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题小像[]

灵台[2]无计逃神矢[3]，风雨如磐[4]闇[5]故园。

寄意寒星[6]荃[7]不察，我以我血荐[8]轩辕[9]。

【注释】

[1] 此诗据鲁迅先生自述，当作于1901年（关于此诗的写作年月，可参看稍后之《附录》）；题目为鲁迅挚友许寿裳所拟。1937年1月，许寿裳在其文《怀旧》中云：“1903年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的。”此诗收入《集外集拾遗》。

[2] 灵台：关于“灵台”的解释，概括不同的研究者的解释，主要有二解：一种解释为心。《庄子·庚桑楚》：“不足以滑成，不可内（纳）于灵台。”晋代郭象注：“灵台者，心也。”又举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热力无量，涌吾灵台”之句，故解为心。另一种解释认为，其本义为文王所作的台。《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毛诗序》：“《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朱熹《诗集传》释：“灵台，文王所作。谓之灵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灵之所为也。……国之有台，所以望氛祲，察灾祥，时观游，节劳佚也。文王之台，方其经度营表之际，而庶民已来作之，所以不终日而成也。虽文王心恐烦民，戒令勿亟，而民心乐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来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治，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此之谓也。”又东汉班固有《东都赋·灵台诗》：“乃经灵台，灵台既崇。帝勤时登，爰考休征。”汉时也有灵台，在长安西北，为观测天象之所。本人认为，鲁迅此诗中的“灵台”的本义应取第二种解释，为文王所筑的灵台，其象征义应为国家政权，诗中当借指清朝统治阶级的统治。

[3] 神矢：神奇的箭矢。此处用来象征革命维新的力量。

[4] 磐（pán）：大石，扁而厚的大石。

[5] 闇：昏暗。

[6] 寒星：宋玉《九辩》：“愿寄言乎流星兮。”王逸注：“欲托忠策于贤良也。”此处寒星即为流星，用流星比喻贤人。

[7] 荃（quán）：香草名。屈原《离骚》：“荃不揆余之衷情兮。”王逸注：“荃，香草，比喻君也。”此处以喻民众，即祖国人民。

[8] 荐：献。

[9] 轩辕：即黄帝，古史传说姓公孙，居于轩辕之丘，故名。黄帝战胜炎帝于阪泉，战胜蚩尤于涿鹿，诸侯尊为天子，后人以黄帝为中华民族的祖先。诗中借指祖国。

【赏析】

这是一首鲁迅有感于国危时艰而抒怀言志的诗。

在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是青年鲁迅最为关注的事情。据《鲁迅年谱》（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记载：鲁迅于1898年致在杭州的祖父和周作人的信中，就对当时绍兴、诸暨一带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斗争的事件表示关注；于3月21日的又致杭州家信中，谈到了《知新报》内的列强瓜分中国的地图，表达了对国家安危的关切。同时，通过购读《申报》、《知新报》等类的洋务派和维新派办的报纸，也使鲁迅得风气之先，开始放眼看世界。特别是在1901年，鲁迅在矿路学堂，广泛接触维新派的书刊和思想，阅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日本加藤弘之的《物竞论》，接触了进化论学说，加深了他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忧虑。这使鲁迅在1901年写下这首《自题小像》诗。

诗的首句“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中，作者敏感地感觉到了清朝统治的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形势，预感到了清政府垮台的命运的不可避免，而清政府越到了要垮台的境地，政治越发黑暗，这使得故国风雨飘摇，黑云压城，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末句则表达了自己的伟大抱负。

鲁迅在诗中说，象征封建统治基础的灵台，无法逃脱被维新革命的力量所摧毁的命运，故国处于一片飘摇的风雨侵袭的动荡时代。我想托贤人表述自己愿为民众谋幸福自由的志向，但民众却并不理解我。尽管如此，我还是发誓要以自己的一腔热血，祭洒在祖国的大地上，救国于危难之中，使伟大祖国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鲁迅后来说：“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住脚。”^[1]这使得鲁迅后来在日本的仙台弃医从文，立志要救治国人的灵魂，唤醒民众，以实践他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这首诗沉郁典雅，含蓄蕴藉，意味深长，是鲁迅诗歌中的佳作，是鲁迅诗歌创作道路上的第一块丰碑。这是鲁迅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并超越了自己的个人情怀。虽然面对的是现实的黑暗和民众的麻木，但鲁迅立誓要以天下为己任，立志要承担起唤起民众、拯救民族的重任。因此在此诗末句“我以我血荐轩辕”中所蕴含的意气勃发的豪迈之情，引人千口传诵，最为我国人民群众所熟悉。

