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中寻觅希望

正是由于心中蕴蓄着做学问、搞研究的抱负，所以，辍笔绝不意味着对文学的放弃，只不过是找到了另一个出路，就是拼命读书，充实自己。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中，有过“从绝望中寻找失望”的说法。借用过来，可说是“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样一来，十年浩劫，倒使我在天崩地坼、浮尘十丈中悄然结下了书缘。

最初那段时日，我主要是读毛选，读鲁迅，这是造反派们所允许的。我很喜欢鲁迅的小说。那种冷眼看人生的峻厉、深藏的压抑，以及广大的同情心、深刻的批判性，引起了我的共鸣。《鸭的喜剧》一开头就说：“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读到这里，我的心猛地一震。

控制不住读古书的欲望，我就常常偷偷地躲进宿舍去翻看，但外边总要包上一张报纸，以防意外。《庄子》和《红楼梦》这两部百科大全书，让我钻进去就不想出来，暂时竟忘却了身处逆境，今夕何夕。读《庄》，使我增长了人生智慧。世上人群，聪明者多，智慧者少。“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这是绝高的生存智慧。而读《红》，则往往流于消沉：曹公倾其十年心血写就的乃是其人生理想的三部曲：追求、激荡与幻灭。——现在看，这种认识有失偏颇，显然与当时的处境直接相关。

在纺织工厂劳动，干的活是接线头、推布捆，前者琐碎，后者乏累。不管如何，回到宿舍，躺在床上还是要看一会儿书，周围总是一片鼾声。每星期休息一天，是我集中读书的大好时节。读苏俄的小说《在人间》、《复活》、《罪与罚》，读郭沫若的《蔡文姬》，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也读《聊斋志异》、《桃花扇》。当我读到：“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似乎从中悟出了一些神秘的奥蕴，却又说不清楚。

1971年初，揭露、批判陈伯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毛主席号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学习马列六本书。在参加读书班之外，我还专门利用三个月时间，系统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反复精读，整本书上有五种笔迹，上面写满了学习心得。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我的认知与领悟开启了一扇窗户，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文革”开始时，红卫兵“破四旧”，从一些人家搜出大量文物、藏品，也有许多古旧书籍，统统放在市财政局的仓库里。后来“落实政策”，物品陆续归还原主，而这些旧书却一直堆放在仓库里。“批林批孔”要找靶子，市革委会宣传组就让我到那里去清理，因为我是读过“四书五经”的，在全机关是出了名的“饱学之士”，又是机关的理论辅导员。弄了两整天，从中挑出有价值的（当时说成是可供批判的）古书三百三十多种，我把它们用卡车运到市委机关，在办公楼里的几个卷柜里锁了起来，钥匙由我掌管。这在我是求之不得的。

从此，我就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以准备材料为借口，找出各种各样的线装古籍，阅读、摘抄。其实，那时军代表关注的是联系现实，他们不愿意也不懂得翻动那些古旧东西。你不是要“评法批儒”吗？那我就读了《韩非子》，还有杂家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刘安的《淮南鸿烈》和王充的《论衡》。反正周围那些人，也分不清谁是儒家、法家、道家、杂家。我倒是乐得迷恋在这个“桃源世界”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记了几本笔记，中间也没有人催我写批判文章，顾自在那里饱享嗜书的乐趣。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也都是这个期间读的。或许是有了一些阅历的缘故，觉得书读得深了，理解得也比较透辟了，心中逐渐豁朗起来。

1974年夏天，一个早晨，家里柴油烧尽了，炉灶升不了火，我急着下楼去取柴油桶，由于过分慌张，竟将两个台阶当做一个，结果导致左脚踝骨断裂。医生警告说，必须卧床静养，否则容易致残。这样，在家整整待了四个月。日长似岁，痛苦难熬，我便天天躺着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二卷本《后汉书》。在私塾，读过《史记》，同时对照着也涉猎了《汉书》，后来进城读书，读过《三国演义》之后，又读了《三国志》。这样，“前四史”只剩了《后汉书》，这次算是史学补课。

读史书，需要原原本本，悉心研索；但我辈青年学子不同于史学专家，没有专门课题，缺乏周密计划，在通读过程中，如何读出兴趣、理出端绪，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开始时我也感到有些枯燥，好在逐渐摸索出一些窍门。

