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女性唱赞歌

文学评论界注意到，在我的历史文化散文中，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对于性别也即女性的关注。王春容教授曾有专文对此加以论述。她说：“科学的历史文化观告诉我们，无论正写的大历史，还是作为人类精神史的文学史，如果缺少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叙述，那必将是不完整的、不真实的历史。历史的、文化的、审美的视野，不可能置女性（性别）问题于不顾。相反，只要我们正视历史，就会发现正是一系列女性艺术形象构成了一部世界文学史，而创造名垂史册的女性形象的作家，也往往因此成为彪炳史册的经典作家。”

前几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把我的这一题材的散文收到一起，出了专集。我在序言中谈到，女性是一个优秀的性别群体，起码是丝毫也不比男性逊色。尊重女性，善待女性，这是一个社会健全、进步、成熟的标志。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说得最为深刻：“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手中。”写法上，一般都是抓住一个侧面，或者截取一个断面，凸显特点，“画龙点睛”，而并不刻意求全、求备。说的是史实，是事件，而彰显的却是思想，是人性、人生、性格、命运。正由于它带有鲜明的主观成分，所以说，它是文学，而并非标准的历史。

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固然也有“居庙堂之高”的上层贵妇和“处江湖之远”的平民女子，但更多的还是诗人、作家。谛视女性即是探求文学真谛。因此，在我所精心营造的文学世界中，主要是与已逝的女性文学精灵对话，以女性的文学生命为本体进行再创作，在凸显女作家惊人的艺术创造力的同时，探索她们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

这样，南宋天才词人李清照，就成为我首要关注的一位。散文《终古凝眉》从她的塑像写起。我站在浙江金华的八咏楼前，面对着她的长身玉立、瘦影茕独的雕像，写下了如下两句话：“那两弯似蹙非蹙、轻颦不展的凝眉，刀镌斧削一般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象中的易安居士，竟然是这样，其实，也应该是这样。”我似乎渐渐地领悟了、或者说捕捉到了她那饱蕴着凄清之美的喷珠漱玉的词章的神髓。

易安居士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学术、文艺气息非常浓厚的家庭里，受到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和文化环境的熏陶。她在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也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对人生抱着完美的理想。童年的寂寞未必没有，只是由于其时同客观世界尚处于朴素的统一状态，又有父母的悉心呵护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的保证，整天倒也其乐融融，一干愁闷还都没有展现出来。及至年华渐长，开始接触社会人生，面对政治旋涡中的种种污浊、险恶，就逐渐地感到了迷惘、烦躁。与此同时，爱情这不速之客也开始叩启她的灵扉，撩拨着这颗多情易感的芳心，内心浮现出种种苦闷与骚动。那类“倚楼无语理瑶琴”、“梨花欲谢恐难禁”、“醒时空对烛花红”的词句，当是她春情萌动伊始的真实写照。

那种内心的烦闷与骚动，直到与志趣相投的太学生赵明诚结为伉俪，才算稍稍宁静下来。无奈好景不长，由于受到父亲被划入元祐“奸党”的牵连，她被迫离京，生生地与丈夫分开。后来，虽然夫妇屏居青州，相与猜书斗茶，赏花赋诗，搜求金石书画，过上一段鹣鲽相亲、雍容闲适的生活；但随着靖康难起，故土沦亡，宋室南渡，她再次遭受到一系列更为沉重的命运打击。

易安居士的感情生活是极具悲剧色彩的，中年不幸丧偶，再嫁后又遇人不淑，错配“驵侩之下才”；而与丈夫一生辛苦搜求、视同生命的金石文物，在战乱中已经损失迨尽；晚境更是凄凉，孑然一身，零丁孤苦，颠沛流离。这一切，使她受尽了痛苦的煎熬，终日愁肠百结，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李清照少历繁华，中经丧乱，晚境凄凉，用她自己的话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而且，它们具有极为繁杂而丰富的内涵，也像她本人所说的，不是一个“愁”字所能概括得了的。翻开一部渲染愁情尽其能事的《漱玉词》，人们不难感受到布满字里行间的茫茫无际的命运之愁，历史之愁，时代之愁，其中饱蕴着作者的相思之痛、婕妤之怨、悼亡之哀，充溢着颠沛流离之苦，破国亡家之悲。

