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题】
本篇收入《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242页)。鲁迅在《诗歌之敌》一文中,认为“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认为诗人的写作应该有激情,反对以哲学和智力的认识,以冰结的感情对诗人作谬误的判断和揶揄;也反对以伦理学眼光和假道德来论诗人创作的动机,反对诗人的沦为权门“清客”和声色犬马之间的玩物,认为这些都是诗歌之敌。强调了诗人的人格的独立性和诗歌的热烈的感情奔迸的重要性。
本篇注释来自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
大前天第一次会见“诗孩”[2],谈话之间,说到我可以对于《文学周刊》[3]投一点什么稿子。我暗想倘不是在文艺上有伟大的尊号如诗歌小说评论等,多少总得装一些门面,使与尊号相当,而是随随便便近于杂感一类的东西,那总该容易的罢,于是即刻答应了。此后玩了两天,食粟而已,到今晚才向书桌坐下来豫备写字,不料连题目也想不出,提笔四顾,右边一个书架,左边一口衣箱,前面是墙壁,后面也是墙壁,都没有给我少许灵感之意。我这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了。
幸而因“诗孩”而联想到诗,但不幸而我于诗又偏是外行,倘讲些什么“义法”之流,岂非“鲁般门前掉大斧”[4]。记得先前见过一位留学生,听说是大有学问的。他对我们喜欢说洋话,使我不知所云,然而看见洋人却常说中国话。这记忆忽然给我一种启示,我就想在《文学周刊》上论打拳;至于诗呢?留待将来遇见拳师的时候再讲。但正在略略踌躇之际,却又联想到较为妥当的,曾在《学灯》[5]——不是上海出版的《学灯》——上见过的一篇春日一郎的文章来了,于是就将他的题目直抄下来:《诗歌之敌》。
那篇文章的开首说,无论什么时候,总有“反诗歌党”的。编成这一党派的分子:一、是凡要感得专诉于想像力的或种艺术的魅力,最要紧的是精神的炽烈的扩大,而他们却已完全不能扩大了的固执的智力主义者;二、是他们自己曾以媚态奉献于艺术神女,但终于不成功,于是一变而攻击诗人,以图报复的著作者;三、是以为诗歌的热烈的感情的奔迸,足以危害社会的道德与平和的那些怀着宗教精神的人们。但这自然是专就西洋而论。
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最显著的例是洛克[6],他观作诗,就和踢球相同。在科学方面发扬了伟大的天才的巴士凯尔[7],于诗美也一点不懂,曾以几何学者的口吻断结说:“诗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凡是科学底的人们,这样的很不少,因为他们精细地研钻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诗人的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近来的科学者虽然对于文艺稍稍加以重视了,但如意大利的伦勃罗梭[8]一流总想在大艺术中发见疯狂,奥国的佛罗特[9]一流专一用解剖刀来分割文艺,冷静到入了迷,至于不觉得自己的过度的穿凿附会者,也还是属于这一类。中国的有些学者,我不能妄测他们于科学究竟到了怎样高深,但看他们或者至于诧异现在的青年何以要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或者至于用算盘来算定新诗的乐观或悲观,即以决定中国将来的运命,则颇使人疑是对于巴士凯尔的冷嘲。因为这时可以改篡他的话:“学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
但反诗歌党的大将总要算柏拉图[10]。他是艺术否定论者,对于悲剧喜剧,都加攻击,以为足以灭亡我们灵魂中崇高的理性,鼓舞劣等的情绪,凡有艺术,都是模仿的模仿,和“实在”尚隔三层;又以同一理由,排斥荷马[11]。在他的《理想国》中,因为诗歌有能鼓动民心的倾向,所以诗人是看作社会的危险人物的,所许可者,只有足供教育资料的作品,即对于神明及英雄的颂歌。这一端,和我们中国古今的道学先生的意见,相差似乎无几。然而柏拉图自己却是一个诗人,著作之中,以诗人的感情来叙述的就常有;即《理想国》,也还是一部诗人的梦书。他在青年时,又曾委身于艺圃的开拓,待到自己知道胜不过无敌的荷马,却一转而开始攻击,仇视诗歌了。但自私的偏见,仿佛也不容易支持长久似的,他的高足弟子亚里士多德[12]做了一部《诗学》,就将为奴的文艺从先生的手里一把抢来,放在自由独立的世界里了。
