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不拖欠军饷？

所谓哗饷，说的是士兵因为欠饷而闹事。军人闹事，当然不是小事，他们手中有刀有枪，而且一旦发难，往往群起响应。所以，军人哗乱，总是伴随着叛乱投敌。当局闻警，无不如临大敌，火速派员派兵，全力镇抚。而所谓镇抚，不外乎追究首倡者，惩办闹事者，一面解拨军饷，补清积欠。

曾国藩领兵十多年，队伍十几万，每月饷银50万两，外加各种日常开支，那就不少于60万两了。湘军的前身是团练，团练的经费是完全自筹，政府基本不管，随后湘勇变成湘军，其军饷也不是国库划拨，而是各省地方财政自行筹措。其中的主要来源，起初是激励民间富人的捐输，捐款得奖励、得荣誉性虚衔；随着战事的扩大，捐款来源减少，而各地招募剧增，于是创设厘金，即从日常小商业贸易中，抽取其价值的百分之一。厘金供不应求，又奏请朝廷指派没有战乱的省份协济军饷。各省协饷肯定不能爽快大方，哪有那么按时，哪有那么足额的好事？于是，交战省份只能从原本上缴国库的地丁漕粮和田赋上下手。看起来，军饷问题，好像是不大了吧？

实际情况绝对不是这样。太平天国蔓延了几乎半个中国，从金田起兵到天京陷落，前后14年，东南财赋几乎被他们扫荡一空，国民生产遭受巨大损失，本来从事各行各业的青壮年，被成千上万地拉上战场，又被成千上万地互相残杀，试想，在这种战火纷飞、百姓流亡的战乱岁月，能有多少地丁漕粮和田赋？能有多少商贸厘金？能有多少民间捐款？身为湘军统帅，督办江南军务，节制（监管）江西、安徽、江苏与浙江四省军政，曾国藩只能使出浑身解数：首先是托人情劝捐输、卖面子求协饷；人情托完，面子卖光，于是上奏朝廷，分派亲信，安插广东、湖南等协饷省份；又在湖南省新开东征局，在“本省厘金之外，加抽半厘”，也就是每户商民，在缴纳本省的一百文（100个铜板）之外，额外再缴五十文；又撤换江西巡抚、江西布政使、江苏布政使，以便更加顺畅地派发军饷指标，最后终于是江西忍无可忍，他一手提拔的江西巡抚沈葆桢，与曾国藩撕破脸皮，公开决裂，而户部又明显护着江西，把曾国藩气得简直要病倒，而这个时候，正是南京城围攻三年，即将大功告成的紧要关头。

士兵们可不管这些，当然，他们也不知道这些，还有，他们更懒得管这些。当兵吃粮，卖命领饷，应征上阵，图的就是每个月四两二钱的军饷。即使不能按月发放，一年到头，只要没有阵亡，那就是50两白花花的银子，那可是一个五口之家两年的吃喝保障啊，比当年面朝黄土背朝天耕作一年的收入，不知要高多少倍了。

当然，按月发放、按月发足，那是不可能美梦成真的。十几万军队，每月五六十万军饷，长年累月，年复一年，那该是一个多么大的天文数字？曾国藩就是有三头六臂，他也不可能不拖欠军饷。起初是发七八成，后来发一半欠一半，最后连四成都发不下去。据曾国藩与朋僚叫苦说，从同治二年（1863）以来，从无一月发过二两的，有时甚至一个月连一两都拿不出，各路部队累计都有十八九个月的欠饷。这种情况，对那些拼死杀敌、挣钱养家的士兵来说，当然是望眼欲穿，当然是苦不堪言，当然是怨声载道。

但是，拖欠也就罢了，好歹还有一个盼头，等到年终结算，等到退伍回家，还可以一次性拿到多年的积欠。问题就在这里。当南京被打下，各路部队按照规定，必须遣散回家。此时，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队伍，有12万，历年拖欠的军饷，高达500万两，每拖一个月，就是60万。而这个时候的南京城，大战之后，满目疮痍，尸骨遍地，房屋倒塌，河道淤塞，城墙残破，难民衣食无着，贡院、满营都急需修造，哪一件都是需要巨款才能着手进行的。

当然，这又是最高当局的事，不关士兵们的事。当兵领饷，欠债还钱，曾国藩拖不起，先撤了南京攻城前线的5万人马，这些人劳苦功高，又是朝廷的后顾之忧，所以先补发了他们的欠饷，让这一批人高高兴兴回家去了。接下来的几个月，曾国藩陆续筹款，一边发现金，一边打白条，让他们回到原籍，找地方政府兑现，目的是让他们从驻地撤离回乡。统帅拖着欠着，士兵们也就忍着望着，也还大体相安无事。

湘军里面，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名叫霆军，他的主帅，就是湘军水师出身的鲍超。鲍超打仗不怕死，咸丰六年（1856）招募3000人，自领陆军，号称霆营，主将身先士众，部下也都勇于拼杀，在当时的各路队伍中，以善打恶战威震四方，曾国藩也就让他放手扩编。当然，积欠军饷也最多，高达120多万两，而从鲍超以下，各路分统以致各营营官，几乎都有克扣军饷之事，曾国藩也心知肚明。此时，鲍超因为历年枪伤复发，朝廷准假离营，回家养病，霆军暂时一分为二，娄云庆统带马步二十几个营，分防福建，宋国永统带18个营，准备从江西经湖北到四川，一直奔赴新疆平叛。1865年4月10日，曾国藩给朝廷密奏，说霆军不宜远赴新疆，理由是鲍超“性颇嗜利，部下将弁相习成风”，“克扣勇丁口粮而莫之禁”，一个月前，曾经在江西“索饷鼓噪，几至激成事变”，幸亏江西巡抚沈葆桢补发“饷银十九万余金，共供支六个月，兵心乃定”。谁知道，刚刚20天后，就是这支部队，行军到湖北金口，18个营，整整8000多人，集体哗变，一部分开小差，一部分扬言回江西讨薪，实则投奔了太平军。仅仅两天之后，娄云庆部又在福建上杭哗饷。当月，北方前线的剿捻统帅、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冒险突进，阵前丧命，朝廷连下谕旨，催促曾国藩暂时交卸两江总督职务，渡江北上，远赴苏北、山东。这一下，问题就更大了。主帅跑了，欠饷找谁？驻扎皖南的湘军也就纷纷哗饷闹事。

接下来，我们选录有关批牍12件，通过具体个案，看曾国藩是如何面对这一系列后院起火的危机事件的。

0706.批娄镇云庆禀恳迅咨江西、拨济大批饷项、安慰饥噪各勇由同治四年五月十一日

此次贵军自上杭回江，赣州官绅始则闭城把卡，继又请拨赴信丰，或有鉴于金口之变，人情不无疑惧。得贵镇拊循约束，当亦释然于心。昨据赣南王道及王、黎二守会禀，有娄军“鱼贯而进，相安无事，号令严明”等语，是以不疑该军之或有他变矣。

本部堂极知上杭哗噪迫于饥饿，屡发函牍，商之江省，速筹大批饷米，并出示剀切晓谕，到江后，先行休息两个月。两月后如愿遣散，则准发欠饷一半，余赴台守领一半；如不愿遣散，则调至各处防剿。不知该军已见过此示否？贵镇务须曲为开导，先安众心。霆营功绩甚大，劳苦甚久，助我成此大功，本部堂断不肯负之，必当全清欠饷，不少丝毫。无论在江南、在山东，贵镇尽可坚驻赣州，禀请由我作主也。

0707.批娄镇云庆禀霆营受病、亟宜遣撤各情同治四年五月

来缄所称霆营受病之处及亟宜遣撤之处，语语透澈，切中情弊。本部堂前此出示剀切晓谕，并于十一日批答贵镇函禀中，谓回江后先行休息两个月，俟两月后如愿遣散，则准发欠饷一半，余一半赴台守领；如不愿遣散，则调至各处防剿。本部堂原无专主不撤之议也。