但严格地说，这只是一个方面。若是抛开家庭、婚姻关系与社会、政治环境，单从人性本身来探究，也即是透视用生命创造的心灵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悲凉愁苦弥漫于易安居士的整个人生领域和全部的生命历程，因为这种悲凉愁苦自始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这种生命原始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一般动物、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根本所在。

这就是说，易安居士的多愁善感的心理气质，凄清孤寂的情怀，以及孤独、痛苦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因素。即使她没有经历那些家庭、身世的变迁，以及个人情感上的挫折，恐怕也照例会仰天长叹，俯首低回，比常人更多更深更强烈地感受到悲愁与痛苦，经受着感情的折磨。

正是由于这位“端庄其品，清丽其词”的才女，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十分狭窄，生活内容比较单调，没有更多的向外部世界扩展的余地，只能专一地关注自身的生命状态和情感世界，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脆弱且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才华绝代、识见超群、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女子，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这两方面的特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生相长，相得益彰，必然形成一种发酵、沸腾、喷涌、爆裂的热力，生发出独特的灵性超越与不懈的向往、追求。反过来，它对于人性中所固有的深度的苦闷、根本的怅惘，又无疑是一种诱惑，一种呼唤，一种催化与裂解。

而要同时满足上述这些高层次的需求，换句话说，要达到精神世界异常充实和真正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则需要从两个方面提供保证：一是真情灼灼、丝毫不带杂质地去爱与被爱；二是通过卓有成效的艺术创造，确立自己特殊的存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必须能够真正求得一种心灵上的归宿与寄托。

应该说，这个标杆是很高很高的了。好在易安居士都有幸地接触到了。就后者而言，她能自铸清词，骚坛独步，其创获在古代女性作家中是无与伦比的；而前一方面，通过与赵明诚的结合，也实现了情感的共鸣，灵魂的契合，生命的交流，尽管为时短暂，最后以悲剧告终。为了重新获得，她曾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拼出惊世骇俗的勇气，毅然进行重新选择，然而所适非人，铸成大错，使她陷入了更深的泥淖。至此，她的构筑爱巢的梦想宣告彻底破碎，一种透骨的悲凉与毁灭感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

这样，她就经常生活在想象之中。现实中的爱，游丝一般的苍白、脆弱，经受不住一点点的风雨摧残；只有在想象中，爱才能天长地久。前人有言：“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则愈工”。现实中爱的匮乏与破灭，悲凉之雾广被华林，恰好为她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灵泉。

也是同经典女作家对话，不过，地点选在了域外——我在英伦三岛邂逅了向慕已久的文学精灵勃朗特三姊妹。

《简·爱》、《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蕾》这些名著，过去都曾读过，可惜历史的流沙已经淹没了心灵的文化现场，时空的限隔也遮蔽了把握作品意蕴和作家心迹的路径，难免产生隔膜的感觉。2001年，我有机会到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的故乡——英格兰约克郡哈沃斯访问，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归来后，凭着“追体验的工夫”，写出了历史文化散文《一夜芳邻》。

三姊妹的故居对面就是她们埋骨其间的教堂，我投宿的小客栈坐落在教堂的右侧，抬起头来便能望见故居里一百多年来彻夜长明的灯光。当时，蓦地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岁月纷纷敛缩，转眼已成古人，自己被夹在史册的某一页而成了书中角色。睡眼迷离中，仿佛觉得来到一座庄园，一问竟是桑菲尔德府，……忽然又往前走，进了一个什么山庄，伴着一阵马蹄声，视线被引向一处峭崖，像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翻过两遍身，幡然从梦境中淡出，再也睡不着了，这时是后半夜三点。我便起身步出户外，在连结故居与教堂的石径上往复踱步，想象并思索着。

故居与教堂墓地之间的石径不过五六十米，一如勃朗特三姊妹短暂的生命历程，而其内涵却是深邃而丰富的。其间不仅刻印着她们的淡淡屐痕，而且，也一定会浸渍着情思的泪血，留存下她们心灵的轨迹。

