领，敢于一再申诉？说白了，还是仗着亲兄弟好说话。

翻检曾国藩《日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如同上月一样，曾国藩在作出“不准”的批示后，当天，他还分别给曾国荃、曾贞幹各写了一封信，现在，《家书》中只能看到写给曾国荃的信，对扩编之事只字未提，而给曾贞幹的那一封，却不见了。一般来说，普通家书，曾国藩都让人抄录副本的，这一天写给曾贞幹的信，是不是没有录副？如果是没有录副，那是什么原因？读者如果有心，可以对照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这里面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如果说曾贞幹有些得寸进尺的话，曾国藩上月的批复应该也有点责任。既然是“后来降者尚多，立法之初，不可不慎，求可为继，求可为广”，为什么那么轻易就给了四个营的编制呢？何况还是招降扩编？明知这是些乌合之众，“为就食之计”来混口饭吃，为什么那么轻易就给出了四个营头的关防？军饷不足，不是昨天今天的事，湘军什么时候有过充足的军饷？军饷不足，干吗当初要说“体恤难民”？

当然，手足情深，我们不能责备贤者。我们可能还要为曾国藩这第二次的“公事公办”、“不徇私情”而心生敬意。不过，据曾国藩家书，曾贞幹实实在在有过“并未禀明，径招三千人，此在其他统领所断做不到者”的违纪行为。此时曾国荃、曾贞幹两兄弟身在前线，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确实急需补充兵员，曾国藩也只好在家书中耐心开导，让弟兄们不至于过分出格。不管怎么说，两位老弟在南京城外苦攻苦守，兵力实在单薄。二月份，曾贞幹请求大哥在大通关添收船税，或者在荻港厘局分成抽收，用于扩编，补充战斗减员，可是，曾国藩考虑到老九与水师统帅彭玉麟不和，与水师争饷有碍大局，所以，这才一再阻止曾家军的扩编计划。

曾贞幹历来体弱多病，本年二月，妻子病故。随后，他本人又在前线感染瘟疫，加上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大队人马救援南京，曾贞幹为减轻曾国荃负担，坚持留营协助，十一月，卒于军，时年35岁。

0526.批统领马步官军曾藩司国荃禀请准增募十营、围剿金陵由同治元年十月十九日

来禀已悉。行军之要，屯宿之守兵宜少，游击之活兵宜多。此次大股援逆围扑官军营盘，苦守两月，幸获击退，转危为安，亦自人事居半，天幸居半。此等至险之着，岂可恃以为常哉？目前宜急思变计，酌留万人或八千人于金陵，与水师相依护。最冲处，皆修石垒、砖垒，与城池相等，为牢固不拔之基。此外皆须退打东坝等处，乃活着也。若必欲厚集兵力以图金陵，该城周围百二十里之宽，纵添四十营，亦尚不能合围，亦不能困城贼。设顿兵日久，变症另生，从前向、和之覆辙，当以为鉴。即向、和在金陵时，亦常常防剿东坝、高淳、溧阳、溧水、句容、镇江等处，且常常援浙、援闽，不仅围金陵也。须另换局面，则可添营，以资攻剿。目下株守之局，则不可添。所请碍难准行。此缴。

[评点]

曾国荃此时已是事实上的前敌司令官（官位晋升至浙江布政使，所以称之为“曾藩司”，不过人在南京前线，并未到任），曾国藩则是后方总司令。前敌司令官要求扩兵，后方总司令有条件拒绝。现在只有批示，看不到来禀，究竟来禀是如何申诉理由，后人已经不得其详了。

既然如此，那我们从金陵决战的意义、时机和结局来评判。

意义：自从1853年太平军占据金陵，洪秀全把这里作为太平天国的国都——所谓“天京”——已经10年。很显然，太平军已经不是一般的土匪流寇，而是占据了半壁江山、与朝廷分而治之的“窃号逆贼”。曾国藩此时身负重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两江总督，收复失地，责无旁贷。这是朝廷授予军政大权的明确要求。

时机：安徽省会安庆已经攻克，金陵上游已经失去屏障；曾家军已经进逼金陵城外半年有余，太平军大股援军拼死相救，曾家军拼死抗击，“苦守两月，幸获击退，转危为安”，曾贞幹以重病之身，“保全粮道，联络水师，援应东路，厥功甚伟”，此时扩军，应该是正当其时。

