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点与盲点

1985到1995这十年，对我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其间经历了比较显著的变化，这里有转身，有反思，有奋进，有升华。期间，有几部作品集问世。1986、1987、1991、1993、1995，先后出版了《柳荫絮语》、《人才诗话》、《清风白水》、《当代散文大系·王充闾散文随笔选集》、《春宽梦窄》五部散文随笔集，1993年出版了旧体诗词集《鸿爪春泥》。

1990年，经小说家金河、诗人晓凡介绍，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十年间，我的散文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为不仅关注时代、关注社会，而且着眼于自我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感悟和理解，自我对文化的发掘、沉醉，自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体验，以及生命与自然的合而为一。其中，人生、文化、自然成为这一阶段创作表现的三个层面，而核心则是生命的强烈的追求意识。作为学者散文，作品中还散发着强烈的文化气息，但那已不仅仅是诗文佳句的引用，而是在大量的史实、神话、传说的交融互汇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它们不再是生命之外的存在，不再是僵硬的建筑和落满了灰尘的纸张，而是作为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内化于人的生命意识之中。仍然状写时代、社会，为它的发展进步而欢欣鼓舞；但是，更多地闪射着人文精神与文化关怀，体现出一种忧患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

但是，即便如此，征引过多、“艺术的亮点正有可能造成对生活的盲点”的问题，仍然存在。1992年，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先生在评论散文集《清风白水》时指出：

王充闾叙事抒情，必以旁征博引、取譬博喻、成为复调、一唱三叹尔后快，发挥了他博学多识的优势，读来颇有意兴。章学诚说：“征实存乎学”，王充闾学识渊博，做到了。刘勰说：“综学在博，取事贵约”，王充闾无愧于前者，稍逊于后者，征引过多，文献足征，结果挤对了散文，主要是挤对了散文的形象美。固然，王氏为文造境，常常奇、正、反、合，收一波三折之显效，成功了多篇如《黄昏》、《美的探索》、《梦雨潇潇沈氏园》、《追求》、《心中的倩影》等美的文字，但写法上少变通，少通脱，在文质关系上取象不足。艾青说：“一首诗必须具有一种造型美”，“一首诗是一个心灵的活的雕塑”。这里是说，形象思维、表象运动、表象的联想和深化。王充闾不乏艺术敏感，写景状物绘声绘色，但一篇中的主要形象、主体雕塑、立体化的造型略嫌不足。作者的学者型和诗人型有失重之感。理喻大于感化，理解大于欣赏。

写到这里，我想顺便谈一下1994年那次关于散文集《清风白水》的研讨会。这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召开的。与会的专家、学者、知名作家予以充分肯定，表彰的话说了不少；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的发言。

陈荒煤先生正在住院，没有到会，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发言稿，由作家出版社一位副主编代为宣读。开头说：“我很同意郭风在序言中的评价：这本散文集确是独具一格，文笔洒脱，放得开，撒得远，收得拢，自由自在，颇见功力。作者如能保持和发展这种‘出格’继续前进，相信会在散文天地里闯出一条新路来的。”接下来，他说：“散文之散，关键在于作者自由地就所见所闻随意抒发自己的感受，虽然也不能不联想到古今中外名文名篇、诗词歌赋，旁征博引，但不宜太多，否则就会近似炫耀。还是以少而精为好，应该着重地表现自己特有的感受。”话语不多，直击要害。听了不啻醍醐灌顶，甚至是击一猛掌。那时我的散文最大的缺陷，正像荒煤先生所指出的：引述过多，“近似炫耀”，缺乏“自己特有的感受”，模糊了作者自我。

那时的莫言还很年轻，不过三十几岁，他的发言，简短、深刻，又有风趣。他跷着二郎腿，眯缝着眼睛，静静地说：可惜了王充闾的学识、才气，走顺境太多了，要是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十年八年的，可就成气候了。这里有个生命体验问题。我听出来了，他是在批评作品思想深度和穿透力、震撼力不够。

