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圆想起了契诃夫

一

又是月圆时候。晴空一碧，纤尘不染，空气中透着春夜微微的凉意。面对东天的皓魄，我忽然想到了契诃夫和他的妻子——天才演员奥尔嘉·克尼碧尔（一译欧嘉·聂普）的绝代情缘。

1991年年底，我在访问俄罗斯（当时称苏联）期间，曾在雅尔塔契诃夫纪念馆看到馆主的一封信，那是1895年写给他的朋友苏沃陵的：“请原谅，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就结婚。不过我的条件是：一切应该照旧，那就是说，她（指奥尔嘉）应该住在莫斯科，我住在乡下（他当时住在梅里霍沃），我会去看她的。那种从早到晚整天厮守的幸福我受不了。我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只是要给我一个像月亮一般的妻子，它将不是每天都在我的天空出现。”

与此相关联，他在札记中写道：“爱情，这或者是某种过去曾是伟大的东西的遗迹，或者是将来会变成伟大的东西的因素，而现在呢，它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它给你的比你所期待的要少得多。”

看到这些，当时颇有感触，曾口占四句“打油”诗：“至爱何辞千里远，佳姝尽可挂天边。独居自得人生趣，懒问冰轮圆未圆。”

契诃夫三十八岁时与奥尔嘉相爱，那时奥尔嘉二十九岁，是莫斯科艺术剧院一名骨干演员。当时契诃夫身患严重的肺结核，医生警告他：你已经不是医生，而是病人，不能住在阴湿寒冷的莫斯科，必须变换环境。于是，他选取了南方紧邻黑海、气候相对温暖、地处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定居，那里有温煦的阳光，蔚蓝的海水，清新、湿润的空气。前此，契诃夫与彼得堡的出版商马克斯签订了一份合同，卖出了自己作品的全部版权，换得七万五千卢布，他用这笔钱在雅尔塔附近买下一块地，建造了一所房子。

那么，奥尔嘉呢？由于契诃夫的极力阻止，只好留在莫斯科大剧院，完成一场又一场的舞台演出，默默地忍受着别离之苦。这样，两人结婚之后，便一直是鸿雁分飞，每年只有少量时间会面。但这并没有影响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他们已经习惯了以频繁递送的“来鸿去雁”传达彼此真挚而浓烈的感情。这令人想起了宋代词人秦观的《鹊桥仙》词：“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六年间，他们留下的情书多达八百多封。一封封信都写得婉丽动人，感人肺腑。其中有这样的语句：“我最尊贵的女演员：我人在雅尔塔，我的监狱（他把自己的白色别墅，称作‘白色的监狱’、‘相思的囚笼’）。冷酷的风正吹着，海浪翻滚，船只停止了运行，人们都快被淹死了。一句话，你走之后的世界，糟透了。没有你，我简直想上吊。给你，四百个亲热的吻。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的小狗狗……”

契诃夫辞世之后，美国剧作家卡罗·罗卡摩拉以“情书”为题，别出心裁地将八百多封“两地书”串联起来，编织成一部话剧，反映一双爱侣动人的情感生活，描绘出他们间的拳拳痴情、殷殷爱意。重点是通过契诃夫生命中重要的关节点和情感起伏，表现“一个剧作家的爱与死”——爱情从莫斯科开始，到他终止生命的德国巴登韦勒结束。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关于爱情、关于病痛、关于等待、关于思念的温馨作品。

信中在讲述两人的艺术生涯之外，还谈到了与同时代的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多位大师的真挚友谊。

这部剧作，2003年曾被世界剧场大师彼得·布鲁克搬上了舞台；翌年又由中国台北地区绿光剧团移植到台湾演出。近日，我在沈阳看到了由台湾著名戏剧家、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艺术博士赖声川翻译并导演的《让我牵着你的手……》。此语英文原为“将你的手放在我的手心”，出自契诃夫写给妻子的情书，是《情书》全剧的第一句台词，也是剧作家死在爱人的怀中，全剧结束时的最后一句话。

和传统的现实主义剧作不同，全剧由两个人对话式的自述来支撑，与其说是爱恋情景的还原，莫如说是带着布景和简单肢体表演的书信朗诵。台词倒是十分漂亮的，缠绵悱恻，活色生香，令人回味无穷。这也正好让两位演员充分施展了他们的表演功力，用话语表现爱情之初的喜悦，和男主人公病入膏肓的虚弱无力。相较契诃夫，奥尔嘉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色，好在她的扮演者蒋雯丽知名度很高，功力也不错，颇受观众青睐。