至萧以德等所买口马，本部堂现拟奏明改调山东应用，该军旧存马队，空额已多，将来不难尽遣。所请将各营步队分调三处，以杀其势，办法亦善。惟本部堂之意，总欲将霆营极好声名争回，不特金口勇丁叛溃之名必须设法争回，即上杭勇丁饥噪之名，亦须立志挽回。金口一起，虽已叛溃，但使见我告示，有一二千人归诚就抚，就把名声争回一半了。上杭一起，若目下全行遣散，下场究不体面，只好于休息两月之后，先将春字五营遣散。此外，正五营、副五营、亲兵、礼字、马队等营，暂不宜遣。待鲍爵军门到后，统带立功，或再打几个胜仗，克几个城池，不特饥噪之名可以挽回无迹，即金口叛溃之名，也代替他遮盖几分了，即本部堂与鲍爵军门之体面也救全了。或即留江西剿贼，或调至山东随征，均无不可，候咨商鲍爵军门办理。

[评点]

以上各件，出自曾国藩批牍之“北征行辕”，均未署年月日期。此处标注的年月，则是根据曾国藩的日记与奏稿等文献推定的。

宋国永部金口哗变，已经势同叛逆，朝廷下旨，命令曾国藩与江西、湖南、安徽各省巡抚，“各派兵勇拦截”。曾国藩将计就计，立即给朝廷回奏，“金口叛乱一股，断难再事羁縻（接近于“招抚”、“留用”之意）”，现在调派水陆各部，夹击严防，“此臣办理霆营叛勇之大概也”。也就是说，18个营的欠饷，一笔勾销，你跑吧，跑了还省了我的拖欠军饷呢，怎么说也有百十万两银子吧！其实，还有一件事，曾国藩奏稿中没有说，他在发给金口哗变部队的解散告示中，说过每人10两银子的话，只要你们安静回家，不去投奔太平军就行，既往不咎，好来好散。问题是，这点小钱是收买不了兵油子的，他们已经在江西一带开始攻城抢劫了。这样一来，曾国藩就连每人10两的8万两遣散费也免了。

至于娄云庆部，则与此不同，娄云庆的禀文现在没有看到，据曾国藩四月二十八日日记，说是“接娄云庆禀，其军因饥滋事，尚不十分决裂”，又据五月一日在上奏中所言，他们只是“待饷不至”，“粮绝而哗”，“逼胁娄云庆率之回江就食”。当天上奏的密片，又转引娄部帮办私人信件，说是福建物价奇高，“斗米千钱”（一斤米要一百文），而江西省“饷项不继”，忽然得知宋国永部在南昌补发6个月19万两欠饷，因此开炮聚集，声称“何独我营如此缺饷，食粥不饱？必须回江西要饷”。随后哗饷者又散发传单，写着“复往江西地界，必须安分守己。如有一人再闹，我等众人不依”。曾国藩因此断定为“因饥生变，别无他故”。这是曾国藩对待娄云庆部的不同之处，也是他的基本态度。

接下来，我们就看他对娄云庆的两次批示。

第一件，针对娄云庆“禀恳迅咨江西、拨济大批饷项、安慰饥噪各勇”，曾国藩首先肯定娄云庆对事态的控制得力，“拊循约束”，“号令严明”，所以沿途“相安无事”。接着，曾国藩表示，我已经责成江西当局，“速筹大批饷米”，而江西巡抚随即派人出省迎接，当场发放欠饷6万两。此外，批示进一步指出：本部堂已经下发告示，同意你部回到江西，并且休养两个月；两个月后，愿意退伍者，准发一半欠饷，另一半到驻军粮台（后勤部）候守领取，如不愿退伍，则可继续从军。希望你耐心开导，稳定军心。你们霆军劳苦功高，帮助我打下南京，本部堂绝不会辜负你们，“必当全清欠饷，不少丝毫”。不管我是在南京，还是在山东，你部尽可长驻赣州，有事找我，有我为你作主。这可害苦了江西，坐地讨债，赖上了！

第二件，娄云庆汇报部队军心已乱，“亟宜遣撤”，曾国藩首先称赞，“语语透澈，切中情弊”，同时指出，告示和十一日批示，目的都是先行休整两月，平息事变，稳定民心，然后愿去愿留，各听其便，“本部堂原无专主不撤之议也”。撤，还是不撤？什么时候撤？曾国藩当然有自己的考虑，现在就撤，“下场究不体面”。你提议撤销萧以德的马队，我看还是让他们先跟我北征，“将来”再撤；你提议将部队分调三处，立意虽好，但是也让人看出不信任。而本部堂的用心，“总欲将霆营极好声名争回”，不能让人看笑话。先放两个月，到时候再撤春字五个营，其余十几个营，暂不宜撤。等你们的主帅鲍爵军门（“军门”是对提督的尊称，鲍超受封子爵，又位居浙江提督，所以称他“鲍爵军门”）回营，带领你们再立新功，再打几个胜仗，再克几个城池，只有这样，不仅你部饥噪之名“可以挽回无迹”，即便是金口宋部的叛溃之名，“也代替他遮盖几分了”，甚至本部堂与鲍爵军门之体面“也救全了”。明白了吗？留驻江西剿贼，或者随征山东，都可以随你们的便。总之，稳定局面，保全体面。这些话，随后又几乎一字不落地写进了给鲍超的加急信中。

稳定压倒一切，娄云庆部18个营，进驻赣州，有吃有喝，情绪果然稳定下来，稍后席宝田的精毅营韩进春部在赣州下属的会昌县闹饷哗噪，这18个营竟然积极协助当地政府威慑弹压，以至于江西巡抚亲自给曾国藩写信，要求娄云庆部继续驻扎江西，甚至连春字五营也暂缓裁撤，这当然是曾国藩希望看到的局面，“饥噪之名”果然“可以挽回无迹”。两个月后，娄云庆甚至率部击溃太平军，得此胜仗，不仅自己的“饥噪之名”“挽回无迹”，“即金口叛溃之名，也代替他遮盖几分了，即本部堂与鲍爵军门之体面也救全了”，乐得曾国藩赶紧给鲍超写信，说“留江贵部近日声名极好”。

再说金口哗变的宋国永部，从湖北流窜江西、湖南、广东，投奔太平军余部，鲍超则根据曾国藩密信指示，带领宋国永等原班统将，一路尾追，娄云庆部则迎头拦截，终于将这批人马收归原建制。两年后，鲍超亲率霆军22个营，总计1.6万人，大战尹隆河，杀敌一万多，生擒8000多，缴获马匹5000多，救出身陷重围的淮军勇将刘铭传等两千多人，成为当时剿捻战场的一个极大亮点，终于是“本部堂与鲍爵军门之体面也救全了”。

危机事件，重在化解，化解于无形之中，这几乎是所有政治家的不二选择。

三年之后，在北京紫禁城养心殿，慈禧太后接见曾国藩，询问曾国藩的部将优劣，曾国藩回答：“鲍超也很好，勇多谋少。”慈禧太后又问：“鲍超的病好了不，他现在哪里？”“鲍超的旧部撤了否？”曾国藩回答：“全撤了。本存八九千人，今年四月撤了五千，八九月间，臣调直隶时，恐怕滋事，又将此四千全行撤了。皇上如果要用鲍超，尚可再招得的。”十几年后，中法战争期间，鲍超被再次起用，他的部将孙开华，则率领霆军旧部镇守台湾，长达20年之久。

0709.批朱镇品隆禀石埭四营勇丁求饷、安抚大略情形同治四年五月

该军七营，分驻青阳、石埭，粮台所发月饷，多寡适均，即欠饷亦不相上下。此次移防宁国，何以石埭四营独有索饷闭城之事？显系该营官洪总兵等平时领到饷银，暗中肥己，或粮台月发六七成，而该营官私收八九成，无以悦服众心，及至勇丁借端闹饷，束手无策，实属可恨！贵镇先将洪、陶、胡三总兵撤委，所办甚是。副左营喻总兵据称稍得兵心，准其暂留，以资约束。

