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茌平较场铺龙山文化遗址早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的张学海先生曾经依据地面调查和钻探资料，率先将其定位为龙山文化城址。不过，究竟是不是城址，仅凭钻探和地面调查是不够的，必须用发掘结果来检验。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单位解剖较场铺城墙之后，才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通过解剖得知，该遗址东西长230米，南北宽180米，城内面积近5万平方米。遗址周边确筑有一周城墙，只是东墙和南墙保存得不够完好。该遗址属于龙山时代面积偏小的城址。
较场铺发现城墙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始社会研究室当即组织了全室同仁，前往较场铺召开现场讨论会。当时我正在新砦工地发掘，接到室主任吴耀利的通知，赶夜路从新砦工地前往较场铺，并于次日凌晨到达工地。我们抄近道，从遗址的东南口进入遗址发掘区。遗址偏东部有高出地面约2—3米的土台子。发掘之前，这个土台子曾经被推测为重要建筑的遗留。山东队今年在这个土台子上大面积地布方发掘，结果没有见到规模宏大的建筑，倒是有一连串的灰坑布满发掘区。
从土台子上走下来，我们来到一条横切遗址北墙的长条形探沟边上，从探沟剖面可以看出遗址的边缘凸起一周土垄，这便是墙。墙的南北两侧地势陡然下凹，可以理解为内外壕沟。墙体上的夯土层系细粉沙土，不见夯窝，也不出陶片，倒是在城墙上发现有打破城墙的圆形灰坑，发掘者称这是祭祀坑。看完北边的探沟，我们又来到西边城墙的解剖沟。这条解剖沟暴露的情况与北边的大致相同，不过城墙上的夯土层更像是自然淤积的结果，夯层之间的交界面近似水波纹状。
就在发掘现场，同事们围绕着城墙的结构和建筑程序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一方说较场铺周围的这一土垣就是城墙，这是鲁西地区常见的夯土，其特点就是用生土筑墙，不见陶片。不然，围成一周的土垣是什么？另一方则持谨慎态度，虽然原则上尊重发掘者的意见，不过他们建议请自然科学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地质地貌学研究的学者介入发掘工作，由他们从自然科学研究的角度配合发掘，判定土垣的结构。据悉，将有一位北大地貌学专业毕业的博士参与较场铺下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运用自然科技手段对较场铺的城墙进行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考古学发展到今天，由考古学者包打天下并不是好事，相反，如果条件许可，尽可能多地吸收自然科学工作者参与研究才是上策。山东队在发掘较场铺时，一直注意运用自然科技手段，对遗址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我们期望在城墙结构的判定上有所突破。
关于较场铺的文化归属，现场会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先生认为，是否可以考虑把此类遗存叫做较场铺类型。从出土的陶器群观察，这里常见海岱龙山文化的素面冲天流鬶、鬼脸式鼎、素面平底盆等，与山东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多了一些中原龙山文化后岗类型和王湾三期文化以及造律台类型的因素，如素面鬲、方格纹深腹罐等，这与该遗址地域上与河南省搭界有关。因此，我认为还是归入到山东龙山文化系统为宜，不宜另立新的类型，也不便视为河南龙山文化的一支。
说起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真是件让考古学界头疼的事情。不少田野考古发掘者乐于把自己亲手发掘的古代遗存命名为某某文化或某某类型。具体到每个发掘点，发掘者的个中辛苦不言自明，他们视自己发掘出来的成果为掌上明珠的心态也可以理解。可是，如果挖一个新遗址就命名一个新文化或者新类型，势必导致同一时间段同一地域冒出许多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名称来，这不仅给相关研究带来不便，恐怕也不尽符合考古学文化和类型命名的条件。因此，曾有学者倡议，为避免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随意性，全国应该有一个权威组织来把关，对各地新提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质量体系认证”。我觉得不一定非要一个这样的权威组织来裁决新命名的命运，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命名者特别是发掘者兼命名者，不必追求命名的优先权，就像母亲生下了儿女，已经功莫大焉，何必在给儿女起名的问题上争先后。谁都知道，给孩子起名容易，难的是把儿女抚养成人。考古学文化也一样，由谁给考古学文化起名，都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贡献，难就难在对该文化（或类型）的内涵有准确、全面、深入的认识。因此，我认为，在没有开展好相关的一系列研究之前，发掘者先不要着急另提新的文化或类型的名称。拿较场铺目前的发掘材料而言，其文化性质显然应归属海岱龙山文化系统，至于能不能另立为海岱龙山文化之下的一支地方类型，还有待更多相关研究的展开，在此之前，不妨就叫做“较场铺龙山文化遗存”为妥。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6年5月31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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