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错了门”

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沈阳师范学院。因为目标是做合格的教师，功利化的教学倾向十分明显；特别是受到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的直接影响，强调党性原则，强调系统知识传授，人文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当时中文系刚刚独立分出，即便是讲授中文，也在很大程度上从毕业后教学需要出发，注重语法修辞、课文解析，而对于写作则视有若无。在校期间，有过几次教育实践活动和观摩教学，当时都做了笔记，回来也写了论文报告，尽管比较认真，但与文学创作无关。

《文艺学概论》是当时中文系的主要教材，我学得很上心，但除了记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等词语，并没有留下更多的深刻印象。上世纪50年代，教育以苏联模氏为主宰，文学理论方面也不例外，可能是受苏联文学理论界影响，系内关于文学体裁的讨论比较热烈。大致是“三分法”和“四分法”两类意见。所谓“三分法”，就是分为叙事的、抒情的、戏剧的；“四分法”则是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类。

持“三分法”的出发点，是文学作品塑造形象的不同方式。其中叙事文学中又包括神话、史诗、小说、叙事诗、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抒情文学包括抒情诗和抒情散文，它们以抒发作者的感情为主要特色；戏剧文学是供舞台演出的脚本，它通过角色的对话和动作反映社会生活、塑造艺术形象。

而“四分法”是根据文学作品在形象塑造、体制结构、语言运用、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不同来划分的：其中诗歌类包括抒情诗和叙事诗；散文类除了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外，还有游记、小品、杂记、杂文、随笔、报告文学等。

“三分”说大约来自西方，据说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出现了，可谓悠哉久矣；“四分”说属于国产，据说诞生于清末，定型于20世纪30年代。支持前者的，强调“三分法”是以文学性质为标准做出分类，而“四分法”是针对文学作品形式的，属于外在层面。主张后者的则强调，从称谓模式本身而论，“三分法”的叙事与戏剧、抒情与戏剧在外延上不能并列，概念是混乱的。当时，我从常识上、习惯上加以考究，是倾向“四分法”的。但是，由于我们的老师在《文艺学概论》中力推“三分法”，我便也不敢坚持己见了。当然，就我当时的理论根底看，也并不具备参与争辩的能力。

这个期间，尽管我酷爱文学，但只是读些文学名著，以苏联的为多；至于作文，基本上“停摆”了。那个时候，经常萦回脑际的是如何登上三尺讲台，做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至于“作家梦”，不要说做，甚至想都没有想过。

其实，当时不仅是师范院校，即便是普通的大学中文系，恐怕也未必真正重视学生审美欣赏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训练。杨晦先生就曾明确地说：“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难怪有的志在为文的同学说：“进错了门。”

据我了解，他这么说，并非无谓的牢骚，而是有其一定的学术背景的。从整个发展趋势看，自从工业化降临大地，诗文创作便遭逢了厄运。工业化带来的是机械化和理性化，速度、效率为先，同一、简单、抽象为其本质特征。诗情画意、文思隽语，失去了悠闲、舒缓的心态和田园牧歌式的氛围的依托，葬身于匆促、慌忙、躁进之中。而1950年代的社会政治环境，更不适合于文学这朵奇葩的绽放。这里且不说政治倾向，只从文学观念上讲。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当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同学在北陵公园闲步。不知是谁提出“什么样的小说最伟大”的问题，有的说是《战争与和平》，有的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的说是《牛虻》，相互争持不下。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到“作家成功的路径、最佳的选择”上。对这个问题大家的看法比较一致，都认为最好是写本身经历，并且举出苏联和国内许多作家的实例，除了耳熟能详的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曲波（《林海雪原》）、杨沫（《青春之歌》）、杨益言、罗广斌（《红岩》）、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等一大串名字。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辈青年学子经历简单，缺乏足够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纵有文学天才，纵然百倍努力，也难以获得成功。