二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住宅，是一所样式新颖的别墅，美观、明亮，小巧玲珑。上面有个像神话中所说的那种模样的小望楼，有几个突出的尖角，下有玻璃走廊，四周开着一些宽窄不等、大小不一的窗子。室内陈设比较简单。书房长十二步，宽六步，整洁干净，靠近写字台挂着一张印刷体的“请勿吸烟”的标语。对门正中，开着一扇镶着黄色花玻璃的大窗子。墙壁上糊着镶金边的壁纸，一幅列维坦的笔触粗放但画艺精美的画挂在上面，场景是：傍晚的田野，许多干草垛向远处伸展开去。

别墅坐落在花园里，铁栏杆把它和公路隔开。说是花园，其实栽种的主要是苹果、梨、杏、蜜桃、扁桃等多种果树。据纪念馆解说员介绍，契诃夫在日，如果是春天清早，他会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园子里，给沾满露水的玫瑰花整枝，或者细心地观察着被风吹折的嫩苗，用硫磺抹在玫瑰花枝叶上，或者拔除花圃里的杂草。

公路另一旁是用一道矮墙围起来的古老荒芜的鞑靼墓园，寂静而荒凉，每座墓前都立有简陋的石碑。对面是一块旷地，竖有契诃夫的雕像，旁边立着一排屏风似的黑色石雕，雕刻着他的作品中的人物。

当时，高尔基、蒲宁、库普林等也都住在雅尔塔，有一小段时间，列夫·托尔斯泰也住在附近。但他与这些文豪来往不多。他在札记里写道：我流放在“温暖的西伯利亚”，“就跟将来我独身人躺在墓地里一样，现在我确实也在独自一个人生活”。据他的女友、作家、功勋艺术家谢普金娜·库彼尔尼克所记述的：他那永久不变的安详、平静和一种像难于穿透的甲胄似的外在的冷峻，把他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

他这样做，当然是由于病弱之躯确实承受不了频繁的接待。刚到这里时，出于真诚的崇敬，那些成群的拜访者，特别是读过他的作品从而衷心景慕的妇女们，总是寻找机会，带着食品前来问候。他对这种烦扰，感到苦恼至极。

另一个原因也是主要的——创作是羞涩的，在这方面，他比别人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从凌晨到深夜都是笔不停挥，奋力创作。他反复强调，一个人如果不写作，不经常处于那种能打开艺术家眼界的艺术气氛里，那么，即使他有所罗门王的聪明，也会感到自己是空虚和无能的。但是，他绝对不会在众人面前动笔。宋代诗人黄庭坚有两句诗，写他同时代的两位诗友截然不同的创作习惯：“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看来，国外的大作家中，这两种情况也都是存在的。这样一来，即便是和契诃夫最亲近的人也会时刻感到，他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虽然身在咫尺，却不啻邈隔天涯。

可以说，契诃夫是没有快乐的，他那优美而略带忧郁的双眼，总是沉重而苍凉地观望着周遭的一切。由于生活经历的特殊和精神上的抑郁，他在作品中较少直接表现人民美好的方面和愉快的场面；作品中往往笼罩着一层阴郁的使人压抑的气氛。所思在《天边外的契诃夫》一文中指出：“契诃夫的剧本里，有那么多惆怅、失望、痛苦，有灰色的卑微的生活，有焦虑的无奈的停滞，有永远无法抵达的梦想，有人失去了一切，有人浪费了一生，有人杀人，有人自杀，那为什么它们还是‘喜剧’？”“契诃夫嘲笑一切人，因为他们软弱、自私、虚荣、吝啬、幼稚、世故，贪图安逸、夸夸其谈、百无一用、自暴自弃，他们困在自我的迷宫里，每一个人都徒有梦想，却都因为个人的局限，没能成为自身想象或者期望的人”。