漫步中，仿佛觉得正在步入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渐渐地走进她们的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透过有限时空读解出它的无尽沧桑；仿佛和她们一道体验着至善至美而又饱蕴酸辛的艺术人生与审美人生，感受着灵海的翻澜，生命的律动。相互间产生了心灵的感应，一句话也没有说，却又像是什么都谈过了。

夜色无今古，大自然是超时间的。具体的空间一经锁定，时间的步伐似乎也随之静止，我完全忽略了定时响振的教堂钟声。脑子里不停地翻腾着三姊妹的般般往事，闪现出她们著作里的一些动人情节。在凄清的夜色里，如果凯瑟琳的幽灵确是返回了呼啸山庄，古代中国诗人哀吟的“魂来枫林青，魄返关塞黑”果真化为现实，那么，这寂寂山村也不至于独由这几支昏黄的灯盏来撑持暗夜的荒凉了。

噢，透过临风摇曳的劲树柔枝，朦胧中仿佛看到窗上映出了几重身影，——或许三姊妹正握着纤细的羽毛笔在伏案疾书哩；甚至还产生了幻听，似乎一声声轻微的咳嗽从楼上断续传来。联想到自己曾经患过病痛的经历，霎时心头漾起一脉怜惜之情和深深的敬意。

三姊妹患着同样的结核病，分别活了三十九岁、三十岁和二十九岁。

在心灵体验的基础上，又结合天才女作家的书信、传记，看了她们的生平展览，体验其典型环境、独特心境、情感经历、个性特征，追踪她们的心路历程，探索这些文学天才的成功路径；并对作品中的事件、景观、风物作了实地考察，从心理和环境两方面研究作家心灵的外化，把握作品审美意义生成的深度背景。看来，三姊妹都属于用情感和想象来代替生活素材的作家。她们经常逸出现实空间，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常的悟性遨游在梦幻的天地里。她们的创作激情显然并非全部源于人们的可视境域，许多都出自最深层、最隐蔽、含蕴最丰富的内心世界。

她们一无例外地抱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渴望得到爱神的光顾，切盼着有一个理想伴侣。却又绝对不肯俯就，要求“爱自己的丈夫能够达到崇拜的地步，以致甘愿为他去死，否则宁可终身不嫁”。这样，现实中的“夏娃”也就难于找到孪生兄妹般的“亚当”，而盛开在她们笔下的、经过她们浓重渲染的爱情之花，只能绽放在虚幻的想象之中。这是一种灵魂的再现，生命的转换。作品完成了，作者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

从这里我认识到，生命体验和情感是相通的。这次亲身体验，使我对勃朗特三姐妹、对哈沃斯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很长时间过去了，每当想起，还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原来，我已经把对于天才女作家的崇敬、爱怜和悼惜之情，留在那孤寂的山村，也永生永世栽植在心里。

对于一个作家，如果说生命体验、人生感悟是根基，是泥土；那么，形而上的思考和深厚的情感便是它所绽放的两枝绚丽之花。情感对于文学作品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学存在的依据就是表现人类情感的需要。罗丹说得很干脆：“艺术就是感情。”尤其是散文作品，如果缺乏情感的灌注，缺乏良好的艺术感觉，极易流于幽渺、艰深、晦涩的玄谈，以致丧失应有的诗性魅力和艺术感染力。

如果说，上述关于几位女作家的叙述与描写，都还是意态从容、平和舒缓的话，那么，在《泉路何人说断肠》一文中，笔势则变得昂扬激越，以至情见乎词，声色俱厉了。

文章一开头，就发了一顿脾气，甚至是骂街了：“我国现存的古籍，据说至少有六七千万册；单是南宋以降的史书、笔记，即足以“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可是，翻检开来，怎么关于著名女诗人朱淑真的记载，竟然统付阙如！不妨追问一句：那些连篇累牍、不厌其详地记载的究竟都是些什么物事？怎么就偏偏悭吝于这样一位传世诗词达三四百首的旷代才人！操纵在男性手中的史笔，那些专门为帝王编撰家谱的御用文人们，他们的心全都偏在腋下了。”

