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李白号称什么居士

创作历史文化散文，离不开两种元素，一个是人，一个是事。我有个说法：“事是风云人是月。”那么，月与风云，谁为主从呢？当然月是中心。“烘云托月”、“云开月上”、“月到风来”，“月”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就是说，历史总是以人物为中心，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是人创造并书写了历史。光照简册的万千事件，诚然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空古绝今，惊天动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桩不是人的作为呢！人的思想，人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一切史实中的最基础的事实。可以说，历史的张力、魅力与生命力，无一不与人物紧相联结着。

历史中，人是主体，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向来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通的：哲学思索命运，历史揭示命运，文学表达命运——无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所以，马克思说：“历史什么事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读史也好，写史也好，有一条不成文的准则，就是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钱穆语）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障蔽与时空界隔，进入历史深处，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

而要通心，首先就应设身处地地加以体察，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察核。南宋思想家吕祖谦有言：“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说法，就是“遥体人情，悬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

再就是强调感同身受，理解前人。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换位思考，理解前人，却是一切治史、写史者所必不可缺的。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说过：“凡读古人之书，论前人之事者，盖当略其迹而原其心”。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曾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其实，“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断是非善恶吗”？我体会他的意思，不是说不应该评骘、研判、褒贬——治史、读史、写史本身就意味着评判，而是如何进行评判，亦即按照什么尺度、坚持什么原则、采取什么态度加以评判的问题。

还有，在通心过程中，不仅仅限定在作为客体对象的历史人物身上，同时也应对于作史者进行体察，注意研索其作史的心迹，探其隐衷，察其原委。对此，清初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有十分剀切而深刻的体会。他说：“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读史过程中，我也经常着眼于隐蔽在书页后面的潜台词、画外音。研究《周易》有“变爻”、“变卦”之说，我于历史也往往注意其演进过程中的“变爻”、“变卦”，从而作出旁解、他说，所谓别有会心。

近二十年来，在我的以历史为题材的散文中，人物占了绝大多数，主要集中在文人、女性、政要、君王四类人身上，每一类多者二三十人，少的十几人，都各自组成一个系列。我在北大中文系讲演时，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每个系列里的文章并非“平摆浮搁”式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思想意蕴的步步延伸、层层递进、逐步深化。比如，我写古代士人的人生际遇、命运颠折，没有停留在对本人个性、气质的探求上，而是通过不同的篇章，从更深的层面上挖掘社会、体制方面的种因。我想到，中国封建士子的悲剧，不能只归咎于自身的人性弱点，还有更深远的社会根源。

我在散文《驯心》中揭示：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知识分子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悖论。古代士人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依附于权势，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太委屈了自己，不愿意丧失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耸耸肩、摆摆谱儿：那就必然要像那个狂放的李太白那样，丢了差事，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丢掉“吃饭的家伙”。

也正是为此吧，对于古代文人，我总是以深沉的悲悯心、同情心，关注着他们的人生命运、身世浮沉、苦乐悲欢。我有一篇讲演，专门阐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问题。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它现身之日起，就和政治纠结在一起，表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家国情怀。他们总是密切地关注着社会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实践。而在封建大一统的情况下，要实现一己的政治主张，充分体现自身价值，必须投靠君王，依附权势。这是一种命定的人生悲剧。即便是那些大思想家、大文豪、旷世诗哲也概莫能外。

我在《两个李白》一文中写道：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确实是一个不朽的存在。他的不朽，不仅由于他是一位负有世界声誉的潇洒绝尘的诗仙，——那些雄奇、奔放、瑰丽、飘逸的千秋绝唱产生着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体现着人类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他一生被登龙入仕、经国济民的渴望纠缠着，却困踬穷途，始终不能如愿，因而陷于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这种郁结与忧煎恰恰成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竭的源泉。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诗意存在的李白，两者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不朽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却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的无奈，展示着深刻的悲剧精神和人的自身的有限性。

解读李白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心路历程及其穷通际遇所带来的苦乐酸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态。就是说，颇富典型性。