至所谓先发五个月满饷之处，若统该军七营言之，粮台无此巨款；若专指石埭四营言之，则滋事者独得巨饷，何以对不滋事之青阳三营耶？况该军饷项，统计每月可得六成，其余所欠之饷，本部堂自克复金陵后，裁撤五万余人，无不找清欠饷，不少丝毫。此各营所共见共闻，将来遣撤该军，岂能独异？平日欠饷愈大，临撤时找发愈多，每勇可携百金、数十金回家，何负于各勇丁？乃必于移营之时勒索积欠，其中必有一二刁健之人煽惑主使。务须确切查拿，即行正法，以示炯戒。并密查各营官平日发饷不公之处，禀请严办，方足儆刁风而安众志。

[评点]

朱品隆是湘乡人，咸丰四年（1854）从军，纯属湘军嫡系，长期驻防皖南，原定于今年五月裁撤解散，当然，也是“欠饷单位”之一。现在友邻部队闹起来了，他们肯定也就坐不住了，于是，驻守石埭的四个营，就关闭了城门，开始逼饷，而统领朱品隆也就顺势向曾国藩告急，“勇丁求饷，急需安抚”。

曾国藩很生气：太不像话，太不懂事，你们曾经是本大帅的嫡系护卫啊，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跟着起哄？本大帅后院起火，你们竟然火上浇油？在闰五月十八日写给老友欧阳兆熊的信中，曾国藩吐露出这样的心声：“各营噪饷，真如子弟悖逆，弃之不忍，听之不可，日来为此焦灼万分。”但是，这些话，他对下级一句都没有说。毕竟是公文，不能流露个人情绪。那么，说什么呢？总得要批复的呀。看他怎么批：你部七营，分驻石埭、青阳，都是欠饷部队，怎么石埭哗饷闹事而青阳平安无事？这怎么解释？

本部堂的判断，显然是石埭营官贪污克扣，比如，上面发六七成，营官们自己拿八九成，这多出来的二三成，肯定就是从士兵们身上扒下来的了。等到士兵借着催饷闹事，营官们当然就束手无策了，岂不可恨！你先撤去三个营官，办得好。

至于你要求“先发五个月满饷”，如果是石埭四个营、青阳三个营一起补发，后勤部没有这一大笔经费；如果是补发石埭四个营，“则滋事者独得巨饷，何以对不滋事之青阳三营”呢？各部都是只发六成军饷，所欠四成，将来补发，不欠分文，“平日欠饷愈大，临撤时找发愈多”，每人可得几十两、上百两银子回家，哪儿亏待你们了？一定要赶在这个时候限期结清，必定是有几个刁蛮大胆之徒煽动主使。对此，本部堂命令你认真追查，查出当即处死，以示儆戒。此外，还要“密查各营官平日发饷不公之处”，查明后给我汇报，交我严办。这股歪风邪气，必须严厉打击。

下级找上级讨欠饷，上级找下级要人犯。

各有各的道理。

这件事结局如何，现存曾国藩批牍里面找不到下文。但从曾国藩闰五月写给安徽布政使何璟的信中，我们得知，他已经批示朱品隆，朱军七个营，全部裁撤，青阳三营补发满饷，而石埭四营，则发半扣半，以示区别。也就是说，借着这场哗饷风波，曾国藩顺水撑船，到处告急，逼得代理两江总督李鸿章以及哗变所在地的江西、湖北与安徽的高官们赶紧筹款，让这批手握刀枪、虎视眈眈的讨薪者尽快离境。经过此番冒险，朱军将士也部分争得正当权益，解甲归田，安度余生。

0711.批统带湘皖马步等营蒋道凝学禀各营索饷情形三件同治四年闰五月

迭接五月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日三次禀函，均悉该道所部利左八营因饷哗噪，径赴河西之王家河，驻扎待饷，经该道饬弁晓谕，虽不至遽萌叛志，而情形岌岌，可以想见，实深驰系。

自金口霆营溃乱后，各营纷纷效尤，目前留防皖南各军，索饷大哗，殴伤官长。平日本足资食用，临撤又全清欠饷，乃亦哗噪生事，尤出情理之外，本部堂思有以惩创之。该道一军，自去年以来，奔驰数千里，积劳既甚，欠饷尤多，比之徽军安坐而饷稍优者，相去天渊，哗索尚有可原。本部堂奉命剿捻，于本月初八日行抵清江，行营携银无多，近地又无可筹拨，爱莫能助，远莫能致。仰该道竭力维持，若竟学金口叛卒之例，则湘勇声名扫地，而该道亦无颜自立矣。

此批到日，不知该军果决裂否？焦灼之至！

0724.批蒋道凝学禀遣撤湘皖马步八营缘由同治四年八月

该部各营业经遣散净尽，均能安帖，足见平日待人发饷胥属公平，尚未十分决裂，嘉慰曷已！

惟该营以二十余万之欠饷而鄂台欲以七万两了之，致令该道与各营哨坐受逼索，此情亦极难堪。既称官爵督部堂谕与藩司商酌，似犹未为绝望，仍应禀请官爵督部堂酌核办理。

本部堂遣散各勇，俱发满饷，惟统领、营官有令其缴出截旷银两者，为数亦殊无多，自问并无亏苦军营之处。乃徽州唐、金两军于五月底大闹十三日之久，殴伤道员，深为可恶！本部堂于七月初二日发去查办札一件，告示一件，唐镇于八月初八日禀复，旋又批饬一件。兹将三稿钞给该道阅看，本部堂办理此事，果有当于天理人情之公否？如果当于情理，而该营始终不交出凶犯，虽酿成巨祸，如霆营金口之变，亦不顾也。

[评点]

蒋凝学也是曾国藩的湘乡同乡，十几年前，随罗泽南举办湘乡团练，转战湖北、安徽，积功升官为安肃道。本年奉陕甘总督杨岳斌的调派，率部从安徽经湖北，北上甘肃，部队进至湖北樊城，正好赶上霆军宋国永部在湖北金口哗变，因此，“所部利左八营因饷哗噪，径赴河西之王家河，驻扎待饷”。尽管调赴甘肃，蒋凝学还是接连三天，将此次事变及其后续动向禀报给湘军的统帅曾国藩。三个月后，蒋凝学统带的湘皖马步八营全部裁撤，他也照旧向曾国藩汇报。

曾国藩的第一件批示，是在他离开南京、开赴苏北的途中，此时，“自金口霆营溃乱后，各营纷纷效尤，目前留防皖南各军，索饷大哗，殴伤官长。平日本足资食用，临撤又全清欠饷，乃亦哗噪生事，尤出情理之外，本部堂思有以惩创之”，此风决不可长。不过，批示并没有指责蒋凝学，反而大加安慰，说你部“自去年以来，奔驰数千里，积劳既甚，欠饷尤多，比之徽军安坐而饷稍优者，相去天渊，哗索尚有可原”。接着曾国藩就两手一摊，“本部堂奉命剿捻，于本月初八日行抵清江，行营携银无多，近地又无可筹拨，爱莫能助，远莫能致”，只能是“仰该道竭力维持”，而且再加一句，“竟学金口叛卒之例，则湘勇声名扫地，而该道亦无颜自立矣”。也就是说，哗饷、讨薪都是情有可原，但是不能“遽萌叛志”，一旦叛逆，性质就两样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竭力维持”，大局不能决裂。

等到曾国藩做出第二件批示的时候，已经是在三个月以后，蒋凝学还是控制了局面，所部八营“业经遣散净尽，均能安帖”，曾国藩表示不胜嘉慰，尽管一度哗饷，毕竟“尚未十分决裂”，于是表扬蒋凝学“足见平日待人发饷胥属公平”。当然，撤军工作也不太顺利，就是该军欠饷二十几万，而湖北后勤部只打算用8万两打发了事，当然不合情理，不过，既然湖广总督官文与湖北布政使还在商洽之中，那么，事情应该还有转机，你还是继续给官爵督部堂打报告（曾国荃打下南京，曾国藩给朝廷报捷，把湖广总督官文的名字排在自己之前，官文轻轻松松得到一个伯爵，所以这里称他为“爵督部堂”），就地“酌核办理”。蒋凝学部本来是途经湖北出征甘肃，湖北本来就有供应军饷的责任，哗饷事件又发生在湖北，所以曾国藩指示蒋凝学，你只管认准官爵督部堂，继续坐地追讨。