结局：一年半后，曾国荃以五万之众攻克南京。也就是说，金陵事实上是靠增兵围困而攻坚取胜的。

看起来，曾国藩的这份批示，似乎有些问题：

围城攻坚，确实是险着、呆着，但是，自古以来，“窃号逆贼”据城固守，官军除了围城攻坚，哪里还有稳着、活着？

既然是“苦守两月，转危为安”，哪怕是“人事居半，天幸居半”，此时此刻，是否“宜急思变计”，“须另换局面”？

当太平军援军败退之际，吉字营主力反倒“退打东坝等处”？

“增募”用于围城则不批，围师改作游击，反倒可以“添营”？

……

总之，我们现在可以提出的疑问，曾家老九当时应该也会提出。按照常理，也依据惯例，曾国藩应该会在公文之外，在家书中对老弟再说一些私房话。从《日记》中，我们得知曾国藩在发出这份批文的前后几天，天天都给曾国荃写过信，十七日信说裁兵，十八日信问曾贞幹病情，十九日信不见，二十日信说战略战术，都没有涉及扩军之事。而现在能够看到的老九写给阿哥的信，偏偏缺了这两个月。看来，现在留存的曾氏家书，确实有人做了手脚。曾家军扩兵，确实太扎眼。

十月十七日，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家书中，说吉字营从最初的三千人，“今增至八九倍”，也就是说，曾国荃现在的兵员是在两万四到两万七之间，那么，一年半之后，攻克南京的五万之众，人员从何而来？

0592.批洪容海禀奉批坚守弋江、修筑营垒由同治二年五月初九日

据禀已悉。凡带勇者，声名最关紧要。驻扎之地，能严约勇丁，与民秋毫无犯，则声名即从此起矣。若擅作威福，纵勇四出索扰，则声名一坏，人皆避之，万事都行不动。

该将系投诚之营，民间早闻而生畏，虽买卖人亦怕进该营，必须加倍约束，乃能将“长毛”二字洗涤干净。勉之，勉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该将若矢志不扰百姓，亦立地作好人，立地成名将矣。千万叮嘱！缴。

[评点]

洪容海本是安徽无为县人，加入太平军后，遵照太平天国的避讳制度，因为天王姓洪，所以改而姓童，战功累累，杀人无数，受封“保王”。同治元年（1862）夏，拥兵数万、协助辅王杨辅清救援宁国的洪容海，突然向湘军大将鲍超乞降，声称与太平军积怨已久，情愿袭取宁国郡，抓捕辅王。正在交涉试探之际，宁国郡城被霆军合围攻破，五天后，洪容海偷袭广德，杀死守将，收编其部，带领六七万人的队伍，向鲍超投降。鲍超随即向曾国藩行文禀报。

曾国藩对鲍超的批示，目前没有查到，据曾国藩七月初二日的奏折，曾国藩一方面相信洪容海的投诚是真，“不至再有反侧”，另一方面，却又担心洪容海“人数太多，后患孔长”，因此，他作出批示，六七万人中，洪容海只能留下两千，其余统统遣散，分起分批，递解回籍。东南战乱十年，民不聊生，当兵吃粮，回家只能等死，不是饿死病死，就是再次被太平军掳掠，这些人，跟着洪容海献城反正，剃发投诚，得到的却是如此发落，如何忍得下这口气？连朝廷都赶紧颁发谕旨，质疑“降众六万，仅留二千人”？说洪容海“真心归顺，不妨酌量多留”。在上谕到达曾国藩大营之前，曾国藩与鲍超讨价还价，答应将收编名额增加一千，给洪容海五个营的编制，命名为“启化营”，意思就是你们这批反贼，从前作恶多端，现在弃暗投明，必须从根子上启迪归化，改邪归正，重新做人。鲍超恳请追加三个营头，曾国藩硬是不批。整整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想留的留不下，不让留，想走的走不成，没路费（路费每人一千文，约合半两多银子，曾国藩竟一时筹不齐这批额外的款项），洪容海部将忍无可忍，张得胜、陶子高，振臂一呼，顿时拉走两万多人马，投奔辅王杨辅清；朱大椒、黄三元等两万多名将士，则干脆在广德城内再次造反，洪容海只能带着死党夺门而逃，逃到鲍超营中，六万大军，至此只剩一万。

