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话君王

2006年岁杪，我完成了一部史学著作《龙墩上的悖论》。十几篇系列散文，写的都是历史活动中的特殊群体——封建帝王。

由于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那个“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借用佛经上的话）的龙墩宝座，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会引起人们的加倍关注。

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索，封建帝王都会毫无例外地涉及到；而且，往往会深入到哲学的层面，触及一系列不易把握的、没有逻辑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即所谓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应该说，这是一个颇具诱惑力与挑战性的话题。诚如英国逻辑学家斯蒂芬·里德所说的：“悖论既是哲学家的惑人之物，又是他们的迷恋之物。悖论吸引哲学家，就像光吸引蛾子一样。”

我的理解，所谓“悖论”，是指一种能够导致无解性矛盾的命题，或者命题自身即体现着不可破解的矛盾。悖论也可以表述为“逆论”、“反论”，诸如，二律背反，两难选择，应然与实然、动机与效果的恰相背反，等等。单就悖论本身来说，冲突的双方都具有充分的价值和理由，一般的不涉及正误、是非的判断，而是体现在矛盾选择之中。选择往往是令人困惑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痛苦。信息过量，前路多歧，会使人莫知所从。腕上戴一块手表，可以毫不迟疑地确认当下的时间；而进了钟表陈列室，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便无法判定几时几分几秒了。更何况，这里所说的选择，常常是“反贴门神——左右难”，许多问题都带有无解性。也正是为此，它使历史的话题带上了深邃而苦涩的哲学意味。

写作过程中，对于下列耐人寻味的课题，我从哲学的高度，作了形象的解读和诗性的阐发：

其一，欲望的无限扩张。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我以为，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就是这种“中国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欲望的神话》一章中，我写了秦始皇的欲望无限膨胀，既要征服天下，富有四海，又要千秋万世把嬴秦氏的“家天下”传承下去；既要一辈子安富尊荣，尽享人间的快乐，又要长生不老，永远不同死神打交道；即便是死，也要尸身不朽，威灵永在，在阴朝地府继续施行着他的统治。难为他，想象力竟然如此发达，制造出了一个举世无与伦比的欲望的神话。

应该说，秦始皇的一生，是飞扬跋扈的一生，自我膨胀的一生；也是奔波、困苦、忧思、烦恼的一生。是充满希望的一生，壮丽、饱满的一生，也是遍布着人生缺憾，步步逼近失望以至绝望的一生。他的“人生角斗场”，犹如一片光怪陆离的海洋，金光四溅，浪花朵朵，到处都是奇观，都是诱惑，却又暗礁密布，怒涛翻滚；看似不断地网取“胜利”，实际上，正在一步步地向着船毁人亡、葬身海底的末路逼近。“活无常”在身后不时地吐着舌头，准备伺机把他领走。

按说，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原本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以雄才大略，奋扫六合，统一天下，结束了西周末年以来诸侯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百代都行秦政制”，其非凡的创举、盖世的功勋，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都是数得着的。可是，无尽的欲望、狂妄的野心，竟弄得他云山雾罩，颠倒迷离，昏头涨脑，结果干下了许许多多堪笑又堪怜的蠢事，成为饱受后世讥评的可悲角色。

历史老人很会同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开玩笑：你不是期望万世一系吗？偏偏让你二世而亡；你不是幻想长生不老吗？最后只拨给你四十九年寿算，连半个世纪还不到。北筑长城万里，抵御强胡入侵，不料中原大地上两个耕夫揭竿而起；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亡秦者却是不读书的刘、项。一切都事与愿违，大谬而不然。他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在整个生命途程中，每一步，他都试图着挑战无限，冲破无限，超越无限，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向着有限回归，向着有限缴械投降，最后恨恨地辞别人世。“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李白诗句）这是历史的无情，也是人生的无奈。

不仅此也。人常说：“一死无大难”、“死者已矣”。他却是，死犹有难，死而未已。盖棺之后两千多年，他从来也没有安静过，消停过。“非秦”与“颂秦”竟然成了一对“欢喜冤家”，时不时地露头一次；而他，只不过是用来说事的由头，经常以政治需要为转移。当然，完全坐实到他身上的，也所在多有——他的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重大行为，都没有逃过史家的讥评和文人的直笔。

就欲望的无穷无尽和雄心勃勃而言，在中国古代帝王中能与秦始皇媲美的，要算成吉思汗了。

马基雅维里在他那部闻名世界的《君主论》中，有过这样的论述：“人是被命运女神和上帝所控制的，自由远不是绝对的，因为命运女神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命运之神是一个女人，她会受到男性品质的诱惑，她尤其为真正有男子气概的人的德行所感动，并受其左右。”过去说，“神鬼怕恶人”，原来，命运之神也是钟情于强者。中国古代诗人也曾咏叹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都逃脱不了由旺健到衰老、直到死亡的自然规律，成吉思汗自然也不能例外。

