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我的历史人物散文，多成系列。在政要系列中，我专门选择一批个性复杂、阅历丰富，历来聚讼纷纭、褒贬不一，具有多种可言说性的人物。曾国藩就是十分典型的一位。对于他，我没有简单地从善恶标准出发，或者单纯地从政治功利主义角度加以诠释，而是从人性角度进行剖析。当然，作为一代名臣、晚清社会举足轻重的政要，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曾国藩又不能不与政治相关联。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可以透过曾国藩这样的个案，看清中国传统政治的结构及其对个人的控制和改造。作为入仕者的标本，他是颇具代表性的。
我在散文《用破一生心》中谈到，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可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在解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的清醒、成熟、机敏之处实在令人心折，确是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现着智者的光芒。当然，这是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如果就人性批评意义上说，却又觉得他的人生道路并不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谋呀，经验呀，知识呀，修养呀，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实，一个人只要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的机器人。
我在文章中，集中讲了曾国藩的苦。认为他的苦主要是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一方面，他要通过登龙入仕，建立赫赫事功，达到出人头地；一方面要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达到名垂万世。结果就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只要把那部《曾文正公全集》浏览一过，你就不难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悲剧人物。“功德两个字，用破一生心。”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如果你能够甘于寂寞，终老林泉，倒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像庄子说的，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一点是他所不取的；而要立功名世，就会遭谗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这个严峻的课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古代盈虚、祸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着杀身之祸。
除了“畏祸之心刻刻不忘”，曾国藩还有另一种心理压力。为了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他时时处处，一言一行，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小心谨慎。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阙失势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耻笑的把柄势必越积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种种视、听、言、动，未必都合乎圣训，中规中矩。在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还能活得真实而自在吗？
我们发现，在曾国藩身上，存在一种异常现象，就是所谓的“分裂性格”。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伪。”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责备，处处追求圆满，般般都要“毫发无遗憾”，结果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以致不时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他在家书中、文章里说得极为动听，可是，做起来却难免形成巨大的反差。我总觉得，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而他自己，时日既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
与曾国藩相类似，李鸿章同样也是声威赫赫，而且又最具争议的一代名臣。生前，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那么，他又是怎样一种类型的人物呢？
我在散文《他那一辈子》中，描绘了他的六种形象，既凸显了他的个性特征，也大致能够概括其一生功业与修为。首先，他是一个“不倒翁”。一生中，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尤其是作为签订卖国条约的“专业户”，他一直遭到国人轮番的痛骂。可是，他就是倒不了，最后，以七十八岁高龄，死在任上。这端赖于他的宦术高明，手腕圆活。于是，又有了第二种形象：出色的“太极拳师”。他周旋于皇帝与太后之间，各国洋鬼子之间，满汉大员、朝臣与督抚之间，纵横捭阖，从容应对。第三种形象是大清王朝的裱糊匠。他把晚清王朝比作“一间百孔千疮的破纸屋”，他整天地到处补窟窿，哪里出了事，慈禧太后都要“着李鸿章承办”。他所扮演的就正是“裱糊匠”的角色。第四种形象是“撞钟的和尚”，他曾说：“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他人所无法代替的。这样，又有了第五种形象——晚清朝廷和慈禧太后的避雷针。他把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第六种形象是“仓中老鼠”。《史记·李斯列传》讲，李斯为郡中小吏时，发现厕所里的老鼠吃污秽的东西，一见到人或狗走近，就惊慌逃遁；而粮仓里的老鼠，吃的是积存的粮谷，安闲自在，无忧无虑，诀窍在于它有强大的靠山。于是发出感慨：人的贤不肖，有没有作为，全看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了。