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老师要提升自己

文_裴广宇

一

22年前一个春天的傍晚，两个高三学生趴在教学楼的栏杆上谈理想。一个说：“我要能考上师范大学就好了，毕业后当中学老师，教语文，最好能跟李老太太当同事。”另一个掩饰不住自己的不屑，眼前立刻浮现出教他们语文的李老师那张无趣的脸。“当语文老师也能叫理想？”他的目光越过远处操场的围墙，无限畅想：“20年后我会在哪儿呢？四处漫游，名动江湖，天下谁人不识君……”他收回目光，矜持地冲同伴点点头：“嗯，当老师挺好的。”

那个“目光长远男”就是我。

4年后，我从师大中文系毕业，回母校当了老师，教语文，直到今天。

二

去学校正式报到的那天下午，我在办公楼二楼见到了我们的校长——瘦而高，像个穿长衫的落第秀才。他伸出有着细长手指的手来跟我握手，然后给旁边一个主任介绍说：“这是裴老师。”我还记得办公室有些暗，校长花白的头发像真理一样微微发亮。那年我21岁，一头乱发，满脸倔强，第一次被人喊老师，第一次和人握手，以成人相待。

刚当老师，学校给我指派了个师傅。我师傅是个马上要退休的老头儿，大脑门，面色红润，一笑会露出两颗颇有卡通意味的门牙。师傅的耳朵似乎不大好使，我跟他头对头坐着办公，每次跟他说话，他都要先把老花镜摘下来，然后再侧过耳朵，好像眼镜也很影响听力。我跟着他听了几次课，觉得没什么意思。不光是他，我那时候觉得，好些老教师的课，听上去都好像在比赛看谁讲得最乏味。

那一年，社会上突然掀起了关于语文教育的“大批判”。“误尽苍生！”我们教研组长，一个会唱美声的老太太，在办公室抖着报纸，高亢激昂地说，“人家说咱们误尽苍生！”我师傅把老花镜摘下来，想了想，又戴回去。

关于语文的“神段子”层出不穷。比如，填空题“雪化了是______”，标准答案是“水”，学生填“春天”，语文老师就判错。这些段子生生把语文老师塑造成只念过几册课本、以教参为准则、只会总结中心思想和分段、迂腐顽固的反人类族群。

三

我师傅临退休时，有一天，我俩头对头在“移山”——批改作文。他放下笔，摘了老花镜，慢悠悠地说：“有个语文老师，死了——”我说：“啊，咱们学校的？”师傅不答，接着说：“死了（liǎo），死了（liǎo），他躺在棺材里老闹，请了和尚和道士都镇不住他。后来，他的老婆子急了：‘给他搬两摞作文压棺材上！’那人一听，老实了。”师傅讲完，露着俩门牙自个儿乐。

相处久了，你会发现，好多中学语文教师私底下其实是很有趣的人，有幽默感，善于自嘲，甚至不乏妙趣横生者。可是大家一上课就闷得要死，跟私下里判若两人，好像被“无趣鬼”附了体。这些“无趣鬼”中有一个是教材。20世纪90年代末，高中语文课本还是32开本，很多内容古板陈旧，纵有巧妇，能奈陈米何？另一个“鬼”是长期以来精神上的束缚与压力。套子是无形的，但无处不在。对于老教师来说，教参就是权威，服从权威、选择机械的套路，出不了什么乱子。这与其说是专业能力低下，不如说是生存的智慧。

2001年后，教材大改革：小开本变成大开本，课本之外配备了读本，《诗经》《兰亭集序》有了，海明威、川端康成、卡夫卡、伍尔芙有了，读本上甚至连姜文拍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剧本都有了。有人大声宣称“绝不跪着教书”，那是老一代。对于比我更年轻的一代，一入行，精神上就可以直立了，尽管不够挺拔。我们毕竟赶上了好时代。

四

21世纪最初几年，语文教育成了各路改革先锋的跑马场，名词纷飞，旗号林立。几年下来，一线语文教师发现，高蹈者始终脚不沾地，讲情怀的人一直在回避考试成绩，太多人谈起语文教改高入云霄，实践起来却寸步难行。我就亲眼见过一个打着“创新作文”旗号的家伙，胡说八道一番，卖完资料后，开着奔驰扬长而去。

几年后，人们激情退却，重新发现那个朴素的事实：孩子们要上好大学，高考是唯一的公平途径。各所高中被迫为生存而战，高考动员会直接改成“誓师”，攻坚、冲锋、拼命、亮剑、狭路相逢、谁与争锋……这些与战争有关的铁血词语在校园标语里频繁出现。

在重点中学，教育成了一条高度发达的流水线。统一备课内容、统一做学案，考试接连不断，印刷厂的机器昼夜不停。考完之后，各种数据马上统计出来：每个老师工作的有效率、学生成绩的提高率、各道题的正答率……这条流水线需要的是熟练的技术、准确无误的操作，强调的是纪律，追求的是效率，是能用数据统计的产量。它最不需要的是灵魂的丰富。一个在流水线边待久的人，没时间，没精力，慢慢地也就没有兴趣再去读书。反过来说，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也无法长久地成为这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的一部分。他敏感，因而也就万分痛苦；他灵魂的丰富程度，注定让他一刻也无法忍受这种单调与重复。在领导心中，语文老师有太多不必要的个性，不好管理，本身又不团结；牢骚最多，给高考总分的贡献最少。可在语文老师看来，如果我们连疼都不能喊出来，人跟机器又有何区别？

五

如今再回顾20世纪90年代，真是感慨万千。对素质教育的鼓吹，应试教育大批判，语文大变革，这一波大潮来势如此汹涌。谁能料到，20年后，改革派灰头土脸，被指责为不合国情；应试教育不退反进，日趋极致，高考工厂、超级中学如日中天。此时方觉得20世纪90年代是一段值得怀念的自由轻松的好时光。那时候我有三尺讲台，可以指点江山、神游四海，可以随意跑题，给学生讲刚看过的电影，读自己欣赏的作家们的文章，甚至读自己的小说，飘逸得像一朵穿裤子的云。如今，你只能在妥协与平衡中见缝插针地向灵性与诗意致敬，即便如此，还会偶尔碰上尖子生那尖锐的小眼神：“你确定这些对我们考清华有用？”

我以前很喜欢《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一段话：“有那么一群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玩。几千几万的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就是在那里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是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一度，我把这段话视为我工作的意义。如今，我有些迷惑：麦田已成考场，不，战场，孩子们变成了战士，而你确定你所说的悬崖就是悬崖吗？我一点点剔除了对自己职业的浪漫想象。教语文并无浪漫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六

有个学生，因为英语成绩突出被北外特招，学西班牙语，毕业后满世界乱跑，她每隔两年会突然冒出来给我打个电话：“老师，你现在在哪儿？”我答：“还在一中啊。”每次，她都真诚地惊呼：“你怎么还在一中啊！”好像一只动物万分不理解一棵植物。

铁凝写过一篇小说，内容是语文老师老于去找自己当了副市长的高中同学，想解决房子的供暖问题。这位学生时代的才子从莫扎特聊到陈寅恪，结果死活张不开嘴求人，出门之后，他找到一棵大槐树，冲着槐树说出了自己的请求。这个老于很像我，文人的清高与优越感，拙于世务混得不够好从而引发的自卑与自怜，常常交织在心头。我也想找到一棵这样的树。可是，在学生心中，你就是一棵树，他们需要你的倾听，需要你精神枝叶的荫护。

诗人惠特曼曾经惊叹一棵老橡树，它孤独地生长在广阔的平地上，一生中却发出那么多快乐的叶子。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也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