第三种是中外古今触目皆是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罗马法皇宫中的禁书目录[13],或者知道旧俄国教会里所诅咒的人名[14],大概可以发见许多意料不到的事的罢,然而我现在所知道的却都是耳食之谈,所以竟没有写在纸上的勇气。总之,在普通的社会上,历来就骂杀了不少的诗人,则都有文艺史实来作证的了。中国的大惊小怪,也不下于过去的西洋,绰号似的造出许多恶名,都给文人负担,尤其是抒情诗人。而中国诗人也每未免感得太浅太偏,走过宫人斜[15]就做一首“无题”,看见树丫叉就赋一篇“有感”。和这相应,道学先生也就神经过敏之极了:一见“无题”就心跳,遇“有感”则立刻满脸发烧,甚至于必以学者自居,生怕将来的国史将他附入文苑传。
说文学革命之后而文学已有转机,我至今还未明白这话是否真实。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听说前辈老先生,还有后辈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来尤厌恶恋爱诗;可是说也奇怪,咏叹恋爱的诗歌果然少见了。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则不论多少,有了也即罢;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其惭惶。纵使稍稍带些杂念,即所谓意在撩拨爱人或是“出风头”之类,也并非大悖人情,所以正是毫不足怪,而且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即更无所用其惭惶。因为意在爱人,便和前辈老先生尤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倘因他们一摇头而慌忙辍笔,使他高兴,那倒像撩拨老先生,反而失敬了。
倘我们赏识美的事物,而以伦理学的眼光来论动机,必求其“无所为”,则第一先得与生物离绝。柳阴下听黄鹂鸣,我们感得天地间春气横溢,见流萤明灭于丛草里,使人顿怀秋心。然而鹂歌萤照是“为”什么呢?毫不客气,那都是所谓“不道德”的,都正在大“出风头”,希图觅得配偶。至于一切花,则简直是植物的生殖机关了。虽然有许多披着美丽的外衣,而目的则专在受精,比人们的讲神圣恋爱尤其露骨。即使清高如梅菊,也逃不出例外——而可怜的陶潜林逋[16],却都不明白那些动机。
一不小心,话又说得不甚驯良了,倘不急行检点,怕难免真要拉到打拳。但离题一远,也就很不容易勒转,只好再举一种近似的事,就此收场罢。
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宋玉司马相如[17]之流,就受着这样的待遇,和后来的权门的“清客”略同,都是位在声色狗马之间的玩物。查理九世[18]的言动,更将这事十分透彻地证明了的。他是爱好诗歌的,常给诗人一点酬报,使他们肯做一些好诗,而且时常说:“诗人就像赛跑的马,所以应该给吃一点好东西。但不可使他们太肥;太肥,他们就不中用了。”这虽然对于胖子而想兼做诗人的,不算一个好消息,但也确有几分真实在内。匈牙利最大的抒情诗人彼彖飞(A.Petofi)有题B.Sz.夫人照像的诗[19],大旨说“听说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也正是一样的意思。但不要误解,以为我是在提倡青年要做好诗,必须在幸福的家庭里和令夫人天天打架。事情也不尽如此的。相反的例并不少,最显著的是勃朗宁和他的夫人[20]。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1月17日《京报》附刊《文学周刊》第5期。
[2] “诗孩”:指孙席珍,浙江绍兴人,作家。当时是绿波社成员,《文学周刊》编辑。他常在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诗歌,又很年轻,因被钱玄同、刘半农等戏称为“诗孩”。
[3] 《文学周刊》:《京报》的附刊。1924年12月13日创刊于北京,初由绿波社、星星文学社合编,1925年9月改由北京《文学周刊》社编辑,同年11月停刊,共出44期。
[4] “鲁般门前掉大斧”:语出明代梅之涣《题李白墓》诗:“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
[5] 《学灯》:即《学镫》,日本杂志。月刊,1897年创刊于东京,丸善株式会社出版。春日一郎的《诗歌之敌》(上),载该刊第24卷第9号(1920年9月)。
[6] 洛克(J.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著有《政府论》、《人类理解力论》等。他在《论教育》中认为“诗歌和游戏一样,不能对任何人带来好处。”又英国法学家约翰·塞尔丹曾记述洛克对于诗歌的意见:“贵族出版诗歌,真是滑稽可笑。他作诗自娱,当然无可厚非。他在自己房里玩弄项链或者踢球,聊以消遣,本无不可。但是如果他到菲利德大街,在商店里玩弄项链或踢球,那就一定会引起街上许多孩子的哗笑。”(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