说完这些，话题马上转向徽州的哗饷事件。先说“本部堂遣散各勇，俱发满饷，惟统领、营官有令其缴出截旷银两者，为数亦殊无多”，截旷银大体是营官与统领对公款的额外截留和军务开支的结余，一般是象征性收缴1000两左右，都是多年追随的老部下，曾国藩也不打算拉下情面去“反腐败”，所以他说“自问并无亏苦军营之处”。那么，为什么会有“徽州唐、金两军于五月底大闹十三日之久，殴伤道员”的恶劣事件呢？问题就在这个“遣散各勇，俱发满饷”，其实话只说了一半，将士们离开驻地，整队回家，手上其实只拿到了一半左右的现银，另外一半，是打了白条，需要回到长沙或者湘潭等地，找当地“有关部门”去兑现。当时应征入伍，说好了是每月饷银四两二钱，现在南京打下来了，拿着白条回去兑现，心里总不踏实，也很不服气，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曾国藩却强调自己的困难，你叫我到哪里去挖出金山银山，同时拿出几百万两现银？于是他也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因此，把自己的查办指令、告示和对唐军的批示，一齐抄发给蒋凝学，让他给自己评评理，“本部堂办理此事，果有当于天理人情之公否”？当然，曾国藩是相信自己符合天理人情的，所以说，如果唐军“始终不交出凶犯，虽酿成巨祸，如霆营金口之变，亦不顾也”。在他看来，军有军纪，国有国法，你唐军惩办首倡之人，本部堂筹拨遣散巨款。事关法纪，本部堂不能含糊。

显然，这一段批示很有些离题，大约是曾国藩面对蒋凝学的处境，一直持“爱莫能助”的姿态，除了指示紧盯湖北，他也拿不出更多的实际行动，只好把话题扯开，也借机发泄一番。他的当前首要任务，毕竟是追剿捻军，而皖南驻军这么闹心，他也确实心力交瘁了。

0722.批统领强中等营唐镇义训禀查办倡首闹饷一案同治四年八月

两禀均悉。该镇接到查办札后，即将为首闹饷之杨富生、冯其隆二人正法枭示，所办极为明决，可嘉之至！

强中前营营官王品高，暗中指使，情最可恶，何以准其乞假？唐义谟昏愦一至于此！候即密咨湖南抚部院，饬令湘乡县本籍速拿王品高，解营究办。王品高向居何都何地，与何人最熟，仰该镇订封密呈湖南抚部院，以凭核办。其余各营官，如强左、强中两营，勒逼张道，情节尤重，断不准巧为开脱，本部堂查办札内已指名提究。如该镇查出各营中尚有罪浮于强左、强中两营官者，仰即一并押解来营，听候分别审办。

至同闹之勇丁，断不能仅斩二人，希图了事。该镇既称闹饷之时罗元彪并未在场，则当时在场同闹之人，自应黑白分明，历历可指。仰仍遵照前札，每营查出二三人，解营审讯。如虑解徐州太远，即解至安庆，本部堂派员至安庆迎提。

本部堂于该军闹饷之案，彻底查办，宽严相济。一面拿究凶犯，所以严惩此次倡乱之弁勇也；一面全清欠饷，所以宽待从前立功之弁勇也。若凶犯并未解到，而欲全清积欠，断无如此办法。该镇接到此批，迅将贪庸之营官，刁健之勇丁，查明解营，不准以被胁从闹、求免追究为辞。除王品高及杨、冯二勇外，尚须起解十二人，本部堂平心研讯，分别轻重，断不全行诛戮。今日有人犯解到安庆，明日即札饬山内粮台清理该军积欠，悉数遣撤。其札预存于何藩司处，以免耽阁。如人犯一日不到，一日不准发饷，不特不清积欠，并不准支新饷分文。该军饷项截至闰五月初二殴伤张道之日为止。此案虽半年不了，初二以后不给饷矣。本部堂遣撤各营，均发全饷，惟吴守廷华之新仁、依仁营仅发两个月，何镇绍彩之训字营、欧阳胜美之义字营，仅发四成，以其因闹事而撤也。该军截至闹饷之日为止，全清前此积欠，已较各军为优矣。

[评点]

唐义训也是湘乡人，经历、资格与朱品隆相当，此时担任皖南镇总兵，所部七营，长期驻防徽州。临近的休宁县、祁门县的驻军，是一年前调防到此的湖北部队金国琛的9个营。据曾国藩七月初八日给朝廷的奏报，这两支部队分别欠饷30多万两，曾国藩每月只能拨发六成。唐义训去年冬请假离营，回乡葬亲，报请曾国藩批准，由其胞兄唐义谟代管全军事务，今年正月，金国琛请假回常州老家，曾国藩也照样批准。也就是说，驻扎皖南的16个营，8000多名士兵，都不在他们主官的管带监控之下，而且是在拖欠巨额军饷，每月只发六成的情况下，而且是在霆军三月哗饷于金口、四月哗乱于上杭之后的一两个月间，此时，为何没有及时命令唐义训、金国琛赶紧回营？尤其是唐义训，曾国藩当时批假之时，就明知唐义谟绝非统领之才，交代唐义训尽快返回销假，这期间各地哗饷，曾国藩怎么不及时召回唐义训？

果然，五月二十一日，休宁金军瑞左营首先闹饷发难，其余各营也闻风而动，二十七日，徽州唐军各营也群起响应。据曾国藩上奏说，是“枪炮鼓角，喧闹十三日之久”，因为“唐义训、金国琛俱未回营，皖南道张凤翥驰往徽州府城，委曲晓谕，而各勇丁毫无忌惮，肆意侮辱，并有殴伤重情，逼写期票，应允发给八个月满饷，始得稍敛凶锋”。对此，身为督办江南军务的湘军主帅，曾国藩应该负有很大的责任，因此，一面请旨将唐义谟革职，将唐义训、金国琛交部议处，一面也只能主动承认，“此次徽、休两军索饷哗噪，臣有督办之责，未能事先豫筹，尤深愧歉，应请旨将臣交部议处”。

理清了皖南哗饷的缘由，我们再来看他的处置措施。

首先是发布查办札和晓谕告示，原件现在没有看到，根据他的奏稿和书信，可知查办札的内容是严令金国琛、唐义训归队，查办哗饷事件的经过，追究发饷不公的营官，惩处煽动闹事的主谋，并且规定，每营都要解押两三名主要闹事者，听候审讯；而告示则是晓谕全体士兵，目前经费紧张，暂时拖欠四成，等到离营之时，一起补发，不少分毫，现在一方面筹集巨款，一方面追查克扣军饷的营官和为首闹事的勇丁。其次就是审查唐义训、金国琛对事件的调查汇报，做出相应批示。下面，我们就来看他对唐义训来禀的批复。

从曾国藩的批示看来，唐义训接到严办指令后，接连给曾国藩上报了两次禀文，一是汇报“将为首闹饷之杨富生、冯其隆二人正法枭示”，二是汇报营官王品高已经请假回湘，不在部队，对其他人也是求情开脱，“希图了事”。曾国藩当然不答应，而且严厉质问，事件如此恶劣，岂能拿两个勇丁蒙混过关？你既然说“闹饷之时罗元彪并未在场，则当时在场同闹之人，自应黑白分明，历历可指”，王品高身为营官，竟敢“暗中指使”，实属“情最可恶”，唐义谟“何以准其乞假”逃脱，何以昏聩到了这等地步？为此，本部堂将秘密行文给湖南巡抚李瀚章，下令湘乡知县从速缉捕王品高，你则必须查明王品高的藏身之处，密呈湖南巡抚李大人，不可任其逍遥法外。此外，强左营、强中营勒逼张道台，情节尤为恶劣，本部堂查办札内已经指名提审查究，你绝不可以为他们巧词开脱。不仅如此，如果其他各营还有罪行更加严重的，你也要一并缉拿到案，解押到本部堂的徐州大营，听候审办。即便是徐州太远，你也要把他们押送到安庆省城，本部堂也要派专人到安庆来要人犯。

