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霍山到合肥

从霍山到合肥

我是早晨到达合肥市的，直到中午才抵达霍山县城。正在执教安徽省第二届田野考古培训班的朔知先生从工地上赶来迎接。他把发掘地点选择在距霍山县城不远的一处西周遗址中。下午我们就到工地发掘现场参观。遗址面积不大，只有一千多平方米，是一个高出周围的土台子，和豫东常见的所谓“孤堆”遗址一样，应该是一种黄淮中下游平原常见的遗址类型。朔知说，他们以往已经调查过几十处这样的遗址，分布密度相当大，几乎与当代农村分布密度差不多。但是，每个遗址的面积都不大，而且地层堆积也差不多，往往是四周边用以居住；中间低洼，好像是公用的垃圾坑。这种周边住人、中间辟为垃圾坑的居住模式实在教人莫名其妙。他执教的培训班这次又挖出如此的地层堆积：周边垫有厚厚的较纯净的黄褐色土，中间是层层发黑发黏的土层，夹杂大量的草木灰。这些地层从四周向中间地带倾斜堆积，有的地方还发掘出保存完整的木桩，仿佛原来就浸泡在水里或稀泥里。这次发掘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发掘出一处圆台子，直径5米左右，附近散布一片碎石子和红烧土碎块，至于这个土台子与附近的地层、遗迹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它是干什么用的？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晚上，应朔知的邀请，我给培训班的学员作了学术报告，主要讲了新砦遗址在断代工程和探源工程中的田野工作。学员们对报告内容比较感兴趣，提问问题也相当踊跃。有位同学的提问非常有意思。他的大意是说，考古学家在讲陶器分期时往往列举陶器的某某部位发生了什么样的形制变化，却从不谈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形制变化。的确，考古学研究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事情太多了，凡事我们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才好。

第二天，朔知陪同我返回合肥市，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参观。征得杨立新所长的同意后，我被惠允参观他们所的文物库房和扬名天下的凌家滩玉器。观摩凌家滩玉器，必须找到凌家滩遗址发掘者张敬国先生才成，所有的材料都在他手上。我和敬国先生是故交，1989年我们在北大考古系学习期间（他来北大读高级研修班，我读硕士研究生班），曾共同居住在北大燕园东北角的沟沿三号民居内，是“老邻居”了。这次见到敬国先生时，他虽年近花甲，但风采依旧，只是丰富的阅历使他显得更加沉稳老练了。他目前正在着手整理凌家滩的发掘报告，终日忙得焦头烂额的。配合他工作的一位女同志，年纪不大，正在电脑上绘制线图。这种在电脑上直接由照片生成线图的技术在国内尚不多见。那位女同志已经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这项新技术了。电脑绘图如果能够做到快捷准确，将有可能替代传统的手工绘图方法，将引起考古绘图的重大变革。

张敬国先生从1985年发现凌家滩的玉器之后，20年来，把大部分时间心血都投入到凌家滩玉器的研究上来。他视凌家滩研究为自己的使命。敬国先生首先简略地回顾了凌家滩遗址的概况，说这个遗址共有160万平方米，在它的周边已经发现了一周壕沟，只是未来得及解剖。凌家滩的玉器早就被当地群众发现了，后来才引起研究部门的注意。敬国先生边介绍遗址概况，边小心翼翼地拿出装在精美的墨绿色锦盒中的玉器，供我观摩。说实话，以前只在图片上看过这些绝世精品，今天能够亲手触摸、亲眼观赏凌家滩玉器，着实令人激动不已。敬国先生取出有代表性的玉鹰、玉钺、玉璜、玉戈、玉人、玉镯等精美的玉器和石钻头、玉芯等与制玉有关的遗物，一件一件地详细介绍。看到这些玉器，实在难以想象，在距今5500年前的巢湖河流域居然有如此发达的玉器制造业！凌家滩玉器不仅年代久、形象美，更令人叫绝的是其制作工艺。从一些玉器表面遗留的呈同心圆状的微痕上得知，当时制作玉器肯定已经使用了砣等某些特制的治玉机械。敬国先生说：“俞伟超先生生前说过，凌家滩报告发表之后，在考古学界将有新的考古学理论出现，将会引起关于文明起源理论的巨大变化。凌家滩玉器不仅是巢湖流域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有力见证，而且也标志着中国在距今5000多年以前就进入了文明时代。玉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观赏罢凌家滩的玉器，敬国先生嘱人递来笔墨纸砚，一定要我写下观后感。盛情难却，我提笔写下“中华瑰宝，精美绝伦”八个大字。敬国先生在一旁鼓掌喝彩。我知道这是敬国先生对我的鼓励，不过也的确道出了我观赏凌家滩玉器之后的真实感受。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6年2月22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