但是对于这一首诗的深入理解，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分歧，被认为是鲁迅诗歌中最难解的一首诗。引起分歧的主要问题是：1.此诗是写于1901年，还是写于1903年，或者是1902年？关于此诗的写作时间，本文暂定为1901年，理由和辨析见下文的《附录》。2.关于此诗的理解，特别是对于第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的理解。主要的观点认为“神矢”是鲁迅运用爱神之箭的洋典故，是说自己的不幸的婚姻的，因此认为“灵台”应作“心”解；还有对于第三句“寒星”、“荃”的比喻义的不同的解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展开。3.认为1901年在国内的鲁迅的思想境界还达不到诗中所表达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境界。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鲁迅在远赴日本留学以前，已经接触了赫胥黎、斯宾塞、孟德鸠斯的思想，而且已阅读了雨果、小仲马的小说和戏曲，其对西方进步文艺思想的理解，已经较一般的维新之士高明。而且他的负笈日本，是抱着救国的雄心去的，过日本语言关后，即开始去仙台学医，想以学医来救治如自己的父亲这样的国民。因此，他是有这样的思想基础的。

【附录】

关于《自题小像》的创作年月问题的讨论

关于《自题小像》一诗的写作年月，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两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此诗写于1903年，当时鲁迅在日本留学，而且是鲁迅在断发后写作的。其代表有鲁迅的同乡好友许寿裳先生，周作人，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的《鲁迅年谱》，傅德岷、包晓玲编的《鲁迅诗歌散文杂文鉴赏》等；1981年版《鲁迅全集》也把它定为1903年作。

第二种看法认为，此诗写于1901年，且是在国内写的，其代表有茅盾，吴海发的《鲁迅诗歌编年译注》、阿袁的《鲁迅诗编年笺证》等。

此外，关于此诗的写作年月，还有人认为是在1902年写于东京，是鲁迅先作诗后剪发题于照片上的，也有人认为是鲁迅在1901年至1902年在南京时写作的。

本人限于手头资料有限，只列举以上有代表性的研究者的主要看法。笔者认为，之所以会造成关于此诗的写作年月的歧异，主要是由于此诗的两位当事人，即诗作者鲁迅和最早受赠此诗者许寿裳（从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许是此诗的最早受赠者）二人的记忆的歧异。

鲁迅于1931年2月16日重新录写此诗时，诗末记有“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之，时辛未二月十六日也。”又于1932年12月9日，在书写此诗赠日本医生冈本博士时，诗末写有“录三十年前旧作以应冈本先生雅教。”

持1901年写作说的论者的观点认为：1.这是作者鲁迅本人的说法，且说法较一致，应该予以采信。2.这些论者反驳持1903年写作说的论者们的所谓的思想境界论。那些持1903年写作说的论者，认为在1901年，鲁迅的思想境界尚达不到如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境界。为此，持1901年写作说的论者们认为，鲁迅的思想境界在1901年已达到诗中所表现的思想高度，因为他在水师学堂、矿路学堂已广泛接触维新派、洋务派的思想，且在少年时即广泛阅读明末清初的具有民本思想的思想家们的著作，故其思想是可以达到这境界的。

笔者认为，持1901年写作说的论点，其胜算主要是因为作者，即鲁迅自己确定了此诗的写作时间，是不会错的，且按照《鲁迅年谱》的年龄的认定方法，1901年为21岁，1931年为51岁，符合鲁迅的说法。但是，持1901年写作说的观点的不足之处是：1.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每有诗作，就或写家信，或在探亲之便，与自己的弟弟周作人交流、唱和。从现有的史料看，鲁迅偏偏没有将此诗与周作人交流，而周作人有记日记的好习惯，记录基本连贯且记录翔实，但他也却偏偏没有在1901年记录下鲁迅写的这一首诗。2.周作人曾经认为，鲁迅如果在1901年写作此诗，此时还未断发，鲁迅在此诗中写道“我以我血荐轩辕”，以炎黄子孙自居，有点滑稽。周作人的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持1903年写作说的，大多以许寿裳的回忆为依据。

至于许寿裳先生的关于鲁迅此诗写作年月的回忆记录，有：

1.1936年10月27日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说：“鲁迅对于民族解放事业，坚贞无比，在一九○三年留学东京时，赠我小像，后补以诗，曰：（即本诗，从略）”^[2]。