接下来，曾国藩还有一大段批示，申明对此次哗饷事件的立场、方针和底线，立场是“彻底查办，宽严相济”，方针即先惩办凶犯，再补发欠饷，底线则是“如人犯一日不到，一日不准发饷，不特不清积欠，并不准支新饷分文”。查办札规定每营惩办二三名首恶者，那么徽州七营，“除王品高及杨、冯二勇外，尚须起解十二人”。军法如山，本部堂该说的都说了，你赶紧照办。

事情的结局，据曾国藩在当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奏报，是唐义训于七月十四日赶回徽州驻地，追查缉捕“首犯”两名、“要犯”10名，“先后正法”，已革营官王品高，也已经湖南巡抚李瀚章缉捕正法。曾国藩也奏请注销了对唐义训的降级留任的处分，理由是“此次认真查办，条理井然，毫无宽纵”，“使法律得以大伸，而军士知所儆惧”。而唐军哗饷之营，“全数遣撤”，并且“每人罚去口粮五个月”。

七个营，3000多人，那可是十几万两银子啊，摊算到“每人”身上，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了。唉，到了这个时候，每个哗饷的士兵才知道，官老爷确实是惹不得的啊。再说为什么是五个月口粮？因为闰五月哗饷到十一月结案，正好五个月啊。曾大帅真是说到做到啊。

官兵哗饷，伤不起啊！

0723.批统领义从等营金道国琛禀查明营中江湖结会情形同治四年七月

据禀不胜诧异。该道七月初一日禀复一件，此间于十三日接到。据称“撤换营官，并清查侵挪克扣，再行查办”等语，本部堂接阅时，因已发七月初二严办之札，是以未经批发，意谓该道接到严札，必应彻底查明，遵札解送犯人来营。乃接阅此禀，于本部堂札内层层饬查之事一概不复，忽以查办哥老会为名，敷衍满纸，仅称擒斩龙家寿、孙起贵、汪正顺、彭星益四人，而于各营官及解犯等事一字不提。无论张道所禀该军贪劣之营官历历可数，即该道七月初一日禀内所称刘秉珩、王福顺、王玉藻、王俊南、赵仁和等，种种办理荒谬，岂全不应解耶？

昨唐镇禀复此案，仅斩勇目二人，而为营官作求免之词，已属不明事理，然过于宽纵则有之，尚不失之油滑。该道所禀，则以油滑文其宽纵。该道带兵十余年，于奏明提犯审讯之事视同儿戏，何糊涂一至于此！本部堂昨已严批唐镇，除已斩二人外，至少再解送十二人来营审办。合计唐镇七营，每营查办二人，该军十营闹饷，与唐军同，而唐军则多殴辱张道之罪，该军查办人数，姑从宽减，亦照唐军之数，至少解送十二人来营。本部堂平心研讯，分别轻重，亦断不概行诛戮。该道接到此批，迅即查明押解，不得以被胁从闹、求免追究为词。其中如瑞左营系首先闹饷，代理营官王福顺，本部堂查办札内已指名提究；又如该道前禀所称刘秉珩分饷不公，王玉藻、王俊南军心不洽，赵仁和信用其弟守备赵友交匿银不发，以上营官五人，守备赵友交一人，均在必应提解之列，断不准巧为开脱。此外，刁健最著之勇丁，再由该道密拿六人解送，以符十二人之数。如能多拿一二人，尤见认真查办。现在行营驻扎徐州，离徽太远，该道即派人解至安庆省城，本部堂已派员至安庆迎提矣。其有并无过犯而明白晓事者，仍遵前札，酌派一人前来，以备质证。

本部堂查办此案，宽严互用，一面拿解凶犯，一面清理欠饷。如凶犯并未解到，而欲全清积欠，断无如此办法。该道果能遵札押解凶犯，今日有人犯解到安庆，明日即札饬山内粮台清理该军欠饷，悉数遣撤。其札预存于安徽何藩司处，以免耽阁。如人犯一日不到，一日不准发饷。不特不清积欠，并不准支新饷丝毫。该军饷项，亦照唐军截至五月初二日为止。此案虽半年不了，闰五月初二日以后，概不给饷矣。本部堂遣撤各营，均发全饷，惟吴守廷华之新仁、依仁营仅发两个月，何镇绍彩之训字营、欧阳胜美之义字营四营，仅发四成，以其因闹饷而撤也。该军截至闰五月初二日为止，全清前此积欠，已较各军为优。解犯则断不可宽，虽激成巨变，不顾也。

[评点]

批示的第一句话，就是“据禀不胜诧异”，看来，金国琛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金国琛在七月初一日的禀报中，就已经表示要“撤换营官，并清查侵挪克扣，再行查办”，第二天，曾国藩又下发了严厉查办的专项指令，按理，金国琛应该更加从严追查，解送犯人来营。没想到，金国琛的第二次报告，却是“于本部堂札内层层饬查之事一概不复，忽以查办哥老会为名，敷衍满纸，仅称擒斩龙家寿、孙起贵、汪正顺、彭星益四人，而于各营官及解犯等事一字不提”。对此，曾国藩严厉质问，即使不说张凤翥对你军各“贪劣之营官历历可数”，就是你自己在七月初一日禀内所检举的刘秉珩、王福顺、王玉藻、王俊南、赵仁和等人，他们的“种种办理荒谬”，难道也一个都不应该送审追究吗？此前唐义训也是为部下求情开脱，就已经属于不明事理，但毕竟还只是过于宽容放纵，终归还是没有像你这么油滑。你金国琛带兵十几年，官至巩秦阶道道台，对于本部堂已经奏明皇上、“提犯审讯之事视同儿戏，何糊涂一至于此”！这官你还想不想做下去了？

训斥之后，曾国藩再下发指令，唐军七营，昨已批令每营解押两名首恶，除去已经处死的两人，还要再捆绑12人送审，你军九营闹饷，本应绑送18人，考虑到每营殴打张道台的情节，“姑从宽减，亦照唐军之数，至少解送十二人来营”。为了预防金国琛李代桃僵，曾国藩特意对“首先闹饷”的瑞左营营官王福顺以及其他各营营官刘秉珩、王玉藻、王俊南、赵仁和等和守备赵友交一一点名，甚至强调“均在必应提解之列，断不准巧为开脱”，此外，再缉拿首倡闹事的六名勇丁，“以符十二人之数”，而且，“如能多拿一二人，尤见认真查办”。怎么样？你金国琛不是个省油的灯，本部堂也绝不是好糊弄的主！

与对唐义训的批示一样，曾国藩在这件批示的末尾，也来了一大段的警示之词，同样申明对此次哗饷事件的立场、方针和底线，即“彻底查办，宽严相济”，先惩办凶犯，再补发欠饷，“如人犯一日不到，一日不准发饷。不特不清积欠，并不准支新饷丝毫”，而且特别追加一句，六名贪腐营官，六名主谋勇丁，绑送大营，等候审判，“则断不可宽，虽激成巨变，不顾也”。国法摆在这里，军法摆在这里，有本事你们就闹下去。与此同时，曾国藩还专门上奏一片，阻止奉旨赶赴甘肃赴任的金国琛离营到职，理由是“金国琛有统带之责，未便令其置身事外”，甚至“若使要犯无获，酿成他变，尚当将该员严行参办”。朝廷也随即照准。

如此一来，金国琛老实了。据曾国藩在当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奏报，金国琛一面捆送六名营官到曾国藩徐州大营，一面迭次追捕，斩杀“首犯”三人，“要犯”11人，“几无一名漏网”。曾国藩则除了将金部六名营官分别革职、充军，还将金军“全数遣撤”，同时，与响应哗饷的唐军一样，也是“每人罚去口粮五个月”，“计徽、休两军十七营，共罚银二十三万余两，不复给领”。至于对金国琛，曾国藩也网开一面，奏请注销对他的降级留任处分。

