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历史的苍茫

几十年来，对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我一直是情有独钟的，这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我的祖籍是河北大名府（曾是北宋时期的陪都，当时称作北京），千百年来，这里传承下来说书讲古的传统，陆游诗中描写的故乡山阴的情景：“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从前在大名也可以看到；后来迁徙到山海关外的医巫闾山脚下，连带着也就把这种说书讲古的风习带了过来。每逢农闲时节，人们吃过晚饭，聚在场院，手里挥着大蒲扇，“肥唐瘦汉”、“南朝北国”，讲起来没个完，听起来没有够。

待到进入私塾，我所读过的许多典籍也都是历史。《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自不必说，就连“四书五经”，也都和历史有关联，前人不是说“六经皆史”吗？进了中学以后，“正史”之外，还接触了一些演义类小说和咏史诗以及中外的历史剧；“文大”期间卧病，我还认真研究过《后汉书》；而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冯梦龙编的《东周列国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我都有浓厚的兴趣。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更称得上是后来所谓历史文化散文的范本。

那么，广大读者对于历史题材作品为什么也至为欢迎呢？我想，可能是由于历史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作为客体对象，比如秦始皇、苏东坡、康熙帝、曾国藩，他们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长期检验，头上往往罩着神秘、神奇的光圈；特别是历史题材比现实题材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布莱希特说过：“戏剧必须使观众吃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对熟悉事物加以陌生化的技巧。”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与观众带到一个陌生化的时空当中，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

我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始于90年代中期。继凭吊过北宋、魏晋和古赵故都开封、洛阳、邯郸之后；接下来，又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有目的地先后叩访了黑龙江的金源故都阿城和囚禁北宋徽钦二帝的五国城，还去了云南武定县的狮子山——传说中的明初建文帝的“龙隐”之地。在白云、黄叶飘飞之际，倾听着历史老人满带着忧思、悲愤与困惑的精神独白，逐渐地，头脑中积淀的印象与诗情、理蕴变得清晰起来。于是，从1996年开始，集中写了《叩问沧桑》、《陈桥崖海须臾事》、《细语邯郸》、《土囊吟》、《文明的征服》、《狮山史影》等系列散文。凭借着名城胜地这一载体，以诗意的运思和直觉领悟的方式，同似近实远、若明若暗的历史展开超越时空的对话，揭示了一些体现历史必然性的规律性认识，也传递了某种灵光闪烁的哲思、禅趣。

在凭吊洛阳魏晋故城遗址之后写成的《叩问沧桑》中，我没有重复《黍离》、《麦秀》那孑遗的悲歌和荆棘铜驼的预言警语，而是通过观照废墟这悲剧的文化，展现出搏斗后的虚无，成功中的沦丧，阐释诗文存在所付出的代价。清人赵翼有两句著名的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说的就是诗人的命运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以及成就伟大作家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魏晋时期可供后人咀嚼、玩味的东西太多。一方面，是真正的乱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而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语）。这个时期，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个性大为张扬，注重自我表现，畅抒真情实感。大批思想家、文学家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自由主义充分高涨，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他们有意识地在玄妙的艺术幻想之中寻求超越之路，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安，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于生命过程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耀千古的诗文佳作。他们以独特方式迸射的生命光辉，以艺术风度挥洒的诗性人生，给后世的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抛出一个千古说不尽的话题，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个堪资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时代、美学时代以及生命自由的时代。

魏晋文化跨越两汉，直逼老庄，同时，又使生命本体在审美过程中跃动起来，自觉地把对于自由的追寻当作心灵的最高定位，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飞扬。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幕，直接与魏晋时代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更感到审美人生的建立，自由心灵的驰骋，是一个多么难以企及的诱惑啊！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八王之乱”为中心的宫廷权力之争，对此，我在行文中投以蔑视与不屑，给予断然否定。当时，抓住北邙山上星罗棋布的陵寝墓冢这样一个透视点——

正是由于这里“地脉”佳美，那些帝王公侯及其娇妻美妾都齐刷刷、密麻麻地挤了进来，结果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无论生前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最后统统地都在这里碰头了。像元人散曲中讲的，“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纵有千年铁门槛，终归一个土馒头。

