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欧归来，由于受“时差”影响，睡眠不好，我觉得有点头痛，便趁星期天去一位从医的文友家闲坐。不凑巧，医生夫妇出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只有刚上初中的儿子小冬冬在家。听我说头有点疼，冬冬便拉着我玩一种叫作“二十猜”的游戏，说：“这样，伯伯的病就好了。”
玩法是：甲方事先确定一个谜底，它可以是人名或者物事，古今中外、飞潜动植不限。乙方在猜测的过程中可以提问，但是，如果不能在二十次之内猜中就算认输。因此，如何设问就颇有讲究，比如对方的谜底是一个人名，猜这种谜，就要考虑：是今人、古人？文人、武人？活人、死人？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实有人物还是艺术形象？一般的规律，应该是先拉大网，尽量把一些无关因素排除掉，逐渐缩小范围，步步逼近，最后直抵答案。
这天，我连续出了三个谜，都被冬冬猜中，而他出了一个却把我难住了，经过十八个回合，已经猜到是英国的一个名人，什么莎士比亚、牛顿、瓦特、撒切尔……都猜过了，一一遭到否认，最后我只好认输。冬冬狡黠地亮出谜底，一看竟是“福尔摩斯”。我说，这就有毛病了：刚才已经问过“是不是实有其人”，你做了肯定的答复，因此就排除了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这个因素。
冬冬说：“福尔摩斯当然是真人了，现在还活着。”说着，他顺手拉开抽屉，找出几封信件，说是班上同学读过《红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之后，写给这位神探的。“不是真人、活人，同学们能给他写信吗？”每个信封上都有用英文标明的地址：伦敦市区贝克街221B。
“可惜太晚了，如果是半个月以前，我会亲手交给福尔摩斯博物馆的。”我说。
冬冬眼睛唰地一亮，“啊？王伯伯，您去过福尔摩斯博物馆了？”
“是的。”我说，“博物馆前身是福尔摩斯的私家侦探所，他与朋友华生医生在这里住了二十三年。”
“那是一个四层小楼，一楼是房东哈德森太太的餐馆，福尔摩斯的书房和卧室在二楼，三楼住着华生医生，最上一层是仆人的房间。”冬冬不假思索地说。
他对小说中的描述竟谙熟到这种程度，令我颇感惊讶。我告诉他，馆内的陈设正是这样。福尔摩斯的书房正对着贝克大街——这条大街是实有其地的，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编号至84。作家防止读者以假当真，特意给它编了个221号。书房的壁炉里似乎还升腾着红彤彤的炭火，旁边有两把老旧的沙发座椅，中间茶几上放着神探的前后两个帽遮的方格花呢帽子，还有平时常用的烟斗和放大镜。靠窗的方桌上摆着三部卷宗，分别是：《人类社会学》、《脚印与演绎推理实证》、《化学分析原理》，桌旁立着一把制作精细的小提琴。
“神探常常从拉琴中获得灵感，侦破疑案。”冬冬插了一句。
我接着说，书房的隔壁是福尔摩斯的卧室，里面有一张单人床，床上放着一副手铐、一只黑色小皮箱和一件蓝色外套。楼上房间的陈列台上，放着一部老式的电话和福尔摩斯用过的左轮枪、拐杖、怀表、小刀等物件。还有大量的书信册，里面保存百余年来世界各地的来信，有要求得到福尔摩斯亲笔签名、照片和题词的，有抒发对其仰慕、向往之情的，更多的是遭遇了困难，碰到了疑问，请求神探帮助解决的。据博物馆接待员马修先生讲，这类信件每年都会接到数千封，馆里只好指派专人以福尔摩斯口吻对重点信件予以答复。最有趣的是，每逢1月6日福尔摩斯的生日，总有许多人寄来贺卡；平时他也经常收到一些请柬，邀他出席婚礼、毕业典礼或者生日舞会；等等。