李鸿章深得此中奥秘。他要像仓鼠那样找个有力的靠山，具体地说，就是“挟洋以自重”。由于经他手签订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在洋人心目中，他是有身份、有地位、说了算的，是朝廷离不开的大人物；而慈禧太后已经被列强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不啻五雷轰顶。有那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李鸿章自然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他这一辈子，一方面活得有头有脸儿，风光无限，生荣死哀，名闻四海；另一方面，又是受够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窝窝囊囊，像一个饱遭老拳的伤号，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晚清王朝的社会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场的一个标本。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他出生于道光继统的第三个年头（1823年）。鸦片战争那一年，他中了秀才。从此，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天朝大国的神话开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苍茫，大体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独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胁，或来自内陆边疆，或遭遇民变蠭起，或祸起萧墙之内；而晚清七十年间，却是海外列强饿虎捕食一般，蜂拥而上。外边面临着瓜分惨剧，内囊里又溃烂得一塌糊涂，女主昏庸残暴，文恬武嬉，官场腐败无能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说是命定了的。
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得益于曾国藩者甚多，他奉曾国藩为老师，早年曾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的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后来，又通过曾国藩的举荐，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师徒二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恪守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都为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忠尽智；但他们的气质、取向却不尽相同，因而，为官之道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曾国藩看重伦理道德，期望着超凡入圣；而李鸿章却着眼于实用，不想做那种“中看不中吃”的佛前点心。他公开说：人以利聚，“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当然，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也并非都要实行，有些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李鸿章却是连说也不说。反过来，对于一些于义有亏的事，曾国藩往往是做而不说，而李鸿章却是又做又说。其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李鸿章声明过，他“平生不惯作伪人”，这与城府极深、诚伪兼施的乃师相比，要显得坦白一些。
在政治上，曾国藩患有一种“恐高症”，他一向主张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当立下大功，取得高位，总如临深履薄，惕惧不已。他曾多次奏请开缺回籍，归老林泉。对于老师晚年一再消极求退的做法，李鸿章颇不以为然，直接批评为“无益之请”。他说：“今人大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李鸿章洞明世事，善于投合、趋避；三分耿直中带着七分狡黠；既忠于职守，又徇私舞弊；讲求务实，却并不特别较真。他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去充当那种“道德楷模”。他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弥缝苟安，而无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这是很准确的。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在签订各项屈辱和约时，他缺乏硬骨头精神，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不能仗义执言，拼死相争，一切都以能否保官固宠为转移，这正是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活动中的集中展现。
曾、李这一对师徒，不仅在晚清的官场，即便在中国整个封建历史中，都是极具代表性的典型。
在《灵魂的拷问》中，我还写了一对官场中的“朋友”。
康熙朝进士、翰林院编修陈梦雷护送老母从京城回原籍福建，被据闽叛清的靖南王耿精忠扣留，强行授予伪职。此刻，他的同乡、同事、挚友李光地也陷入敌手。二人便秘密商议，筹谋应付叛军的对策。商议的结果是李光地设法脱身，向朝廷密报叛军实情；陈梦雷则继续留在叛军之中，做一些了解内情、瓦解士心的工作，待到讨耿清军一到，便做好内应。临别之际，他们相约：他日如能幸见天日，当互以节操鉴证。不料，李光地脱身之后，便把誓约抛到了九霄云外。后来，当陈梦雷遭到审查、置身危境时，已经受到皇帝宠信、重用的他，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不仅不澄清真相，加以鉴证，反而落井下石，深致构陷，致使他的这位“挚友”流放关外，给披甲的满洲主子为奴。
针对李光地的这一秽迹恶行，我在文章中进行了文化批判和人性批判。