关于这种现象，莎士比亚也讲了，他在剧作《哈姆莱特》中，借主人公之口说，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谁知道亚历山大帝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哈姆莱特接着唱道：“恺撒死了，你尊贵的尸体／也许变了泥把破墙填砌，／啊！他从前是何等的英雄，／现在只好替人挡雨遮风！”莎翁在另一部剧作里，还拉出理查王二世去谈坟墓、虫儿、墓志铭，谈到皇帝死后，虫儿在他的头颅中也玩着朝廷上的滑稽剧。我以为，他是有意向世人揭示一番道理，劝诫人们不妨把功名利禄看得淡泊一些。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因而更加耐人寻味。

而在中国古代作家的笔下，就显得特别直白、冷峻、痛切了。旧籍里有一则韵语，讥讽那些贪得无厌，妄想独享人间富贵、占尽天下风流的暴君奸相：“大抵四五千年，着甚来由发颠？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的，逐日不过吃得半升米。日夜宦官女子守定，终久断送你这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魉。”

马东篱在套曲《秋思》中沉痛地点染了一幅名缰利锁下拚死挣扎的浮世绘：“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嚷嚷蝇争血。”“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他分明在说，历史，存在伴随着虚无；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看来，谁也不是，而是历史本身。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在无尽感慨中，我口占了四首七绝：

圮尽楼台落尽花，谁知曾此擅繁华？

临流欲问当年事，古涧无言带浅沙。

残墟信步久嗟讶，帝业何殊镜里花！

叩问沧桑天不语，斜阳几树噪昏鸦。

茫茫终古几赢家？万冢星罗野径斜，

血影啼痕留笑柄，邙山高处读南华。

民意分明未少差，八王堪鄙冷唇牙。

一时快欲千秋骂，徒供诗人说梦华！

文章最后归结到：就在那些王公贵胄、豪强恶棍骸骨成尘的同时，竟有为数可观的诗文杰作流传广远，辉耀千古。这种存在与虚无的尖锐对比，反映了历史的一条铁的规律。

如果说，这篇散文蕴涵着存在与虚无的理蕴；那么，《陈桥崖海须臾事》一文，则体现了耐人寻味的长久与短暂的哲思。

我喜欢旅游，更喜欢在足迹所至的山川灵境中寻觅文学的根、诗性的美，体味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的至深的理，追摹一种光明鲜洁、超然玄远的意象。而脑子里由于积淀着丰富的内存，每接触到一处名城胜迹，都会有相应的诗古文辞、清词丽句闪现出来，任我去联想、品味。也可以说，这些诗古文辞使我背上了一笔相当沉重的情思的宿债，每时每刻都急切地渴望着对于诗文中的实境的探访。这次我踏上中州大地，同样是被一些古代诗文典籍牵引着。记忆中，前人何希齐有这样两句诗：“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正是它，把我引到了开封东北四十五华里的陈桥驿。

这是一个普通至极的北方小镇。低平的房舍，窄狭的街道，到处都有人群往来，却也谈不上熙熙攘攘。只是由于一千多年前，此间曾经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兵变，导致了王朝递嬗，便被载入了千秋史册，而成为中华名镇之一。漫步古镇街头，玩味何希齐诗中的意蕴，不禁浮想联翩，感慨系之。的确，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创建赵宋王朝，到末帝赵昺在元朝铁骑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三百多年宛如转瞬间事。可是，仰首苍穹，放眼大千世界，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仿佛古往今来都未曾发生过什么变化。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让人们生发出许多感慨。不仅接触到古人通天尽人的怆然感怀，体味到哲人智者的神思遐想，而且，为研究史事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提供了足够的思考空间。有人评说，何希齐诗中的寥寥十四个字抵得上一部《南华经》，自是夸张之言。但诗人“纳须弥于芥子”，以少胜多、举重若轻的涵盖力，实在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