关于朱淑真的身世，后人知之甚少，反正是生命结局备极凄惨。一种说法，是“残躯归火”、“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另有一说，是“投身入水”，毕命于波光潋滟的西子湖。入水之前，她曾向着情人远去的方向大喊三声。真乃“重不幸也。呜呼惨哉！”

经同为南宋人的魏仲恭辑佚并作序，有《断肠诗词》集传世，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两首：

秋雨沉沉滴夜长，梦难成处转凄凉。

芭蕉叶上梧桐里，点点声声有断肠。

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

更堪细雨新秋夜，一点残灯伴夜长。

断肠，断肠，断尽愁肠，道尽了人世间椎心泣血的透骨寒凉。这是始读其诗集的深刻感受。随着年华渐长，世事洞明，我的感知又出现了变化，再读其诗集，由对诗人的无尽哀怜，转而为由衷地钦佩，赞美她的胆气、勇气、豪气，服膺其凛然无畏的叛逆精神。

对于女性来说，爱情不啻生命，她们总是把全部精神生活都投入到爱情之中，因而显得特别凄美动人。古代女子尽管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重重压榨，脖子上套着封建礼教的枷锁，但从来也未止息过对于爱情的向往、追求，当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当命运搬了道岔儿，“所如非偶”，爱情的理想付诸东流的时节，大多数女性是把爱情的火种深深埋藏在心里，违心地曲从父母之命，委委屈屈、窝窝囊囊地打发流年，断送残生。再进一层的，不甘心做单纯供人享乐的工具，更不认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混账逻辑，便暗地里进行抗争，偷偷地、默默地爱其所爱，“红杏”悄悄地探出“墙外”。而更高的层次，是勇敢地冲出藩篱，私奔出走，比如西汉年间的卓文君。

应该承认，从越轨的角度说，朱淑真同卓文君居于同等的层次，可说是登上了爱情圣殿的九重天。这里说的不是际遇，不是命运；而是风致和勇气。作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她不仅肆无忌惮地爱了，而且，还敢于把这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张扬在飘展的旗帜上，写进诗词，形诸文字。

且看她下述几首诗词——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这是她少女时代如痴如醉地饱饮着恋情香醪的真实写照。

可是，由于“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这场自由恋爱的情缘被生生地斩断了，硬把她嫁给了一个根本没有感情、庸俗不堪的官吏。特别是丈夫有了新欢，更使她陷入极端的苦痛之中。于是，以牙还牙，重新投入旧日情人的怀抱。那般般情态与心境，都写进了七律《元宵》：

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一年过去，元宵佳节重临。可是，风光依旧，而人事已非。对景伤怀，感而赋《生查子·元夕》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词中的感情是那样的真挚，让局外人也不由得不感慨伤情。可能是与她热恋过的那位青年，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家长的阻挠，终因意志薄弱而被迫退缩，不敢或不愿露面了。

对于昔梦的追怀，对于往日的恋情和心上人的思念，成了疗治眼前伤痛的药方。且看《江城子》词：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昨宵结得梦夤缘。水云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裯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从眼前的孤苦忆及当日两情相悦、恩爱绸缪的情景，再写到离别时的悲伤；最后因相思至极而梦中相会，醒来一片茫然，婉转缠绵，缱绻无尽，而结果是绝望，是怨恨，像她在诗中所写的：“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为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将矛头直指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责问它：为什么要把不相般配的人强扭在一起？

她这样勇于揭橥内心隐秘，勇于同旧制度、旧意识抗争的结果，挑战对象就扩展了，不仅是身边的、并世的亲人、仇人或各种不相干的卫道者，而且要冲击森严的道统和礼教，面对千秋万世的口碑和历史。就这一点来说，朱淑真的勇气与叛逆精神，较之卓文君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她所处的时代条件的恶劣、社会环境的严酷，那要超出西汉不知多少倍。

爱情永远同人的本性融合在一起，它的源泉在于心灵，从来都不借助于外力，只从心灵深处获得滋养。这种崇高的感情，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爱情消灭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具有永生的品格。叛逆者的声音，敢于向封建礼教宣战的激情，无论是获胜了或者招致失败，都同归于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