0716.批署安徽藩司何璟、臬司李文森禀陈管见数端、伏候裁择由同治四年六月

细阅来禀，大要谓皖北捻患正盛，皖南兵祸方兴，兵祸实在腹心，捻患譬犹肢体。具见该司等通筹大局，智虑周详，良为佩慰。

自霆营金口之变，各军纷纷效尤。娄军噪于上杭，韩军噪于会昌，李成谋、蒋凝学两军噪于湖北，训、义两军噪于皖北，而金、唐、朱各军噪于皖南。然当皖南十六营鼓动时，独义从左一营帖然无恙，闻该营官杨启益平日发饷，足服众心，故临乱不惑。是各营之变，其罪本不尽在兵勇。然兵勇以噪乱为惯技，狃于故常，毫无儆惧，其患何所底止？自须大加惩创，再议遣撤。拟俟唐镇抵营后，一面剀切晓谕，一面勒令金道、唐镇，每营交出倡乱者一二人，解至大营，严讯究办，乃可分别撤留。

来禀请饬唐镇将滋事之人交出，与此间意见相合。惟勒令交人，又必纷纷煽诱，甚至激成大变，如金口一起，亦属意中之事，而外间亦将以“息事安民”、“办理不善”等语相劝相吓。仰该司等坚持定议，鉴于本部堂不得已之苦衷，相与刚断从事，不复参以一前一却之说，以淆众听。每营除拿办一二人外，余仍全发欠饷，告示中亦当详明言之也。唐镇未到之先，仍当秘密为要。

撤勇即补兵额之说，近日多建此议。不知湘军营制，口粮每月四两二钱，一倍于马兵，三倍于守兵。守粮月支一两，断不足以供衣食。且参将、都、守率皆曾充哨官、什长，以补兵缺，断不情愿。本部堂于上年七月二十九曾将此义复奏一次。至副、镇以上，品秩较优，缺额益少，以提补镇，以镇补副，近来朝廷亦多通融补授，并未拘定成格。然保者数万，而镇、副、参、游之缺不过数百，何能厌人之欲？江西段粮道请将凡保之武官，概准在籍支食全俸，亦难筹此巨款。此等大患，只好待变生而救之，竟不能预立一法以防变矣。

本部堂北征之初，原拟驻扎徐州。行至清江，而捻踪全窜皖北，又改赴临淮，调回刘铭传一军，由濉溪口进剿，周盛波一军，由蒙城进援。周军已于初三日解雉河之围，刘军亦将石弓山老巢攻破，该逆尚未知图窜何路。日来淮水盛涨，已饬黄军门统带炮船，驶赴正阳、颍州、三河尖三处，与来禀所请令水师分布长淮者，亦正相同。本部堂初次奏陈大局，谓专用力于四省十三府州，厥后又奏，拟于济宁、徐州各扎劲旅一支，以运河为运道；临淮、周家口各扎劲旅一支，以淮、颍为运道；另筹马队一支，作为游击之师。惟临淮至周家口相去太远，现饬英藩司移驻颍郡，刘军门驻扎周家口。该司等所虑之太和、阜阳、归陈、永城诸处，均在二百里内外，必可兼顾。以上各端，已行者必益求精密，未行者当次第举办，以无负该司勤相启告之意。惟军情瞬息千变，不知将来能如愿以偿否耳。

[评点]

何璟、李文森都是曾国藩的老部下，近年经曾国藩提拔，分别晋升安徽布政使和安徽按察使，而何璟更是近年曾国藩安庆行营的营务处总办，主持安庆报销总局，掌管历年军营经费报销事宜。本年正月，曾国藩向朝廷上奏两江高官年终密考折片，对何璟的评语是，“该员精细稳练，遇事悉心讲求，勤劬罔懈。惟局量稍隘，或失之苛细”，至于李文森，则是“该员才识俱优，毅然思有为于当世。惟阅历尚少，心术亦未醇正”。此时，他们的年龄，分别为47、34岁，何璟日后还官至总督。我们现在来看他们对本年哗饷风潮，提出了哪些处置建议，而曾国藩又是如何批复、如何指导的。

首先，曾国藩肯定来禀对形势的正确判断，“皖北捻患正盛，皖南兵祸方兴，兵祸实在腹心，捻患譬犹肢体。具见该司等通筹大局，智虑周详，良为佩慰”。对突发事件的整体把握，定位是否准确，这是检验一个省级高官的关键指标。多年主官的肯定和表扬，也是激励部下尽快成长的一条阳关大道。

接着，批示指出，自霆营金口之变，各军纷纷效尤，江西、福建、湖北、安徽，处处闻风相应，而且，兵勇以闹事求饷为惯用伎俩，屡犯不改，毫无儆惧之心，祸患将没有尽头。现在局势如此，“自须大加惩创，再议遣撤”。本部堂决定，勒令唐义训、金国琛，每营交出倡乱者一二人，解至大营，严讯究办，然后再定是撤是留。你们一方面建议追查首犯，一方面又担心激化事端，担心真如外间传说的那样，尽量“息事安民”，避免“办理不善”等等。本部堂希望你们鉴于本部堂不得已之苦衷，坚持定议，支持本部堂刚断处置的措施，不可忽软忽硬，游移不定，令下属莫衷一是，无所适从。另据曾国藩闰五月十四日回复何璟的信件，得知何璟还请求曾国藩，商请李鸿章调派淮军，“赴防安庆”，曾国藩认为大可不必，并说“安庆城小而坚，三面环水”，“即使有十万强寇”都不怕他，“况虚声恫吓之溃勇乎”？由此可见，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与久经沙场的曾国藩相比，何璟的胆识还是很不够的。

除此之外，何璟与李文森的来禀中，还提出了一条建议，即把临时性的勇丁，替补为职业性的绿营额兵，曾国藩则认为操作性不强。因为湘军营制，勇丁口粮，每月四两二钱，是绿营马兵的一倍，守兵的三倍。让这些勇丁减薪当兵，他们是不会干的。而且这些因功保举为参将、都司和守备的人，大多是现任“连排长”，忽然叫他们去当一名士兵，他们“断不情愿”。本部堂去年七月二十九日也曾经复奏这件事，就是高衔低就，以提督补总兵，以总兵补将。无奈保举者竟有数万之多，而国家的总兵、副将、参将和游击的实缺官职只有几百个，怎么也不能够满足这些人的欲望。江西督粮道段起建议，将凡是得到保举的武官，一概准许在原籍支食全俸，不知各省也难于筹到这笔巨款。既然没有可操作性，批示指出，“此等大患，只好待变生而救之”，目前是没有可能“预立一法以防变”的。这也就是曾国藩在写给李鸿章等人的亲笔信中，一再声明的那样“倘竟照金口叛卒之样，亦只好付之定数”。因此，曾国藩坚持主张，先追查首犯，军法从事，后补发欠饷，分别遣散。国有国法，军有军纪，否则，勇丁闹饷得饷，将帅执法不严，必将后患无穷，因此，必须追查到底，即使决裂，也在所不计。这不仅是一个原则性问题，而且更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在维护法纪的神圣性这一点上，历来的政治家都是不惜豪赌的，即使激化事端，那也是“付之定数”。

最后，曾国藩还顺便通报了北上剿捻的进展和布置，并且表示，“已行者必益求精密，未行者当次第举办”，似乎是在启迪两位老部下，身负重任，独当一面，如何才是处变不惊，如何才能化险为夷，一切都在于拿定主意，有序执行。

0721.批前皖南张道凤翥禀二件同治四年七月

皖南各军闹饷情形，本部堂业已洞悉。该道既赴徽、休，则已既往赴难，则当怀必死之心，抱不屈之气。韩昌黎之说王庭凑，幸而得生；颜鲁公之说李希烈，不幸而死。二公者祸福不同，而其初去之时，怀必死之心，抱不屈之气，则一也。该道若抗辞不屈，其祸未必更甚于殴辱；若自度平日无恩无情，临急畏殴畏死，则当时不宜轻于一往，即曰韩、颜之正气伟烈，非寻常人所易几及。然危急之际，逼胁而书期票，既出之后，亦应自陈办理之谬，禀商惩创之法，乃屡次来禀，专务借钱筹饷，一若各营之闹，分所当然，但求善撤而不可得者。又久驻婺源，迹涉畏避，措置不善之咎，其焉可辞？