对于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他可说是一个纤细入微的心理医生，一个铁面严酷的审判者。他峻厉而冷静地刻画出俄罗斯官僚、市侩们的顽固、迟钝、愚蠢和麻木的精神状态。作为俄国文学史以至世界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他的代表作《变色龙》和《套中人》，分别塑造了见风使舵、善于变色、投机钻营者和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典型。“我总觉得这位乡村医生该怎样用一个医生的眼睛看待病态社会和各种各样的病态人物啊！不说别的，单看出现在他笔下那些小官吏，那些庶务官、巡官、预审官之类的人物，他们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卑下可怜，他们的言谈举止是怎样的庸俗可笑。而这些人物，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经常碰到的，正是我们这个病态社会的产物。”（王西彦语）同时，他又以充满同情的笔触，描绘了横遭掠夺的农民的悲苦无助的生活悲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特别是痛彻地剖析了知识分子的灵魂，反映出他们的彷徨和软弱。茅盾先生说过：“本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不论是醉生梦死的，或者是苦闷彷徨的，或者是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读了契诃夫的作品，他的脑子里总是不能不泛起波澜。”“因为契诃夫剥露了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指着知识分子的鼻子问道：你洁身自好就居然以为在你眼前进行的罪恶你可以不负责吗？你敢说你不是帮凶？”

三

参观过契诃夫纪念馆，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他从这里走进了历史”几个字。

契诃夫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死在德国小城巴登韦勒，而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的墓园里。就是说，同雅尔塔都沾不上边。显然，“这里”二字指的是文学——意在说明这位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巨匠、著名剧作家，在他构筑的文学殿堂中获得了不朽。

伟大作家也好，普通公民也好，往古来今，又有哪一个人最后不是走进坟墓呢？一朝风烛，万古尘埃。有的留下了几许踪迹，大多数都幻化成一缕苍烟，随风而逝。或迟或早，或久或暂，或先或后，最后都逃不出这一种归宿，所谓“千古贤愚共一丘”也。

结局都要走进历史，都要由“现在式”转为“过去式”，这没有例外；所不同的是，怎么走进去；走进历史之后能否站得住脚，留下痕迹；站住脚了，名留万古，还有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差别。

孔老夫子有一句名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在圣人看来，“没世而名不称”，这一辈子就与草木同朽了，就白活了。于是，后世的追随者，为了名重当时、声传久远，就不择手段、不遗余力地呼号奋发，颠扑猛进，到头来换得一盘冷猪肉，或者挤进了凌烟阁。但最后也不过扮演一回舞台上的当红角色。每一个在场的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端出了这个由各种不同的名人所组成的团体节目。在这里，个人作为一方方碎布片，再借助于史学家“受控想象”来进行谨慎的织补，使之大体还原，而成为布洛赫所说的那种有血有肉的“总体史”。

这也可以说是进入了历史。但契诃夫的进入，却与此不同，他靠的是万古长新，永不漫漶、模糊、褪色的由文字书写的作品。这样，就既不需要编排什么“团体节目”，更无须通过“受控想象”、谨慎织补，而实现大体还原的期待。诚然，他的个体生命是短暂的，不过四十四个年头；而且，如果按中国古代所说的“三不朽”来衡量，也没有任何功业可言。他的进入历史，入场券上写的是上千篇小说和五部戏剧。更重要的在于后世难以超越的质量。高尔基说过，契诃夫的小说是“内容比文字要多得多的作品”，以“篇幅不大的作品在做着一件意义巨大的事情：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

可以说，契诃夫终其一生，始终未能摆脱两种旷日持久的死亡经历：一种源于自身，属于肉体层面上的死亡。无情的病魔正在自己的孱弱之躯上疯狂肆虐，随时都在发出死亡的警告与召唤。作为一个高明的医生，凭着丰富的经验，他当会比任何人都了解死神威胁的严酷性。另一种则来自外面，属于精神层面上的死亡。在令人窒息的旧的专制环境中，伴随着茫无际涯、无比猖獗的保守势力的弥漫，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埋葬在庸俗无聊的生活泥淖里。这种精神上的沦落，较之肉体上的折磨，无疑是更为痛苦、更加令人哀悯的。他在剧作《伊凡诺夫》中，就曾批判过一个缺乏坚定思想信念、因经不起艰难生活考验而自杀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他呼号奋发地呐喊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而他最终所获得的，却是不朽、永生。

白云黄叶，飘逝过八十几度春秋。造访雅尔塔期间，当我徜徉在小说家惨淡经营的果园里，恍惚迷离中，仿佛看到他那特色独具的身影：他穿着大衣，拿着一根手杖，身形瘦削，留着胡须，依旧戴着那副夹鼻眼镜，头上罩着一顶软软的黑便帽，神情散淡而严肃。此刻，正眯着深色的眼睛，从帽檐底下往外看着什么。我下意识地放轻脚步，忍住了咳嗽，唯恐惊扰了这位文学殿堂上的尊神。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