也是在这一年，全国史学界纪念清军入关三百五十周年，在沈阳召开一次研讨清史的学术会议，我应邀到会做了《努尔哈赤迁都探赜》的学术发言。为了准备这一学术论文，我曾用了十来天时间，踏查了明清在关外的几处主要战场，沿着当年“老罕王”的足迹，遍访了他曾安营扎寨和兴建都城的各个遗址；还有选择地研读了入关前清代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论文写出后，送请清史专家、辽宁大学孙文良教授审定。

对于历史研究，我一向有着浓烈的兴趣。三十年前，1964年我还在营口日报社当编辑时，就曾参加过学术界关于《忠王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的大讨论。我在认真阅读、分析了有关文献之后，得出了“这份自述是真实的，并非出自曾国藩伪造的赝品，但有许多地方曾被篡改”的结论，并写出《〈忠王李秀成自述〉之我见》的文章，刊登在《新民晚报》上。

属于专项学术研讨的还有一次。2009年1月，接到厦门大学与中国德国文学研究会来函，说是经著名学者、歌德研究专家叶廷芳先生推荐，邀请我参加他们在厦门举办的歌德学术研讨会。我深受鼓舞、深受感动，但斟酌再三，还是给大会组织者写了辞谢的信：

谬承关注，感与愧并。我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对于学术研究虽有兴趣，但缺乏功力，花费的精力也不多。应该说，对于歌德我还是有特殊的爱好的，多年来，读过他的许多作品和几部传记，还有学术界有关他的评论文章。2006年，因为一部英文版散文集在海外出版，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往日的“歌德情结”又复悄然鼓胀起来，遂于会后造访了他的故居，还在魏玛住了一个星期，算是较为系统地接触了歌德（也包括席勒）这位仰止已久的大师。回来后，写了两篇篇幅较长的散文，其中的《断念》刊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只此而已。

接到邀请函后，也曾动念前往，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但今春中国作协有一个出访台湾的计划（大陆作家采访团，指定由我带队），现正办理手续，大约在三四月份成行。因此，赴厦参加学术研讨一事，也就只好“断念”割舍了。后会有期，俟之来日。望今后常常联系。

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从2002年开始，我受聘为南开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为了准备演讲报告，做过三次较为系统的专题学术研究。

一是，2003年底，赴拉丁美洲访问期间，专门就魔幻现实主义的形成、发展以及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课题做了调查研究。行前，进行较为充分的准备，收集了许多有关拉美文化的资料，还专门听了北京大学赵德明教授讲授拉美文学的课，抓紧阅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路易斯·博尔赫斯、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巴尔加斯·略萨等大批拉美作家的作品。我觉得，拉美作家群表现美洲独有的现实与历史的广度、深度及其所体现的文学价值，具有世界性意义。他们善于把民族传统同西方现代派手法结合起来，使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相融合，通过神奇的幻景，混合的体裁，无拘无束的表现形式，赋予文学以无限的生命力。

有人说，整个拉美大地就是一个谜团。比如亚马孙河两岸的热带雨林，全长九千多公里、横亘南北、号称“南美大地脊梁”的安第斯山，还有至今难以索解的复活节岛摩埃、纳斯卡地画，等等。正是在这片神奇而又神秘的广袤大地上，孕育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拉美文明。当年，殖民者是要到这里寻找黄金，掠夺财富，把他们的基督文明强加于原住民，这样便发生了两大文明的撞击与融合，实现了新航路的开辟，进而出现东西两半球的不同文化圈的大汇合。这一结果，哥伦布们当时是想不到的，但历史常常在“无意识”和偶然性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百年来，印第安原住民文化，西班牙、葡萄牙宗主国文化，黑非洲文化，欧洲移民文化，经过拉美这座大熔炉的冶炼、整合，吸收了各种区域文化、种族文化的优长，摒除了狭隘的偏见，最后融合成一种新的多成分的异质文化。