[7] 巴士凯尔(B.Pascal,1623—1662):通译帕斯卡,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在《思想录》第三十八条曾说:“诗人是不诚实的人”。
[8] 伦勃罗梭(C.Lombroso,1836—1909):意大利精神病学者。著有《犯罪者论》、《天才论》等。他认为世界上很多作家、艺术家是由于精神忧郁、狂热、疯癫的病态而产生杰出的艺术作品。他在《天才论·天才与疯狂》中说:“天才和疯狂虽然不应该混为一谈,但是两者的类似之处,充分证明在同一个人身上,天才和疯狂并不互相排斥”
[9] 佛罗特(S.Freud,1856—1939):通译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著有《释梦》、《精神分析引论》等。
[10] 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著有《对话集》。文中所说的《理想国》,即是其中的一篇。
[11] 荷马(Homeros):相传为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行吟盲诗人,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
[12] 亚里斯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前322):通译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著有《形而上学》、《诗学》等。他在《诗学》中否定了柏拉图的超现实的理念世界,肯定了现实世界的存在以及模仿世界的文艺真实性和独立性。
[13] 罗马法皇宫中的禁书目录: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兴起后,罗马教皇为了镇压“异端”,于1543年设立查禁书刊主教会议,随后教廷控制下的西欧各大学相继发布“禁书目录”,1559年罗马教皇亲自颁布“禁书目录”,所列禁书数以千计。其后被禁止的有: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泰纳的《英国文学史》以及卢梭、伏尔泰、梅特林克、左拉、大仲马和小仲马等人的著作。
[14] 俄国教会里所诅咒的人名:十月革命前受帝俄沙皇政权直接控制利用的俄罗斯正教会,对当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人物都极为仇视。曾被教会指名诅咒的有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托尔斯泰等人。
[15] 宫人斜:古代埋葬宫女的坟地。唐代孟迟《宫人斜》诗:“云惨烟愁苑路斜,路旁丘塚尽宫娃。”
[16] 陶潜:东晋末、南朝宋初期的著名田园山水诗人,他的一些咏菊诗颇为人传诵。林逋:北宋初年著名隐逸诗人,他以咏梅诗著称,代表作如《山园小梅》。
[17] 宋玉:战国后期楚国诗人。通音律,有文才,得楚襄王赏识,做过大夫,但不被重用。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汉代辞赋家。因作《子虚赋》、《上林赋》,得到汉武帝赏识,拜为郎。后失宠,称疾闲居。
[18] 查理九世(Charles Ⅸ,1550—1574):法国国王。曾资助“七星诗社”,供养龙沙等一批诗人。他的“诗人就像赛跑的马”等语,在法国皮埃尔·布代尔的《皮埃尔·布代尔全集》第5卷中曾有记载。
[19] 彼彖飞(1823—1849):通译裴多菲,匈牙利诗人、革命家。著有《勇敢的约翰》、《民族之歌》等。题B.Sz.夫人照像的诗,指《题在瓦·山夫人的纪册上》:“我知道,你使你的丈夫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我希望你不要那样去做,最低限度,你不要作得太过火。他是一只苦恼的夜莺,自从他获得了幸福,他绝少歌唱……折磨他吧,让我们谛听他甜蜜而痛苦的歌。1844年12月25日,佩斯。”按B.Sz.夫人应为V.S.夫人,原名乔鲍·马丽亚(Csapo Maria,1830—1896),匈牙利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晴天与阴天》等。V.S.是她丈夫、诗人瓦豪特·山陀尔(Vachott Sándór,1818—1861)名字的缩写。
[20] 勃朗宁(R.Browning,1812—1889):英国诗人,著有诗剧《巴拉塞尔士》等。他的夫人伊丽莎白·芭雷特·勃朗宁(E.B.Browning,1806—1861),也是英国诗人,著有抒情诗集《葡萄牙十四行诗》等。他们不顾女方家庭的反对而结婚,长期旅居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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