其一，“找熟人，抓线索”。书中人物已经死去一千八九百年了，哪里会有熟人？有。凭着知识积累，许多人早已耳熟能详。我喜欢看京剧，《上天台（又名打金砖）》中许多人物，像光武帝以及姚期、马武、邓禹、岑彭、陈俊、吴汉等一干将领，他们的形象、言行一直刻印在脑子里。尽管历史上并无“二十八宿上天台”之说，但这些功臣名将在《后汉书》里都有传，读起来甚感亲切。同样，《三字经》里有“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我在读《文苑列传》时，发现了黄香的传记，眼睛立刻一亮。记得童年背《三字经》时，父亲说过，这个黄香和他的儿子黄琼都在我们祖居地大名所在的魏郡当过太守。还有，于今尚能背诵的童蒙读物《幼学故事琼林（增订本）》中，至少有四十人的典故，像“马融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雷义之与陈重，胶漆相投”，“孟尝廉洁，克俾合浦还珠”，“蔡女（文姬）咏吟，曾传笳谱”等等，都出自《后汉书》。由于有了这么多“熟人”，史书入眼，就变得活灵活现了。

其二，作由此及彼的联想，实现多光聚焦。前面说到黄香，由他联系到其子黄琼；又由黄琼联系到李固——他在致黄琼书信中有“‘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警语，是毛泽东主席在“文大”之初推荐过的。而我之晓得李固，则源于《幼学故事琼林》中的这句话：“李固不夸父爵，可称子弟之良。”

其三，同前几次读史比较，这次在读书方法上有所改进。当年塾师曾经教诲：读书应该参阅多种典籍，博取诸说，撷采众长；借他山石以攻玉。但在过去读《汉书》时，限于条件，主要是参照《资治通鉴》；这次不同了，一是多年来购进了一些古籍；二是市图书馆也提供了方便；三是前面谈到的“破四旧”时搜索了几百种古书，可供翻检。在读《后汉书》的过程中，我参看了宋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近人陈登原的《国史旧闻》、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俞正燮的《癸巳存稿》等多种书，其中尤以清人赵翼的《廿二史劄记》，使我获益最多——不仅纠正了一些书中的史实错误，而且增长了许多见识。单说《后汉书》部分，赵氏善于就一些课题作综合性分析，比如“东汉尚名节”、“东汉宦官”、“东汉废太子皆保全”、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一个个问题分析得丝丝入扣。如在《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一文中指出：“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独东汉则不然”。“人主既不永年，则继位者必幼主，幼主无子，而母后临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权”。讲得十分透彻。

不过，有的方面也似可商榷。《廿二史劄记》中有一篇《东汉功臣多近儒》，开篇就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这个论断极是。举例中，首先是光武帝，“虽东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是帝本好学问，非同汉高之儒冠置溺也”。接着从邓禹开始，点了十四五位功臣名将，唯独没有伏波将军马援。那么，马援是不是“近儒”呢？诚然，史书上没有记述他如何研习儒家著作，但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儒家忠君孝亲观念的影响。本传称：兄卒，“援行服期年，不离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在他患病时，他的至友的儿子、朝中的驸马梁松前来拜望，他不答理。他的亲属问他：“人家是皇帝女婿，公卿以下人人畏惮，大人奈何独不为礼？”他的答复是：“我乃松父友也。（松）虽贵，何得失其序乎？”梁松由是恨之。为了维护长幼之序，不惜遭到忌恨，这还不是儒家的风范吗？马援的从弟少游，对他“慷慨多大志”甚感哀怜，曾劝说他：人活一世，只要衣食丰足，乘短毂车，骑缓步马，为郡掾吏，乡里称善人，也就可以了。何必贪求无度，徒招自苦！可是，他听而不从。“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这是他的名言。出征交趾，立功绝域归来，恰值湘西南“五溪蛮”暴动，年已六十有二的马援再次主动请缨前往讨伐。光武帝看他年老，没有应许。他坚持申请，说：“臣尚能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结果，战场上遭遇酷暑，士兵多患疾疫，马援也染病身死。最后却遭到诬陷，妻儿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设想，如果他能知足知止，见好就收，何至于此！这里只是辨对是否“尚儒”这个问题，意在说明赵翼高明中也有疏漏，所谓“百密一疏”，并不涉及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问题。

通过《后汉书》的研读，我自感在史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附带说个小插曲：由于四个月没有出门，缺乏运动，结果我的体重长了十多公斤。上班后，坐在凳子上，脖子后面的肉耷拉下来，单位的同事在后面用夹子给夹起来。从此，我开始了天天跑步锻炼，长久坚持不辍。病后得以专心读书，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此养成了锻炼习惯，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