我告诉冬冬，像到处都有球迷一样，世界各地都有数目可观的“福尔摩斯迷”，形成一种宗教式的崇拜的狂热，欧美许多地方都成立了福尔摩斯学会、协会、研究会。我还见过一份福尔摩斯的年谱，不知根据什么确定他出生于1854年，说他是一个乡绅的后代，祖母是法国画家贺拉斯·凡尔奈的胞妹，继承了这一艺术血统，使他终生酷爱音乐。1872年，接受大学教育，他专攻化学，不愿与人交际，只喜欢一个人闷在屋里苦苦思考。1877年创立侦探所，连续接办多起重大疑案，均获成功，从而声名大震。1903年之后宣告退休，金盆洗手，并离开伦敦到乡间隐居，从事养蜂研究，1914年出版了《养蜂实用手册》，此后音信全无。
听到这里，冬冬溢出一种扬扬自得的神情，摇着我的手说：“怎么样，王伯伯？福尔摩斯是真人吧？”
“冬冬，我还和福尔摩斯合影了哩。他站在那里，戴着一顶前后双檐的花格呢帽，面目清瘦，眉毛浓重，鹰钩鼻子，短短的络腮胡子，围着一个长而尖的下巴，白衬衫，打着黑领结，外罩一件也是花格呢的风衣，脚上穿着一双大皮靴。旁边一个老年妇女，可能是房东太太。华生医生坐在一旁看书。我走上前去准备和他握手，顺便问一声‘您好’，可是，却不见他有任何反应，原来是一尊蜡像。”
“真扫兴。”冬冬喃喃地说。
其实，柯南道尔创造这个典型，并不是凭空想象的。他虽然从医，却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并注重研究侦探技术，阅读过号称“侦探小说之父”的爱伦·坡·柯林斯的许多作品。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过程中，他按照外科医生约瑟夫·贝尔的要求，对病人进行精确的观察和逻辑推理，做出准确的判断，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在脑海里形成一系列有趣的故事。于是，他就以贝尔教授为原型创造出神探福尔摩斯的形象，一部部作品陆续问世，获得了巨大成功。后来，他想停止这类题材的创作，便在《最后一案》中安排福尔摩斯在与宿敌莫里亚蒂搏斗中坠下悬崖。可是，广大读者却拒绝接受这个令人伤痛的结局，强烈要求作家想办法恢复神探的活动。这样，他只好让福尔摩斯攀上悬岩，化险为夷。可以看出这一典型人物在读者心目中的强大魅力，也说明典型人物一经创造出来，便成为社会的财富，生杀予夺之权已不能独操于作者之手了。
听说，地处瑞士迈林根的福尔摩斯遇险地，如今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当地村民在峡谷边挂了一块标志性的铜牌，游人可以乘缆车前往参观，亲身体验一番当时生死搏斗的险境。小镇上的贝克街221号，也有一座福尔摩斯故居，每逢周末还按照探案中的情节举行通宵的“恐怖之夜”活动。各个餐馆、酒店也都弥散着追怀这位神探的浓厚气息，像福尔摩斯冰淇淋、华生沙拉之类的食品随处可见。
说到这些虚拟实境和衍生产物，人们会联想起我国的桃花源、大观园之类的景物。它们本来都是出自作家的想象，并无实地可供考察、实物堪资钩稽的，但按迹寻踪、踵事增华者历代绵延不绝，以致至今各地还在为夺取它们的领有权而纷争不已，它雄辩地证明了文学的创造力多么强大，艺术的魅力何等惊人。
“王伯伯，我想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原本活泼好动的小冬冬忽然变得凝静起来，歪着脑袋瓜像个哲学家似的，“我觉得，重要的不在于是真人还是虚构的，而在于是不是活在人们的心里。活在人们心里的，就是活人，就是真实的存在，就应该在茫茫宇宙之间拥有一席之地。说不定他们聚合在什么地方，但同样会构成一个奇妙的世界，那里住着孙悟空、林黛玉、丹麦王子、白雪公主，还有拇指姑娘和简·爱，当然还有福尔摩斯。您说是吗？”
“应该是这样。”我说。
临出门时，我问冬冬：“那几封信你还往外邮吗？”
冬冬说，我再考虑考虑。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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