对此，曾国藩并没有自责，八月二十七日的奏报，很有些文过饰非：一则说，“招降之事，古无良策”，必须是降将压得住自己的部将，必须是官兵镇得住降人的威风；二则说，臣上次奏报，就“声明恐其另生枝节，今果有此一变”，而上谕指示臣不妨多留，“惜谕旨迟到半月”；三则说，洪容海归顺之数大减，但是他的实力也随之大减，后患也随之大减，臣也不担心他再有什么反叛之事了。五万人降而复叛，广德州得而复失，作为主帅，曾国藩难道没有责任？

好了，让我们回到曾国藩对洪容海的批文上来吧。

从前那个甘心从贼、反叛朝廷、血债累累、位居“伪保王”的洪容海，现在献城反正，还带来上万的人马刀枪，朝廷也对他将功抵罪，恩赏“游击”虚衔，而且，他还按照朝廷体制，堂而皇之地给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上起了公文，我们看曾国藩是怎么批示的。

第一，“据禀已悉”：你的禀文，本部堂收到了；你近来的所作所为，本部堂知道了；至于是好是歹，本部堂不置一词。

第二，你是带勇之将，知道什么最重要吗？告诉你，首重名声，名声一好，一切都好说，名声一坏，万事都做不成。你知道吗？

第三，你这个将领，是“投诚”的“长毛”，“长毛”是贼，是匪，烧杀掳掠，作恶多端，这些本部堂就既往不咎了。但是，你必须痛改前非，脱胎换骨，严肃军纪，这样才能将“长毛”二字洗涤干净，才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这个领导干部，知道吗？必须下定决心，立志做好人，就会立地成名将。本部堂用这句话劝勉你，期待你，你自己努力“践行”吧！

洪容海后来随霆军参战，曾国藩也一次次上奏朝廷，赏给他“参将”和“总兵”，当然，都是虚衔，没有实职的。而曾国荃、曾贞幹招降的程学启，在李鸿章淮军中，却是独当一面、位居二品的。李鸿章对待降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么委以重任，如程学启，绝对信任，要么杀降，太平军献出苏州城，李鸿章一口气杀掉八个降将，眼睛都不眨一下。他不会像他的老师这样，收编太小气，教诲却太老套——努力践行爱民观。“与民秋毫无犯”，“矢志不扰百姓”，就是曾大帅心目中的“好人”、“名将”。其实，你的最有战斗力的霆军，却是最扰民的，这话不需别人说，曾国藩心里最清楚。

0627.批朱镇品隆禀古隆贤献城乞降、恳分饬岭外各军暂缓进兵由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据禀已悉。古隆贤一股，当饥困穷蹙之时，又慑岭内外各军夹击之威，其率众投诚，事尚可信。从前韦志俊献池州府城，旋被杨逆占夺，去年洪容海献广德州城，亦因其部下内变，旋得旋失。贵镇此次当引前事为鉴，十分防范，十分审慎，庶免后患。仅贵镇三营、喻军二营进扎石、太，足资镇压否？

旌德招抚事宜，候即饬易镇就近带营往办。然一展转间，未免有需时日，且首尾茫然不知，亦太隔阂。不如一面由易镇派两营驻防旌德，一面由贵镇派员，将旌邑降众带至青阳，一并安置。广德州招抚事宜，即派霆营宋镇酌带数营往办，以资熟手。惟胡、黄等股，方麇集广德一带，其城易得而难计，殊为可虑。宁邑赖逆一股，尚不足虑，只要石、太、旌、广四城皆为我有，此贼裹在中间，岂能站脚？不降亦必遁矣。

此时鲍军方欲先取东坝，山内各军，亦因刘军回浙，批令暂缓出岭。江、席、李诸军，亦尚在青城，均可即照所请，暂缓进兵，候分别咨行遵照。其刘臬司绩溪一军，已于二十五夜专差饬知，毋庸剿旌矣。