同绝大多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李白时刻渴望着登龙门，摄魏阙，据高位，掌权衡，以实现一己的宏伟抱负。他高自期许，确信只要能够幸遇明主，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一切作为和制作诗文并无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显而易见，这多半是基于情感的蒸腾，而缺乏设身处地、切合实际的构想。他耽于幻想，天真幼稚，习惯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凭借直觉的观察去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势、知人论世、运筹决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厢情愿，脱离实际。归根到底，李白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大概连合格也谈不上。他只是一个诗人，当然是一个气壮山河、睥睨百代、雄视万夫的伟大诗人。

客观地看，李白的官运蹭蹬，也并非完全种因于政治才识的欠缺。即以唐代诗人而论，这方面的水准远在李白之下的，稳登仕进者也数不在少。要之，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士子都把个人纳入社会组合之中，并逐渐养成对社会政治权势的深深依附和对习惯势力的无奈屈从。如果李白能够认同这一点，甘心泯灭自己的个性，肯于降志辱身，随俗俯仰，与世浮沉，其实，是完全能够做个富于文誉的高官的。可是，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十分突出的人，时刻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把人格的独立视为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他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和虚伪道德，高扬“不屈己、不干人”的旗帜。由于渴求为世所用，进取之心至为热切，自然也要常常进表上书，锐身自荐，但大前提是不失去自由，不丧失人格，不降志辱身、不出卖灵魂。如果用世、进取要以自我的丧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矫饰为代价，那他就会毅然决绝，毫不顾惜。

他轻世肆志，荡检逾闲，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从骨子里就没有对圣帝贤王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一直闹到这种地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家仙”（杜甫诗），痛饮狂歌，飞扬无忌。这要寄身官场，进而出将入相，飞黄腾达，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使李白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的感情旋涡里。这种灵魂的煎熬，伴之以自我为时空中心的心态，主体意识的张扬，超越现实的价值观同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构成了他的诗歌创造力的心理基础与内在动因，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极高的视点、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就这个意义来说，既是时代造就了伟大的诗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造就了自己。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他的悲剧，既是时代悲剧、社会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

我在文章结尾处写道：

历史很会开玩笑，生生把一个完整的李白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志不在于为诗为文，最后竟以诗仙、文豪名垂万古，攀上荣誉的巅峰；而另一半是，醒里梦里，时时想着登龙入仕，却坎坷一世，落拓穷途，不断地跌入谷底。我想，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的暗淡与寥落。这该是何等遗憾、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如果说，诗仙李白蹭蹬仕途的实例，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照亮了一面警策的镜子；那么，半生处于贬谪生涯中的文豪苏轼，则为遭遇风波颠折的封建士子提供了一条解脱的路径。《春梦留痕》一文，截取了东坡先生谪居海南儋州三年这一时段，状写他如何以超然的心态、振作的精神，战胜流离颠沛之苦，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

东坡来到儋州这一年已经六十二岁了，以其羸弱多病之身，不要说发配到这素有“鬼门关”之称的“风涛瘴疠”、“非人所居”的南荒徼外，即使是再在内地住上三年二载，恐怕也得“子孙舁骸骨以还”了。实际上，朝中执政诸人就是蓄意让他葬身海外，否则，怎么会作这样的安排呢？这一点，先生本人也是了然于心的。

到了儋州，面对的果然是极端困苦的生活：“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而且毒雾弥漫，瘴疠交攻。而他的内心，尤其苦闷至极。赴儋之前，与他相濡以沫的如夫人朝云故去，现在已是形单影只，茕茕孑立，自然无限感伤，倍觉孤独。这对一个枯木朽株般的垂暮老人来说，无异于“孤树加双斧”，等待他的，难道还会有其他结局吗？

谁料，结果竟然大大出人意外。坡翁在这里不仅逐渐安居下来，长达三年之久，最后得以生还；而且，还对这蛮荒艰苦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直到遇赦北归之后，还在朗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回到内地，当友人问及海南贬居情况时，先生颇带感情地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之所以如此，著名学者徐中玉先生在《苏东坡在海南》一书的序言中深刻地指出，就是因为诗人自己觉得已有了个“今我”。这种历经艰苦、世变之后的憬悟，是他所觉察到的与“故我”不同的对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的新认识的表现。这也正是坡翁在逆境中安时处顺、取得精神解脱的症结所在。