此次本部堂查办，具有苦心。盖恐严札一到，立即反叛，则该道首受不测之祸，故将该道之札先发一日，撤委调省，以避凶锋，将来结案之时，亦必将该道委曲苦衷，详细奏明，妥为位置，但仍视两军之果叛与否以为轻重耳。

汪令志趣笃实，为僚友中不可多得之人，此次在途中痰而逝，良用惋惜。身后之累，弥复可怜。仰即在牙厘局拨银一百两，周恤其家。其所著《崇祀录》一书，并未携至行营，仰候检出时由驿递交该道，以便转寄该门人等收存。

[评点]

先说一下这个“前皖南张道凤翥”，“前”是指“前任”，“皖南张道凤翥”，是指皖南道道台张凤翥，而这个“皖南道”，则是徽宁池广太道的俗称。至于张凤翥，据曾国藩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给朝廷的奏报，“张凤翥系江西己酉科拔贡，在于李续宾、续宜军中，襄办戎务六年，巨细兼综，艰苦备尝，深为李续宾兄弟所倚重。同治元年，李续宜丁忧，该道在臣营务处当差，奏委署理皖南道篆。上年浙、苏群贼尽窜徽境，该道协同各营，筹办防剿，心力交瘁，幸获保全，本年奉旨补授实缺”。把这段奏报与上面选录的批文对比，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对张凤翥的态度，明显存在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批示是对张凤翥的批评，奏报却是对张凤翥的追思，因为张凤翥在八月初三已经病故了。曾国藩是特意奏请将张凤翥“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议恤”的。

介绍完了张凤翥，我们再来看曾国藩的批示。

第一段，口气非常严厉，皖南各军哗饷，你身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处置不当：既然亲往赴难，你就应当“怀必死之心，抱不屈之气”，要像韩昌黎之说王庭凑，颜鲁公之说李希烈，义无反顾，英勇不屈；你当时若是毫不畏惧，义正词严，也顶多不超过被军士们侮辱殴打；你若是自省平日对驻军恩情不深，此时又毫无韩愈、颜真卿那样的“正气伟烈”，怕打，怕死，你当时就不应该轻率前去；尤其不应该的是，你竟然屈服于哗饷者的威逼，擅自写下兑现期票，以求脱身。事后，你不但没有反省自身处置之过，追究士兵哗饷之罪，反而一再来禀，催促上峰“借钱筹饷”，好像各军闹饷，反倒是理所当然，生怕事态恶化、不可收拾。除此之外，你还一直呆在婺源，远离安庆省城，这又很有脱身事外、畏难取巧之嫌。总之，处置不善的责任，你难道是推脱得掉的吗？

第二段，态度稍微缓和，你要明白本部堂的良苦用心：此次恶性事件，必须严厉追查，但是担心札文激化事端，部队叛变，因此特意提前一天把你撤职，调回省城，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将来结案的时候，本部堂也会把你的“委曲苦衷”上奏朝廷，为你妥善安排职务。但是，这也要看事态的发展，对你的处理，完全要看这两支哗饷部队是否果真叛变投敌。

第三段，大概也是因为张凤翥来禀涉及之事，对“僚友中不可多得”之汪某逝世，表示惋惜和抚恤。

从这三段批示看来，曾国藩对张凤翥真的还是爱恨交加。张凤翥闻警即出，亲赴军营，这也无疑体现了他的责任心。谁知，唐义训部局面太坏，不仅代理统领唐义谟威信不足，而且革职营官王品高心怀不满，加上欠饷士兵积怨太深，张凤翥真的是落入虎穴，竟然被闹事者关在门内，逼迫发饷。张凤翥起初并未答应，结果遭致群殴，据曾国藩日记记载，称张凤翥来禀，“有被勇凶殴、背伤齿折之事”，张凤翥这才被迫“书一借券，限六、七月内，清欠饷八个月”。曾国藩当时并未作出批示，一面亲自起草晓谕哗饷部队的告示，一面筹措经费、分期补发欠饷，同时也在追查事件的起因和主谋，调查唐义训、张凤翥等涉案官员的责任。据曾国藩给李鸿章的信中透露，皖南哗饷之禀，暂不批发，张凤翥密禀也暂缓批示，目的是“且看十日半月之后情形如何”，即唐义训、金国琛回营，处置闹事之勇，“勒令每营交出二三人审讯正法”，然后补发欠饷，“如不交出倡首之人，凡欠饷一笔勾销，逼令反叛”也“均所不计”。而就在曾国藩全力打压哗饷将士、力图挽回影响之时，张凤翥却“屡次来禀，专务借钱筹饷，一若各营之闹，分所当然”，曾国藩这才拉下脸皮训人，你怎么这样不明事理？你本身就虑事不周，处置不当，影响恶劣，难辞其咎，你不知道吗？

再看曾国藩日记，八月十四日，曾国藩在徐州大营，“闻张炼渠（张凤翥，字炼渠）殁于安庆，为之怛然不释。盖炼渠于徽、休闹饷时百计维持，大受殴辱，而余查办之札，复过于严厉也，唏嘘久之，不能治事”。第二天是中秋节，曾国藩又“因昨闻张炼渠之丧，心绪不释，谢文武贺节者，概不请见”。稍后，曾国藩又特意批示安庆牙厘局，从优拨发抚恤银两，并且，在皖南哗饷结案的奏报之日，专门为张凤翥申请，“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议恤”。

再看本年正月，曾国藩上奏的两江高官年终密考，对张凤翥的考语是，“署安徽宁池太广道张凤翥，年四十一岁，江西拔贡，同治二年九月到任。该员在湘军多年，善于联络将领。皖南凋敝之区，经画亦有条理。惟素乏风骨，难资整顿”。至此，我们不由得感叹，曾国藩看人，眼光真是准啊！

0718.批统带精毅营席臬司宝田禀军营纷纷哗噪、为世变大忧、未事之防管见及凡数端、缕陈察核由同治四年七月

韩营噪变，卒能遣撤无恙，事后又惩办营哨勇多名，尚属处治得法。所论各端，消患未形，俱中肯綮，而结盟之事，尤为莫大之患。近年以来，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抗官哗饷，皆由于此，实乏禁遏之良法。第二条，言营官于勇之饥寒困苦漠不关心，激乱之端，往往以此借口。杜陵所谓“安得廉耻将”也。第三条，多裁老勇，本部堂近亦力主此说，惜见事稍迟，徽、休两军，业已大闹不堪。昨有查办一札，告示一件，附寄该司一阅，不知可不激成大变否。第四条，两军同扎近处，却难预必，主兵者亦不能持此见以为调度。至湖南遣撤多营，聚数十万无业之勇，是否安静无虞，是则关乎天心国运，难以逆睹耳。

[评点]

席宝田是湖南东安县秀才，太平军冲入湖南，他投笔从戎，赶办团练，十余年间，一直率领其精毅营转战湖南、江西两省，几个月前，就是他的部队，在江西阻截从南京突围出来的太平军，一举俘获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以及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朝廷论功行赏，授予按察使之职，所以，此处称他为“席臬司”。其精毅营，转战赣、闽之间。同治四年，精毅营之韩进春部，在赣州会昌县哗饷，甚至有人纵火烧营。事后，席宝田一面发饷遣散部队，一面惩办闹事头目。处置大体完毕，来禀报告，并附上对策建议，曾国藩的批示，即由此而发。