古隆贤在皖南日久，其所部党众，多系皖南被胁之人，不愿回籍者，谅不甚多，即日饬台解银一万两，为石、太、旌、广四城遣散之资。其距籍较近者，由贵镇等酌给路费，其距籍太远者，每名给路费一千文，或以银七钱代之，仍分省分起，派头目管带押送，以免沿途滋扰。务须一律遣散，不令穷极投降之贼，仍拥重兵。即有无家可归者，不能不暂行留营，交其管带，亦应遵照前批，至多不得过数百人。至要，至要！前二次各拥众二千余人，其遣散者为数极少，办理不善，宜以为戒，毋以为法也。

至请给该酋二品顶戴，未免过优，无此办法。从前张国樑、李世忠、韦志俊、洪容海投诚之时，亦未给如此官阶，朝廷名器，亦当顾惜。俟各城招抚办妥之后，本部堂当奏请加恩，古隆贤赏给游击虚衔，以示奖励。去年办理广东德州招抚事宜，札稿一件，抄发阅看。此复。

附禀文

敬再禀者：窃沐恩蒙恩准假回籍调理，感激私情，匪可言喻。贱体虽未全愈，较前已减五六。（曾国藩批：“甚慰，甚慰！”）现在疟疾仍间日一作，遍身痒，似类皮风。（曾国藩批：“不要紧。”）沐恩成行当迟至十月，缘各营事件太多，必逐一整顿，庶接手者方有条绪。

又古隆贤自东堡木竹潭大败之后，久有归顺之意。经沐恩办理数月，颇有端倪，近得石城密信，十有八分可成，如能成就，则皖南五县一州可一律肃清，而诸军亦省力多矣。（曾国藩批：“不可令带多人，只准管数百人。古降而赖、刘未必降，五六州县亦难遽肃清，然省力则实多矣。”）大约能成与否，即在十月之内。肃具密禀。敬请福安。

沐恩朱品隆再禀　九月二十日

0645.批管带湘前贤字营古隆贤禀蒙保给游击衔奉到奖札由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据禀已悉。皖南百姓困苦极矣！仰时时以申明纪律，保护残黎为念。缴。

[评点]

“招降纳叛”，在多数人的心目中，似乎都是一个贬义词。不过，纵观古往今来的战争史，招降纳叛，有时也确实是一件互利双赢的大好事。至少，它避免了更多的流血牺牲，有助于残酷战争的及早结束。招降的一方当然是胜利者，其实，投降的另一方，未必就一定是失败者。

以胜负成败而论，从金田村起义到天京城陷落，14年间，太平军其实多数时间是胜利者。匹夫匹妇，揭竿而起，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封王封侯。即如这个古隆贤，广东惠州的一个铁匠，从金田村到南京城，身经百战，威名远扬，直至受封“奉王”。四年前，他的主帅韦志俊，因为“天京内讧”，哥哥韦昌辉被洪秀全处死，因此献出池州城投降，古隆贤等部将却联络辅王杨辅清，击败韦志俊，收回池州。此后，一直转战于皖南地区，兵临祁门，威逼休宁，攻占黟县，每一着都威胁到湘军后方大营的安危。现在，太平军大势已去，太平天国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古隆贤以交出石埭、太平、旌德、广德四城的条件，主动向近年来多次交手的败军之将朱品隆投降，从而换取部下上万人的生命，站在这成千上万的太平军将士的立场上，他的行为，难道没有值得同情和认可的地方吗？

至于朱品隆，三年来，株守青阳城，畏葸避战，远近皆知，左宗棠一再指名鄙弃，曾国藩也多次批评教育，确实乏善可陈。但是，这一次招抚古隆贤，却颇有几分值得肯定。一是军人在战场上争胜负，而不趁人之危、拒绝受降。朱品隆是吃过太平军败仗的人，现在古隆贤“当饥困穷蹙之时，又慑岭内外各军夹击之威”而举旗投降，他没有意气用事，没有公报私仇。要知道，任何军队，既有殊死作战的义务，也有缴枪投降的权利，朱品隆遵守了战争法则。二是勇于担当，不避险，不畏难。当时，朱品隆因为身患疟疾，已经获准告假离营，身边只有三个营的兵力，古隆贤一下子交出四个城池，而友军喻吉三又中途变卦，拒不派兵接管太平县城，连曾国藩都说“招降本是极难之事，不必怪他”，朱品隆却能“扶病”前往，先是与古隆贤部下头目洽谈，接着与古隆贤见面，“当面交代一切”，最后亲自“带队进城”，并且联络附近友军，分别接管旌德、太平。古人说：“受降如受敌。”谁都知道，受降是极有风险的。