除了这种“憬然自悟”，坡翁在儋州还曾得到过高人的指教，从中意外地获得一场活生生的人生顿悟。

一天，东坡负着大瓢，口中吟唱着《哨遍》词，漫游在中和镇的田间，遇到一位家住城东、正往田头送饭的七十多岁的老媪，两人就地闲唠起来。东坡问道：“老人家，你看于今世事怎么样啊？”老媪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世事不过像一场春梦罢了。”东坡又问：“怎见得是这样呢？”老媪直截了当地讲：“先生当年身在朝廷，官至翰林学士，也可以说是历尽了荣华富贵；今天回过头看，不就像一场春梦吗？”东坡听了，点头称“是”，若有所悟，于是，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春梦婆’呀！”这番晨钟暮鼓般的警世箴言，不啻醍醐灌顶，甚至是一场当头棒喝。

在同普通民众融洽无间的接触中，东坡的悟世思想不仅未被消解，反而益发强化起来。据《儋县志》记述：一天，东坡过访当地友人黎子云，归来途中遇雨，便从路旁一农夫家借了一顶竹笠戴在头上，又按照农夫的指点，脱下了布鞋，换上一双当地的木屐。由于不太习惯，又兼泥泞路滑，走起来晃晃摇摇，跌跌撞撞。路旁的妇女、儿童看见老先生这种尴尬的窘相，纷纷围观嘻笑，篱笆里的群犬也跟着凑热闹，“汪汪”地吠叫不止。而东坡先生并不在意，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他常常戴上一顶黎家的藤织白帽，穿上带有花饰的民族服装，打着赤脚，信步闲游；路上，不时地同一些文朋诗友打招呼；或者径入田间、野甸，和锄地的农夫、拦羊的牧童嬉笑倾谈，在一棵枝分叶布的大树下，天南海北地唠起来没完。他平素好开玩笑，有时难免语重伤人，在朝时，家人、师友经常提醒他出言谨慎，多加检点；现在，和这些乡间的读书人、庄稼汉在一起，尽可自由谈吐，不再设防，完全以本色示人。有时谈着谈着，不觉日已西沉，朋友们知道他回去也没有备饭，便拉他到家里去共进晚餐，自然又要喝上几杯老酒，结果弄得醉意朦胧，连自家的桄榔庵也找不到了。这种同当地民众完全脱开功利目的的纯情交往，使他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变化，获得了精神上的鼓舞、心灵上的慰藉，以及战胜生活困苦、摆脱精神压力的生命源泉；挣脱了世俗的桎梏，实现了随遇而安、无往而不自如的超越境界。

如同一切伟大的诗人、作家一样，苏东坡的思想也是异常丰富、复杂的。早在出仕之前，他就已经熔铸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于一身，初步构成了他那复杂而独特的思想体系。在尔后的起伏颠折中，有时候，儒家的弘扬内在精神，实现自我，积极用世，在思想中占居上风；有时候，道家的绝对自由、超越时空的淡泊无为，又在心灵中处于主宰地位。屡遭贬谪之后，他曾盛赞《庄子》“实获吾心”，把庄子思想当作自己的既存见解，从而进一步消解了仕途经济的理想抱负。“下视官爵如泥淤，嗟我何为久踟蹰”。在对腐败的官场、世俗的荣华以及尔虞我诈的人事纠葛表示厌恶、轻蔑与怀疑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豪纵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的精神境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有了新的觉醒。正如一位当代学者所指出的，东坡在生存的诸多灾难中，找寻到被失落的个体生命的价值，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自由，从而能够站在比同时代人更高的层次上俯瞰社会人生，获得一种自我完善感和灵魂归宿感。

坡翁在多年放谪生活中，逐步实现了价值观念的两个转换，或者说是疏通了两条心灵的渠道。一方面的转换，是心智由入世归向自然，归向诗性人生。作为乐天知命的达人，他欣赏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委任自然的人生态度，适时地疏通了情感的渠道，把心智转向自然，寄兴山水，放情吟咏，找到了一个与污浊、鄙俗、荒诞的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诗意世界，痛苦的灵魂得到了艺术的慰藉。

另一方面的转换，是他立足于贬谪的现实，把实现“淑世惠民”理想的舞台，由“庙堂之高”转移到“江湖之远”；在关心民瘼、敷扬文教、化育人才的实践中，拓开实现自我、积极用世的渠道。他劝说黎胞开垦荒地，多植稻谷；推广中原先进耕作方法，移植优良品种。针对当地以巫为医、杀牛祭鬼的陋习，大力向村民宣传卫生知识，介绍医方药物。同时，抱着对黎胞的深厚感情，劝学施教。当时，前来东坡书院负笈就学的，不仅有本地的贫寒士子，而且，吸引了远在千里、百里之外的友生，纷纷上门听讲，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一时“书声琅琅，弦歌四起”、“学者彬彬，不殊闽浙”。