首先，曾国藩肯定了席宝田对韩营的处置，先将闹事的部队遣撤，然后惩办主谋的下级军官，认为如此处治，也还基本得法。接着，曾国藩表示，来禀所论之事，以未雨绸缪、消患于无形为出发点，都很中肯，都说到了点子上。但是，问题的关键，难就难在如何把这些头头是道的想法变成行之有效的办法。兵勇在营结盟，是带兵者的最大隐患，可是现在已经结拜成风，各处哗饷闹事，祸根都在这里，可是大家都找不出禁绝结盟的有效办法。这是第一点。来禀第二条说贪官克扣军饷、士兵奋起抗争，也是古今军营的惯例，所以唐代诗人杜甫要在诗中大发“安得廉耻将”的感慨。第三条，尽早裁撤老兵，以免带坏军风，我近来也是极力主张这一点，可惜没有先见之明，结果落了后手，现在局面已经很难收拾。至于两军相邻驻扎，互相牵制，临警救急，这事儿挺难，一是叛乱难于预测，二是带兵者不能无故猜疑。最后，你提到我们湖南一省，数十万老兵回家，不能安置就业，难保不出大事，对此，曾大帅也只能一声长叹：这只能看老天爷是否发善心，看大清朝国运之长短了。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曾国藩苦战十年，刚刚荡平半壁江山，又匆匆北上剿捻，精力大不如前，后院起火，他也只能先管前方。淮北、苏北、河南、山东，太平天国的余孽还在死灰复燃，而且威胁直隶境内，他只能借助淮军追击捻军，南方各省驻军的哗乱，尤其是湖南退伍老兵的不安分，老头子鞭长莫及了。六年之后，曾国藩去世，再过39年，湖北新军振臂一呼，南方各省群起响应，北洋军阀见死不救，大清朝廷寿终正寝。努尔哈赤从朱家子孙手中抢来的276年老店，在自家子孙经营267年之后，终于倒闭停业。

0793.批老湘营刘镇松山禀恳给发欠饷由同治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据禀已悉。该军请给欠饷，本部堂上年十二月内批准，由湘盐局按月提银一万两，原令在于长沙就近设局，派员经理。嗣该镇禀复，局中难于分布，按月派员领解来营，陆续给发，又经本部堂批准，以为银既有着，早迟总可领到。乃本年五月间，湘局之银未到，来营候领勇丁在徐至九百人之多，该镇禀请发银四万五千两，又经本部堂于每月一万两之外，札饬徐州粮台，另发银三万两在案。今该镇复请于周口粮台筹发银三万五千两，不言借领，竟似又另请添发者。

现在淮军饷项，去岁仅发八关，今岁仅发九关，欠饷未补分文，而铭、鼎等军，追贼勤劳实过于湘军，湘勇于满饷之外，又月给旧欠一万，已极优矣。而该镇多方设法，索取欠款，殊不可解。若谓号勇来营者，多刁难追逼，该镇既知湘勇如此刁难，不应禀请添募四营，本部堂亦悔不应准添四营。看此情景，将来难免有唐、金两军徽、休之变，不如少一营少一营之事端。仰该镇即行派员，至中途拦截，无论行至何处，即在何处截住，多给途费银两，就地遣散回籍。本部堂一面咨明湖南李抚部院，如尚未起程，即在长沙遣散。本部堂自统带老湘营以来，自问待该军并无刻薄之处，该镇将此批抄出，遍示营哨弁勇可也。缴。

0794.批老湘营刘镇松山禀恳仍准添设新四营以敷剿贼由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三日

据禀并另单均悉。新招四营，业经湖北暂留滠口设防，昨已批令该镇，暂缓前往截止，将来滠口撤防，仍准赴豫省，归该镇统领。该镇向来办事，颇有忠勇明决气象，前次请银一禀，未免太不知足，深恐流入鄙琐一路，是以严批训诫。本部堂待人，常如师之待弟子，有戒饬成全之意。嗣后随事留心，总要银钱看得轻，然后志气振得起，如果统领豪无私蓄，各营将士，无不共知共谅也。此复。

[评点]

1872年农历正月初四，曾国藩把一天的公事处理完毕，铺开纸张，准备为一个一年前牺牲在宁夏战场的湘军骁将亲自写作墓志铭，可是，久久不能下笔。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曾国藩提笔再三，总共写下338个字。随后几天，他接连出现中风病症，胸闷脚麻，张口无声。二月初四日，曾国藩病逝于南京，终年61岁。而这个让他在病重之际写下绝笔之作的人，就是这两件批示的挨批之人刘松山。

刘松山是曾国藩的湘乡县同乡，早年投身王錱开创的老湘营，身经百战，最后成为老湘营的统将。打下南京之后，曾国藩裁撤部队近10万，但是保留了老湘营。随后，曾国藩奉命北上剿捻，湘军旧部颇有不愿随同出征者，曾国藩留下的未成稿中最后几句话，就是“湘中士卒，贯战江滨，未习车骑驮运之劳，不乐北征，奖之而不劝，痛之而不服，君（称刘松山）独感奋请前，部卒不愿北渡者，杀数人而事定”。由此可见，刘松山的忠勇严明，确实继承了“王老虎”王錱的带兵传统。当时曾国藩的剿捻主力，是淮军的刘铭传带领的铭军、潘鼎新掌管的鼎军，他们对曾国藩的指挥，其实经常打些马虎眼，只有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围追堵截，奋勇向前，从不说二话。正是因为这样，曾国藩对这支队伍，也似乎格外重视。

从第一件批示来看，刘松山请求拨发欠饷，曾国藩便让湖南盐局筹划拨款；刘松山请求就地领取，曾国藩也批准照办。可是，当时的后勤军需实在周转不灵，这些欠饷，并没有像曾国藩的爽快批示一样爽快发放，而是要像挤牙膏那样，挤一下，出一点。这下，老湘营的兵勇不干了，刘松山没有办法，只好一次次找老上司行文要钱，曾国藩也一次次用半发半拖的手段，被动应承。终于，曾国藩忍不住了，抓住刘松山来禀中一处不严密的措辞，在“借领”和“添发”上大做文章——其实，不说“借领”就是“添发”，岂不有些强词夺理？但是，老领导不管三七二十一，开始训人了：

淮军去年只发八成，今年只发九成，而且没有补发分文欠饷，铭军、鼎军到处追击，比我们湘军还辛苦；

——淮军的欠饷程度远远不如老湘营，这点你怎么不说？

你们老湘营，领的是满饷，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补发欠饷，待遇比淮军优厚；

——补发欠饷，总是拖泥带水的啊！

你却想方设法、三番五次追讨欠款，让我很不理解；

——欠债的人是大爷，讨债的人是孙子？

是兵勇刁难逼迫吗？早知道湘勇如此刁难，你就不应该禀请扩招、新立四营，我也后悔轻易批准扩招；

——开战必定减员的啊，减员只能新招的啊，哪路将帅不招兵买马？别拿后悔药说事儿啊！

既然如此刁难逼迫，看来老湘营也难免重蹈霆军哗变之覆辙，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部堂现在决定，你赶紧派人，中途拦截，把你新招的四个营，统统给我打发回去，哪怕是多给一些遣散费用，本部堂也绝不后悔。如果部队还在长沙没有启程，本部堂也将行文给湖南巡抚李大人，就地撤军。

——阵势好大、好猛！

最后再来一句动感情的话：我老曾待老湘营不薄，问心无愧，这个批示，可以宣读给你的老湘营全体将士！

——意思很明白，你们伤了我老头子的心了！

接下来的事情，当然不出所料：

刘松山诚恳认错，恳请不要撤军；而且拿出两个理由，一是新军已经在湖北到防，二是扩招后奋勇杀敌。

曾国藩当然见好就收，新军留守湖北，将来再赴河南，还是归你指挥；至于本部堂对待下属，历来是像师长教育弟子一样，所有的训诫，都是为了让你们成才。从今以后，你要以身作则，先把金钱看得轻，然后志气才拿得出，只要统领毫无私财，全体将士绝对都是谅解的。

刘松山欠饷没有讨到，讨到了一番教训。

刘松山是湘军将领中公认的老实人，从军之后，竟然没空回乡结婚，以致女家把人送到前线成亲。除此之外，他还是英勇杀敌的后起之秀。左宗棠前往西北，平定民族暴动，前后三次向朝廷奏请，调派威震敌胆的刘松山。两年之后，刘松山血洒西北黄沙，含恨马革裹尸。左宗棠为之悼惜，以至大病一场。当年十月，曾国藩在离开北京，回任两江总督之前，最后一次觐见慈禧太后，当慈禧问“你从前用过的人，此刻好将尚多么”的时候，曾国藩回答：“好的现在不多，刘松山便是好的，今年糟蹋了，可惜！”慈禧太后竟然也立刻认同，说道：“实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