当然，曾国藩处理这一“投诚”事件，也是比较稳妥的。首先，认可古隆贤“率众投诚，事尚可信”，不但调拨附近湘军易开俊部、宋国永部协助受降，而且批准朱品隆的请求，将另外几支驻军暂缓调离，以防不测。其次，对投诚者“一律遣散”，并且“即日”批令粮台（总后勤部）“解银一万两，为石、太、旌、广四城遣散之资”，目的是“不令穷极投降之贼仍拥重兵”，同时明确批示将他们“分省分起派头目管带押送，以免沿途滋扰”。第三，否决给古隆贤“二品顶戴”的“过优”请求，不但“从前张国樑、李世忠、韦志俊、洪容海投诚之时，亦未给如此官阶”，而且“朝廷名器，亦当顾惜”。招降纳叛本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二品顶戴是副将的官衔，而游击是三品，压了官衔，再减人数，“不可令带多人”，“至多不得过数百人”，决不能让降将“仍拥重兵”。朱品隆是与古隆贤“亲自商量”的前方将领，可以讲义气，曾国藩却是朝廷的钦差大臣，他必须要讲政治，而且要防后患。

事情的最后结局，是古隆贤担任了湘前“贤字营”的营官，而曾国藩奏请朝廷颁给了古隆贤一个“游击”虚衔。古隆贤给曾国藩上禀谢恩，“蒙保给游击衔奉到奖札”，曾国藩简短而严肃地回复，“皖南百姓困苦极矣！仰时时以申明纪律，保护残黎为念”。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如他以前对太平军降将洪容海的批复。

半年后，湘军打进南京城，古隆贤也回到家乡终老去了。

0651.批唐镇义训禀奉遣撤良字前右两营、拟就两营挑选精锐、别为一营、请示遵行由同治（二）〔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就良字两营中，挑五百人为一营，哨官、什长均由湘军挑放，尚属可行，仰即照所议办理。如勇丁实多精壮者，即多挑一哨，亦无不可。但只可令之守城，不可派出野战。此系因贵镇兵力太薄，故勉强允其所请。至于各处败兵，往往一收再收，屡次误事，论者皆曰：“不收之当勇，则彼将从贼矣。”余向不以此说为然。因怕他从贼而一概收之入伍，以有用之饷银，养极坏之败卒，天下之游勇溃兵，可胜收哉！贵镇此次可偶一为之，以后切不可听此等议论。金陵十年之败，鲍军近日之弱，皆由收勇时全不谨慎耳。

附禀文

古隆贤在皖南日久，其所部党众，多系皖南被胁之人，不愿回籍者，谅不甚多，即日饬台解银一万两，为石、太、旌、广四城遣散之资。其距籍较近者，由贵镇等酌给路费，其距籍太远者，每名给路费一千文，或以银七钱代之，仍分省分起，派头目管带押送，以免沿途滋扰。务须一律遣散，不令穷极投降之贼，仍拥重兵。即有无家可归者，不能不暂行留营，交其管带，亦应遵照前批，至徽防七八千人，左中丞今年亦撤遣浙勇六千人，亦尚无事。沐恩拟于出月初二三亲赴祁门，就两营挑选五百人为一营，其哨官、什长悉由湘军挑放，拟归营务处王品高管带，带回徽城，严加训练约束，郡城兵力既可稍厚，亦可免山内数百游勇滋事，是否有当，伏候批示遵行。

迭据探报，旌境各股均退回宁国县，胡乐司无贼，太城探无大股，附城二三十里筑有重卡，石埭仍为贼踞。专肃具禀，恭请福安。

沐恩唐义训谨禀　十一月二十六日

[评点]