李光地与陈梦雷同为康熙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他治程朱理学，曾奉命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书，是当时名重一时的理学家。理学虽奉抽象的“理”为至高无上的永恒妙义，实则并不脱离日常伦理。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在评价其开山鼻祖周敦颐时，就曾说过：“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人伦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实不外乎‘六经’、‘四书’之所传也。”可见，理学家在人格修养上，是应该践行先秦儒家学说的仁、义、礼、智、信，奉行“五常”中的“朋友以信”的。然而，李光地却口是心非，表理不一，不仅不坚持“朋友以信”的圣训，反而为了保官保禄，卖友求荣。文中，就此进行了“灵魂的拷问”：
之一是：“那么，作为著名的理学名家，孔圣人的后学嫡传，二程、朱熹的忠实信徒，他总该记得孔夫子的箴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能什么也不怕吧？他总该记得曾子的训导：‘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在清夜无眠之时，总该扪心自问：为人处世是否于理有亏，能否对得起天地良心吧？难道他就不怕良心责备吗？”其实，“三畏”、“三省”的修养功夫，孔、孟、颜、曾提出的当日，也许是准备认真实行的；而当到了后世的理学家手里，便成了传道的教条，专门用以劝戒他人，自己却无须践行了。他们向来都是戴有多副人格面具，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至于所谓“良心责备”，那就只有天公地母知道了，于人事何干？
之二是：“那么，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你李光地就不怕社会舆论、身后公论吗？”作为李光地，既然做得出背信弃义的事，对于所谓“公论”，他是可以满不在乎的——“死猪不怕开水烫”。厚起脸皮来，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有道是：“身后是非谁管得，青史凭谁定是非？”
看得出来，所谓正义、诚信这类伦理道德范畴的东西，只对信仰它的人起到约束作用，而对全不把它当回事的人，则无异于“东风之吹马耳”。
对于陈梦雷来说，这场奇灾惨祸如果也还有什么裨益的话，那就是从中认识到仕途的险恶、人事的乖张，也擦亮了眼睛，看清了所谓“知心朋友”的真面目。他长时期沉浸在极度苦闷之中，有时甚至不想再活下去。平素他是最尊崇孔圣人的，懂得“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道理；他也十分欣赏庄子，对于《南华经》中所倡导的心斋、坐忘的超人境界，“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人生理念，从小就谙熟于心，而且经常说给别人听，讲得头头是道；可是，真正临到了自己头上，却无论如何也修炼不到那种火候。他曾经幻想过，哪一天喝上一杯“孟婆茶”，或者饱饮一顿“忘川水”，把过往的一切愤懑、忧烦，伤心、气恼，统统地丢到耳旁脖子后去；也曾想，学学那位华山道士陈摶老祖，连续睡上一百天，架构一场“梦里乾坤”，换来一个全新的自我；可是，一切都是徒劳，不要说沉沉地睡上一百天，就连一个晚上也未曾安眠过。那恶梦般的前尘往事，无日无夜不在纠缠着他，困扰着他，直弄得他“千辛百折，寝食不宁”。
经年的困顿已经习惯了，沉重的苦役也可以承担，包括他人的冷眼、漠视统统都不在话下，唯独“知心朋友”的恩将仇报，背信弃义，是万万难以忍受的。如果说，友谊是痛苦的舒缓剂，哀伤的消解散，沉重压力的疏泄口，灾难到来时的庇护所；那么，对友谊的背叛与出卖，则无异于灾难、重压、痛苦的集束弹、充气阀和加油泵。已经膨胀到极点了，憋闷使他片刻也难以忍受；如果不马上喷发出来，他觉得胸膛就会窒息，或者炸开。因而，在戴罪流放的次年秋天，他满怀着强烈的愤慨，抱病挥毫，写下了一纸饱含着血泪的《绝交书》。
与李光地形成鲜明的对照，并非理学家的陈梦雷，倒是一个敦厚笃实的仁人君子。侯官别后，他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诺言；福建收复后，他全然相信李光地的谎话，每日里可怜巴巴地想望着：朝廷如何重新起用他，给他以超格的褒奖，热切地期望圣上能体察孤臣孽子在极端困苦处境中的忠贞不渝的苦心；待到身陷牢狱，接受审查，也未见李光地澄清事实，出面营救，他还是“以仁人之心度奸人之腹”，觉得朋友是有难言之隐；直到最后大幕拉开，真相大白，发现是被“朋友”出卖了，这才痛心疾首，惨不欲生。但是，他在康熙皇帝面前，仍然要说：李光地“虽然愧负友人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真的是老实、忠厚得过了头。
两个“朋友”，一正一邪，通过灵魂的拷问，伸张了正义，鞭挞了邪恶。按说，这篇文章作到这里也就可以结束了；但我觉得，还有两个问题需作进一步的反思：
其一，古往今来，无论是背信弃义、卖友求荣的投机分子，还是“当面装人，背后弄鬼”的伪君子、两面派，专从客观上找原因，其生成的条件，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土壤与社会环境；那么，和陈梦雷之类的“老实人”——其实是萎缩型人格的包容、姑息，是否也有一定的关系呢？鲁迅先生说过，“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中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俗话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我有时想，先生之所以在逝世前一个月，要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确有其深意存焉。
其二，西哲“读史使人明智”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我觉得，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切入。读史，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的撞击，心灵的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而并非以一个冷眼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驳诘，清算，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拉着他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照鉴各自的面目。在这种重新演绎人生的心路历程中，只要每个读者都能做到不仅用大脑，而且还能用心灵，切实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渗透进生命的体悟，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那么轻松，那么从容自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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