2.1936年10月在《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的德行》中说：“虽则因为肺结核的病而至垂死的时候，还是不肯小休，‘要赶快做’。弥留的前夕，还是握管如恒。真真实践了二十三岁所作《自题小像》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3];

3.1936年12月17日在《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的生活——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鲁迅座谈会讲》中说：“他这样地牺牲了个人生前的幸福，努力为民族的生存和进步而奋斗，患肺结核而至于医师多次警告了，还是不肯休息，而且‘要赶快做’，真是实践了他三十五前所做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4]（笔者注：文中此处的“三十五年前”看来应为1901年了）。

4.1936年12月19日在《我所认识的鲁迅·怀旧》中说：“鲁迅是诗人，……一九○三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的：（即此诗，略省）”^[5]。

5.1943年10月27日《至柳非杞》信中说：“鲁迅旧体诗，先生勤事搜罗，苦心孤诣，钦佩无已！……因‘灵台无计逃神矢’一首，作于一九○三，时鲁迅年廿三，自题小像赠弟者（此诗弟首先替他发表，见拙著《怀旧》文中）。”^[6]

6.1944年5月4日在《我所认识的鲁迅· ＜鲁迅旧体诗集＞跋》中说：“诗钞第一首《自题小像》是其二十三岁时赠余者。其逝世后，拙作《怀旧》文中首先予以发表……”^[7]

7.1946年4月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仙台学医》中说：“别后，他寄给我一张照片，后面题着一首七绝诗，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句，我也在《怀旧》文中，首先把它发表过了。”^[8]

综观许寿裳先生在一系列回忆鲁迅的文章中的对于此诗的记忆，我们可以看到：1.关于赠诗的时间。明确了是写于1903年的，只有第5处引文，且可见像和诗是一起赠的；引文1说明了是赠照片在1903年，后来才补诗，补诗时间是否是1903年，从所引文字中不很明确，写诗时间更不可定；引文4说明了是1903年鲁迅送《自题小像》诗给许，写作时间是否是1903年，也不明确；而引文3则更说明了写作时间为“三十五年前”，即1901年前了。从以上分析可见，许寿裳先生在上引的回忆文章中，关于本诗的写作时间，赠诗时间以及是否诗像同赠的细节记忆，是不明晰且有矛盾的。2.关于赠诗和赠像的细节的描写。引文1说明了先送照片，后再补诗；引文4、5、6只说有一首诗送许，没说送照片；引文6说是将诗题在照片送许，这与引文1的记忆完全不同，可见许寿裳先生的回忆还是不明晰，甚至矛盾。3.关于作诗和赠诗时鲁迅的年龄问题，是比较一致，都说是23时，引文2、5是说写于23岁时，引文6则说是23岁时赠诗给许，仍可见许寿裳的记忆和表述的不够清晰。

同时，此诗的题目，是许寿裳所拟，为后来编集者和论者所认可，但《自题小像》这个题目，与诗的内容的关联性不大，可见许先生基本上是因为鲁迅在照片后题此诗而拟此题目，又可见出鲁迅写作此诗的时间是一回事，题好后赠给许先生的时间又是另一回事。由于事情发生的时间，过去了有三十年左右，当事人的记忆，特别是关于细节的回忆有些模糊，也是人之常情，但以此断定此诗写于1903年，其说服力也不是很强，虽然我们可以说鲁迅是因为断发后才写此诗，意义重大；或者可以说鲁迅在1903年思想发展成熟了，才可以写出这种境界的诗，但终归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服力不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鲁迅在远赴日本留学以前，已经接触了赫胥黎、斯宾塞、孟德鸠斯的思想，而且已阅读了雨果、小仲马的小说和戏曲，其对西方进步文艺思想的理解，已经较一般的维新之士高明。而且他的负笈日本，是抱着救国的雄心去的，过日本语言关后，即开始去仙台学医，想以学医来救治如自己的父亲这样的国民。因此，他是有这样的思想基础的。

因此，关于本诗的写作时间，笔者还是以鲁迅本人确定的时间为准，暂定为写于1901年。

【注释】

[1]《鲁迅全集》第1卷，《热风·随感录三十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页。

[2]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

[3]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14页。

[4]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9页。

[5]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页。

[6]转引自阿袁：《鲁迅诗编年笺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4、45页。

[7]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6页。

[8]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