尽管我也认同这些观点，但是，积习已成，心烦技痒，写作的念头仍然时时发作。这样，我还是写了几篇文章，不过，几乎全是纪实性的。即便是写作短篇小说，也基本上是写实，而不懂得、更不善于虚构与想象，谈不上塑造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小说名叫《葬鹰》，故事取材于童年时期我家的房客靳叔叔讲述的一段真实经历。唯恐读者看了说是蹈虚、凿空，一开头就作出交代：“二十多年前，在我的祖籍山东省临沂县，盛传着一个‘葬鹰’的故事。乍一听来，似乎觉得有点离奇，可它确确实实是件真事。”三个主要人物：老长工葛爷爷、他的儿子老三、恶霸赫连福，全都是真实人物，只不过换了姓氏；为了叙述方便，把我的祖籍由河北移至山东。除了一些细节和人物心理活动有些想象、虚构外，主要情节、基本事实都是写实。现在看，纯粹是一篇纪实作品。

毕业那年，到辽西建平县中学实习。期间，听说有几十名男女青年响应党的号召，结队上山建设青松岭，我们便前往参观。听了他们的介绍，当时真是热血沸腾，奋发鼓舞。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名为《青松之歌》，刊发在校报上。全文分两部分，前部分记叙青松岭青年建设者的事迹，同时描述了此间山川形貌以及过去自然生态恶劣的状况；下面是文章的后部分：

创业维艰，古今同理。但是，正如荀子所言：“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真正的革命者，绝不会因为艰难险阻而中断奋斗。呼唤暴风雨，迎着困难前进，正是时代英雄的本色。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写过这样的诗句：“火焰充满着我的整个心房，我怎能安闲地游荡！迎着风暴，投身斗争，我怎能在半醒半梦中闲逛！”“为了不致在空虚的苟且偷安中生活得碌碌无为，来吧，我们一起走向困难重重的遥远的途程。”幸福，是斗争的伙伴。一个人如果胸无大志，畏难苟安，整天像蝴蝶似的空虚地飞去飞来，企鹅般地把头伸到崖岸底下去逃避风雨，那还有什么幸福之可言呢！——可悲而已。

契诃夫有一篇题为《哀伤》的短篇小说，写老镟匠格里高利·彼德洛夫，跟老婆一块儿过了四十年，可是，那四十年如同在雾里一样过去了，尽是醺醉啦、打架啦、贫穷啦，处在半睡半醒之中，既不知道什么是哀伤，也不知道什么是快乐，一句话：“根本没有觉得是在生活”。后来，老婆在绝望中病危，他赶着借来的马车，在风雪迷漫中，送她到城里就医。一路上，他回忆起了过去，认识到过去的生活实在是糟糕，深感后悔，从内心深处发出“再从头生活一回才好”的想望，盘算着添置新工具，承揽定货，要好好地干活；发誓再不打老婆，再不逼她去讨饭，要把钱全都交给她。可是，一切一切，都为时过晚，无法挽回了。老婆已经死在半路上，他自己也因在雪地里受凉，到医院后在哀伤中死去。这真是一场悲剧！如果说“哀莫大于心死”，那么，痛则莫大于无聊——无聊会使人处在麻木状态，造成生命活力的停滞与枯竭。

现在，我们唱着时代的凯歌走进了人类的新天地，用斗争和劳动开辟了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心中充满了幸福感与自豪感。每当想到未来的人们，便会立刻喷涌出无穷的热力。为了后代人生活得更美好，此刻，我们宁愿付出更艰巨的劳动。诚如列宁所说：“我们想要建立八小时工作制，可是我们自己却往往做了至少两倍时间的工作。”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通过我们的双手，大地披胸献宝，长河摇尾欢歌，万古荒原涌起金黄的麦浪，千亩秃山开遍绚烂的花朵，——而这些，正是新时代的凌烟阁、纪功碑。

青松岭上的青年建设者，无疑也将在时间的洪流中老去，然而，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业绩，却是永世长新的。遥想几十年后，当未来的一代登上青松岭时，面对着绿浪接天、浓荫蔽日的松林，咀嚼着那又甜又脆的水果，饱游饫看之余，再联想起旧县志上记载的“山上秃子头，山下鸡爪沟，刮风狼烟起，雨后洪水流”的情景，他们该是怎样地感佩这班艰苦创业的先人啊！

“立此存照”，并非因为文章怎么出色（今天读来，一眼就会看出它的缺陷），无非是想展示一下当时创作的真实风貌、写作特点。那个时候，刊发出来也就放在那里，没有更多的人去关注，真可以说是“速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