儋州东坡书院有一副联语，对上述事迹做出了恰当的概括：

公来三载居儋，辟开海外文明，从此秋鸿留有爪；

我拜千年遗像，仿佛翰林富贵，何曾春梦了无痕？

这里隐括了东坡的两首诗。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提到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春梦”云云，源于东坡谪居黄州时写过的一首七律，内有“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之句；又用上了“春梦婆”谈及的“昔日翰林富贵一场春梦耳”。这里用“秋鸿有爪”、“春梦留痕”来状写东坡先生居儋三年的名山事业、道德文章，极为贴切。

太白、坡公之外，我还在系列散文中写到了清代首屈一指的天才词人纳兰性德。他出身名门贵族，父亲是权倾朝野的宰相；本人也是一路春风得意，十八岁中举，二十二岁成了二甲进士，后来被授为皇帝的一等侍卫，出入扈从，显赫无比，直到三十一岁去世，一直得到康熙帝的青睐和倚重。而这一切人间富贵、奕世荣华的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自由、独立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他的悲剧生涯、心灵苦闷的根源。我在散文《纳兰心事几曾知》中，专门揭橥了他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灵魂创伤与人生苦境。

有人统计，在纳兰现存的三百多首词中，“愁”字用了近百次，“泪”字、“恨”字也都出现过几十次；此外像“断肠”、“无奈”、“伤心”、“怆怀”、“无意绪”、“可怜生”，“冰霜摧折”、“芳菲寂寥”等，几乎是开卷可见，字里行间渗透着深挚而哀怨的情思，宛若杜鹃啼血，声声凄切；即便是一些情辞慷慨、奋励激昂之作，也间杂着变徵之音，流露出沉痛的人生空幻之感。

纳兰公子自幼深受儒家学说的浸染，抱定了立德立功、显亲扬名的宏图远志。可是，实际上却事与愿违，“所欲施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意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纳兰挚友顾贞观语）。

原来，康熙皇帝出于对纳兰公子的赏识，以其出身于勋戚之家，又有超人的资质，一照面便对他倍垂青盼，把他留在自己身旁，视作心腹，擢为侍卫。而且，一任就是十年，直至公子病逝。对一般人来说，有幸成为天子宠臣，目睹龙颜之近，时亲天语之温，真是无比荣耀，无尚尊贵，求之不得；可是，纳兰却大大不以为然。他十分清楚这种职务的实质——努尔哈赤崛起之初，大汗的侍卫由其家丁或奴仆充任，担负保安、警卫事务；后来虽然改由宗室、勋戚子弟担任，但其性质仍是司隶般的听差，在皇帝左右随时听候调遣，直接供皇帝驱使，具体负责宫廷宿卫，随驾扈从。

在纳兰心目中，当侍卫，入禁廷，实无异于囚禁雕樊、陷身网罟的笼鸟。他在《咏笼莺》的五言律诗中，借咏物以抒怀，可谓凄怆怅惋，寄慨遥深。

何处金衣客，栖栖翠幕中。

有心惊晓梦，无计啭春风。

漫逐梁间燕，谁巢井上桐。

空将云路翼，缄恨在雕笼。

黄莺别号“金衣公子”。享用着锦衣玉食却戴着金枷银锁的纳兰公子，引“笼莺”以自况，真是最恰当不过了。你看这个莺儿，遍身绮羽，食以香谷，罩以雕笼，整天蹦蹦跳跳，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既无冻馁之虞，又不愁惨遭弹丸的袭击，表面上看去，真是富贵安逸，令人艳羡。它什么都有了，唯一缺少的是身心自由，它不能像其他同类那样任意地飞翔，自在地鸣啭。因此，它的内心是十分苦闷的。

当然，这种牢骚、苦闷，也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却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像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纳兰所面对的同样是无法扭转的命运，在皇帝的长拳利爪之下，他的人生道路以至日常行止的抉择、去取，没有一样是属于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