这件批示，现存抄件写为“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一日”，但是附录中看到的曾国藩批语，有“左中丞今年亦撤遣浙勇六千人”之句，查左宗棠在同治二年四月已经从浙江巡抚升官为闽浙总督，如此，曾国藩则不应仍称其为“中丞”（对巡抚的尊称），而应该是“中堂”（对总督的尊称）。而且，在《治军篇》中选录的《0551.批王副将品高呈报开用管带强中前营关防日期并回徽城训练》，它的日期就是“同治二年正月十六日”，唐义训来禀说，收编良字营，“拟归营务处王品高管带”，而曾国藩的那件批示，也正是“良营旧勇骚扰地方，习气最坏。既经挑选，改立新营，务当认真训练，整饬营规”。显然，不可能申请立营、委派营官在二年年底，而派发官牌、训示营官反倒在当年年初。据此，则判断此处的“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应该为“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说清了年份，再说这件批示的附录。现在我们看到的曾国藩批牍，基本上只有曾国藩的批示，而很难看到下级的请示。而湘军总兵唐义训的这份禀文得以附录，实在应该感谢当年的幕府文书。

我们且看唐义训的来禀：今天接到大帅您的指示，让我经手督促遣散撤除良字前营和良字后营，沐恩（这是一种谦虚和感激的自称，意思是小的承受您的恩德，得以高升）10天前就赶赴祁门，集合队伍，查点人数，共计802名。这些士兵，全部都是身强力壮、英武能战的好手，以前之所以不得力，完全是哨官、什长那些“连排长”们松懈纵容，卑职打算在这800人中，挑选500，另立一营，哨官、什长全部从我们湘军中选派，营官由营务处王品高担任，带回徽州，加强城防，否则，这些散兵游勇必将为害四方，这次前来攻打祁门的贼匪，就有以前裁撤的老兵们。“是否有当，伏候批示遵行。”

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唐义训的用心：第一，10天前就从徽州赶赴祁门、清点人马，这是明摆着要扩编队伍嘛，而且还在“接奉宪批”之前；第二，收编的理由还很冠冕堂皇。什么“精力强壮，英锐可用”，什么撤勇从贼，什么游勇滋事，什么严加训练，目的都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兵力”。现在看到的唐义训禀文的抄件上，就留下了曾国藩的批驳：“然有一种最坏之勇，收之当勇，其误事更大”，意思是，收编也要看收编的是什么人的队伍。

良字营是李世忠的部队。曾国藩对这支队伍，历来就很看不顺眼。原因是李世忠这个人，本来就是个河南无赖，后来拉队伍，当反贼，忽叛忽降，仗着满族权贵胜保的宠信，竟然拥兵6万、官居提督。谁知好景不长，本年（1862）胜保被治罪，李世忠也就很快被清廷抛弃了。相对于朝廷的严加防范、助攻江南的旨意，曾国藩更加倾向于撤除其主力、削弱其兵权。这次批令自己的嫡系唐义训，监督良字营部将“王金鼎、曹贵妥为遣撤”，就是明显例证。

说完了曾国藩对良字营及其主将的因缘，我们再来看他对“招收游勇以免从贼”的态度。两军交战，肉搏厮杀，拼的是血肉之躯，双方都急需补充兵员，而战俘更是手到擒来的最佳红利，不需要到处征兵，不需要战前训练，甚至不需要枪械配备，他们调转枪口就可以克敌制胜。所以，在当时的湘军将领中，就盛行一种“不收之当勇，则彼将从贼”的论调，而且，更夹杂着拥兵自重的私心。对此，曾国藩就一直持反对态度，他的理由是，“因怕他从贼而一概收之入伍，以有用之饷银，养极坏之败卒，天下之游勇溃兵，可胜收哉”？他们既然是“败兵”、“溃兵”，则其战斗力不强、纪律性不高，也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所以，曾国藩在给唐义训的批示中，就明确指出，“各处败兵，往往一收再收，屡次误事”，而且列举实证，“金陵十年之败，鲍军近日之弱，皆由收勇时全不谨慎”。至于同意你这次收编一营，也是因为你的“兵力太薄，故勉强允其所请”，这次也只是“偶一为之”，以后也“只可令之守城，不可派出野战”。

归根结底一句话，曾国藩治兵，谨慎老成。行军打仗是如此，收编扩军更是如此。更何况，钦差大臣，重任在身，兵者凶事，君威莫测，出不得任何疏忽，容不得半点漏洞，曾国藩只能如履薄冰，以求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