拉美文学正是这种多民族文化融合、杂交的产物，它为拉美作家群体创作出既能充分体现个性又具有世界性的作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拉美地区是民族、种族构成最为复杂的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拉美的历史就是一部种族、民族融合的历史。他们能够以较少偏见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影响所及，拉美作家群也长于学习和接受外来事物。早在19世纪初，拉美文学就曾跟踪法国古典主义，到了30年代又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学习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到19世纪末，一批作家认识到，独立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还应有文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必须找到拉美自己的声音。于是，他们在学习欧洲先锋派的同时，创造有别于法国的拉美自己的艺术。他们学习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更多的是着意于作品的结构和语言、潜意识、梦幻等方面的革新与开拓，而不是逃避现实，恰恰相反，拉美作家总是强调作品应该直面社会现实，直面人生。他们认识到拉美和欧洲毕竟差异太大，生搬硬套行不通，必须在借鉴的同时，把根基扎在拉美大地上，从而放弃了对时髦的追逐，而转入扎扎实实的本土创作，把艺术视线对准故土所蕴涵的文化意识，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到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之中，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几代拉美作家的经验证明，找到自我，立足于本土，回到印第安文化和美洲文化的传统，是至关重要的，但观照的意识又必须是全球的、现代的。就是说，要在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紧密联结本土现实生活的前提下，不断接受外来文学的滋养与刺激，以增强自身的活力。要使现代意识和技巧在传统这棵古树上开花。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新时期以来二十多年间，中国文坛几乎把西方近百年的种种文艺思潮、主义和流派统统炒过一遍。80年代初是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热，接下来又是卡夫卡的表现主义，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的意识流，还滚动着其他新的方法的热浪。有人形容为“被新潮这只狗追赶得连停下来解手的时间都没有了”。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封闭了多年，一朝国门洞开，眼界焕然一新，难免饥不择食。从吸取有益营养角度看，这种补课是必需的；但应该以我为主，进行理智的择取、吸收，不能丧失了本我，一味盲目地跟着潮流跑。实际上，拉丁美洲文学，包括它的魔幻现实主义，决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表现形式，而是作为一种精神境界、生命形态、思维方式反映出来的，里面已经融入了作家的生命体验、心灵感悟。我们有些小说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只是在那里机械地、简单地模仿人家的结构、框架或者语言、句法，最后必然陷入“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199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访问时曾经提出：“请转告中国作家，千万不要模仿我！只有超越我，才不会走进死胡同。”这种语重心长的告诫，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归来后，我以“拉美作家群及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为题，在南开课堂上作了演讲。

二是，2005年春，应邀去韩国光州参加艺术节活动，顺便访问了《春香传》所据原型南原市和《漂海录》作者崔溥的诞生地和墓地，同他的直系后人进行了深入交谈。《漂海录》是一部十分有价值的作品，讲述五百多年前，明朝弘治年间，朝鲜中层官员崔溥因事奉差出外，在海上乘船，不幸遭遇飓风，同船四十二人，从朝鲜济州岛漂至中国台州府临海县地，最初被怀疑为倭寇，后经层层审查，解除嫌疑，即受到中国官员和平民的友善接待，遂由浙东走陆路至杭州，然后沿运河经扬州、天津等地到达北京，受到明朝皇帝接见，再由北京出发，陆行至鸭绿江，返回故国。在中国停留达四个月，回国后，崔溥用汉文叙写这一历程，名曰《漂海录》。访韩归来后，我依实地考证，结合书中有关叙述，加上分析、评论，写成学术论文：《蹈海余生作壮游》，并在课堂上讲演。

两个讲座，反映颇好，认为内容新颖，特点突出，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三是，2007年，在南开课堂上演讲《创新与想象的呼唤》，之前，对于所讲内容包括大量事例与义理、见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索。

此外，还在省内高校以及《辽海讲坛》、作协文学院等处，多次作学术报告或者开展对话，许多篇章都曾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清文化与沈阳》、《曾（国藩）李（鸿章）异同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学》、《东北地域文化的传承、重塑与创新》、《中国传统诗词的创作与欣赏》、《全球化浪潮中有关文学的几个问题》、《散文的现代化与诗性》、《探讨语言的文学性》、《楹联丛谈》、《姓名文化与称谓问题》等近二十篇。

再就是，结合文学专著的创作进行学术研究，如为了撰写《龙墩上的悖论》、《张学良：人格图谱》和《逍遥游——庄子传》，都曾阅览和研索了大量典籍、资料及评论文章，有的还进行了实地考察。

这些花费了我的大量心血与精力的精神劳作，无疑都是个人文学历程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