同样也是漫游古代名城胜地，当我驻足古赵都城邯郸的时候，思考得最多的却是“出世与入世”这样一个人生的话题。

历史文化散文《邯郸道上》，从赵国都城邯郸的著名古迹丛台，写到一代英主赵武灵王的气雄万夫，志吞四海，攻城略地，拓地千里，使赵国成为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争雄角胜的国家；特别是锐意改革，变车战为骑战，全面推行“胡服骑射”，带动了整个赵国军队作战能力的增强，促进了华夏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融合。这一切，对于古赵文化的多元构成，对于北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濡染、升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勇于改革创新的历史人物，由于“交班”问题没有解决好，最后落得一个悲剧下场——一场兄弟阋墙的宫廷动乱，使他这个“太上皇”遭到冷宫囚禁，断绝饮食来源，最后饿到极处，他只好在园林中探寻鸟巢，取卵、捉雏充饥，终致饿死宫中。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漫步邯郸街头，遥想两千多年前那些慕仁向义、慷慨悲歌的往事；一个个凛然可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形象，宛然如在目前。这里的民风素以勇悍、尚武著称，既不同于中原、齐鲁，也有别于关陇，更迥异于江浙。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认为，此间地近匈奴，经常受到侵扰，师旅频兴，所以其人矜持、慷慨，气盛、任侠；加之胡汉杂居，耳濡目染，通过血缘的传承和文化的渗透，多种因素共同产生深刻的影响。早在春秋时代，当政者就已患其桀骜难制，中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任侠之风益发浓烈。“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李白笔下的侠客形象，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解。

但是，一个地域的文化构成，总是多元复合，而并非清一色的。这次，我在邯郸考察古赵文化过程中，就意外地发现，与悲歌慷慨，积极用世，借以体现自身价值的人文精神相对应，还存在一种鄙薄功业，粪土王侯，崇尚避世，倡导无为的思想追求；与赵武灵王的丛台相对应，市内还有一个以“黄粱梦”的传说闻名遐迩的吕翁祠。

“黄粱梦”的故事，源于唐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郁郁不得志的卢生进京赶考，在邯郸一家旅店里遇见了道士吕翁。寒暄之后，卢生谈起了自己的胸襟、抱负，说自己才华毕具，可以出将入相；但是，眼前却处境困窘，英雄没有用武之地。说着说着，他觉得目暗神昏，沉沉思睡。这时，店主人正在煮黄粱米饭，吕翁顺手从囊中取出一个方形瓷枕，递给卢生，让他睡下。梦中，卢生官运亨通，由进士及第，出任陕州牧，擢为京兆尹，不断升迁。先是凿河利民，乡人刻石纪德；后又出征讨寇，斩首七千级，拓地九百里，边民立碑于居延山以颂之。归朝册勋，恩遇极盛。结果，横遭构陷，被捕入狱。他慨然对妻子说，吾家有良田五顷，足以抵御饥寒，何苦汲汲求禄？现在若想像当年那样，骑着青驹，徜徉邯郸道上，已经不可得了。后来，幸得平反，再度起用，最后晋封为燕国公，五十多年安富尊荣。卢生梦醒之后，发现主人的黄粱米饭尚未煮熟。卢生问道：“难道这是一场梦吗？”吕翁说：“人生适意，也不过如此罢！”

吕公祠的一副对联，把这一主旨揭示得十分透彻：

睡至二三更时，凡功名皆成梦幻；

想到一百年后，无少长俱是古人。

看得出来，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儒家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主宰地位，但是，文化因子从来都不是一色清纯的单维存在。道家文化在人生与艺术的天地中，始终与儒家文化争奇斗异，竞领风骚。在铸造民族气质、精神、性格和模塑人的思维方式、智力结构、文化心态方面，二者各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如果说，儒家“兼济天下”，积极入世的宏伟抱负，铸造了封建士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因而执着、热切地追逐“为王者师”、“献经纶策”的人生极致；那么，道家出世的隐逸取向，则使他们在“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时候，能够知足知止，见几知命，急流勇退，安顿下一颗无奈的雄心。

我想，在慷慨悲歌的燕赵大地上，出现一个邯郸道、黄粱梦的传说，这可能是偶然的。但这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倾向，竟能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里和谐地融汇到一起，却颇为耐人寻味。因为鲁迅先生说过，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作为墨派的孑遗，游侠家为道义可以赴汤蹈火，死不还踵，他们和儒家同是主张进取的，着眼于调节人与人的关系，这同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主张清静无为，崇尚自然，着眼于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家，各有旨归，各异其趣。但是，他们并不是互不相容，彻底决裂的，不仅经常出现相反相成的互补现象，而且会在不同阶段奇妙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避世与用世的对立统一，正是中国文人的典型心理结构。

而且，随着境遇、年龄的变化，人们的取向、心态也会产生明显的差异。鲁迅先生在《过客》中有一段非常警辟的描述：当过客问到“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时，老翁的答复是坟场；而女孩却说是鲜花，“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应该说，他们讲的都是真实的存在，却都只是一个方面。之所以各执一词，是因为女孩正值生命的春天，内心一片光明，充满蓬蓬勃勃的生机，因而注意的是鲜花簇簇；而老翁已届暮年，一切人生的追求都被沉重的生活负担和波惊浪诡的蹭蹬世路所消磨，正所谓“五欲已消诸念息，世间无物可拘牵”，所以注目的只不过是坟场一片。这是从不同的主观条件对相同的外界环境作出的截然对立的反映。

《土囊吟》、《文明的征服》两篇散文，所揭示的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互换位置这一富有哲学意味、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空间上，两个古迹所在都处于北国苦寒之地；时间上，讲述的都是宋金两朝的轶闻遗事。

《土囊吟》以五国城为叙事基点，讲述徽钦二帝“北狩”逸闻，用写意的技法，简练勾画了二帝由龙廷端坐、锦衣玉食到囚絷青城，最后被羁押到东北苦寒之地，饱遭凌辱以终的故事，并题诗以证：“造化无情却有心，一囊吞尽宋王孙。荒边万里孤城月，曾照繁华汴水春。”有趣的是，过了一百零七年，金人降元，元军亦于开封近郊的青城下寨，并把金宫室后妃皇族五百多人劫掳至此，尔后全部杀死。“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金人元好问诗）历史潜隐着循环与因果的种子，潜隐着神秘难测的悲剧魔影，历史的公正标尺被埋藏在人类的良知的大地里。走笔至此，我再次题诗纪感：“哀悯秦人待后人，松江悲咽土囊吟。荒淫不鉴前王耻，转眼蒙元又灭金！”引证唐人杜牧名篇《阿房宫赋》中“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和“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警语，阐发历史奥蕴。

《文明的征服》以“金源故都”上京会宁府为故事焦点，讲述的是金代的兴衰史，文章寻求历史之谜的答案，题目中渗透的是对文明与文化的深度思考。穿透历史的刀光剑影、狼烟烽燧的表象，总揽人事与物理，得出自我的感悟：人类创造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作反向的运动与转化。女真人以原始生命的强悍征服并吸收了柔美精致的大宋文明，反过来，在大宋文明腐败因子的侵蚀下，重蹈覆辙，又被更为野蛮而强悍的蒙古文明所征服。历史的巨笔在他们之间画了一个诗意的圆，这是象征着宿命意味的循环怪圈，也是富有玄机禅意的精神怪圈。在这个神秘的怪圈里，该是演绎了多少令史学家与文学家感伤与怀旧的故事，隐喻着多少艺术与审美的意蕴啊！

北方少数民族没有太多的文化积淀，自然也不存在着浓重的旧习的因袭和历史的负累。除了野蛮、落后的一面，在文化心理、社群关系上，倒有某些健康成分的底蕴。苦寒的气候，辽阔的原野，艰难的生计，给女真族以豪勇的性格，强壮的筋骨，质朴的民风，和冲决一切的蛮劲，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他们刻苦耐劳，勇于进取，擅长骑射，能征惯战。因而在完颜阿骨打这个矫健的民族英雄的统驭下，铁骑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地战胜了军事力量超过自己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强大对手，十一年间，消灭了立国二百零九年的辽朝，而并吞已有一百六十七年历史的北宋只用了两个年头。但是，与此同时，也同前朝的契丹、身后的元朝一样，当他们从漠北的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自觉不自觉地经受着新的文明的洗礼。

金人侵宋是野蛮的，非正义的，它给中原大地带来了一场灾难。而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融合，又主要是在战争过程中实现的，战争的胜利者在征服敌国的过程中接受了新的异质的文明。从这一点来说，却又是文明的征服。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文明征服的结果，是加速了女真封建化的进程，直接推进了金源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