在中国历史上，孔夫子属于意志上的强者——“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而“千古一帝”秦始皇，则不仅是意志，就行为而言，也称得上是真正的强者。那么，成吉思汗呢？便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他与秦始皇隔着“时间之河”遥遥相望，分头生活在同一向度的空间里。

我在《强梁无奈死神何》一章中写道：

在成吉思汗的字典上，根本就没有“不可”与“衰老”这类字眼，至于“死亡”，似乎更与他绝缘。所以，尽管他相信天命，却并不相信命运女神能够控制他、左右他。但是，岁月终竟不饶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精力，在一天天地敲打着他的意志，一再地发出挑战性的警告信号。也许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成吉思汗渐渐地懂得了什么叫做无奈。

黑格尔老人说，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刑”。对这一“性命之理”，成吉思汗从前是不承认的；但自西征以来，特别是丘真人为他揭开世上本无“长生之术”这个迷局之后，他已经逐渐地觉察到死神的套杆正在身后晃动。只是不肯乖乖地束手就擒，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征服一切的欲望作为助燃剂，去继续点燃生存欲望的火焰，用以取代对死亡的忧虑与恐惧。

有些人是“死不起”的。生前拥有得越多，死时就丧失得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对于那类一意攫取、不知止足者而言，这生而必死的规律，实在是太残酷了。

其二，实现欲望的手段。

这一群体的无尽欲望的最高实现，是争天下、坐龙墩、当皇帝。而说到夺天下，打江山，人们当会想到两千年前楚汉争锋的故实。我在《落魄刘郎作帝归》一章中谈到，在楚强汉弱，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势下，刘邦之所以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应该说，同他善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都以现实的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也有直接关系。关于这一现象，何以名之？就说成是“道德与功业的背反”吧！不过，这样一来，就跳出了一般史学的范畴，由伦理学而进入了哲学的层面。

正是那种不守信义、六亲不认的卑劣人格与痞子习气，那种政治流氓的惯用手段、欺骗伎俩，那种只求功利、不顾情理，只看现实、不计后果，只讲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多次帮助“无赖刘三”在实力悬殊的战场上、在楚汉纷争的政局中，走出困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而这种道德与功业完全脱节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由于秦汉之际，价值体系紊乱，社会道德沦丧，法家学说盛行，重功利、轻伦理成为一时的风尚，从而使刘邦的肆行无忌，不仅逃脱了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政治家刘邦看来，他的一切卑劣伎俩，都是正常的，必要的，符合天经地义的，换句话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当时的险恶环境使然。政治斗争，有如两军对阵，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你不吃人就会被人吃掉。如果一味地讲道义、守信誉、重然诺、讲交情，满脑子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恪守公平竞争原则，而不懂得如何运用政治手腕、策划阴谋阳谋，那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保不住，更何谈斗争的胜利、事业之成功呢！

比如说对待功臣，刘邦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在他看来，韩信出身微贱，不过是一名“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谋划）不用”的普通士卒，是我刘某人识微末于草莽之中，破格任用了他，为他提供了施展英才、建功立业的机会。要说承恩戴德，首先功臣要感激皇帝，而不应该由皇帝去俯谢功臣。一切立足于自我，“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正代表了这类枭雄的价值取向与个性特征。

而这一点，恰恰是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仁爱忠信之道，从而常常束缚于各种道德规范的项羽所不具备的。项羽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道德的悲剧；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这使他把握住战场上的先机，一次次转败为胜。现在分析，当时以至后世，论者之所以对项羽这位失败的英雄无尽地追思、赞叹，其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张力起了很大作用。“偶因世乱成功业”。功业把“流氓皇帝”装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却因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辄使英雄气短，混世者为之扬眉吐气。这里揭示了一种历史的悖论。

与此相关的，还有事功与人性经常会出现背反的问题。有一些事物，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应予肯定；可是，放在道德层面上来考量，却又会遭致否定，比如恶与暴力。恩格斯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暴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从政治学、历史学方面加以分析的。事实上，在皇权专制的国家里，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混乱社会中，一个主要当权者，如果不具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气魄与雄心，没有为世人所不齿的疯狂的权势欲、攫取欲、占有欲，也就不可能在“权力竞技场”上生存，当然，也就没有目标的实现，功业的达成。

我们这样说，绝不是认为奸雄有理，都应该照样去做，就是说，不是做价值判断；这里只是揭示历史上统治阶层相互斗争的一种常见现象，甚至带有某种规律性。

其三，夺得天下之后，拼力维护“家天下”。

龙墩坐上，下一步就是苦心孤诣维护这种“家天下”的局面。中国历史上为此而用心最苦、用力最大的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大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一个是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机关算尽》和《宦祸》两章中，分别地叙说了他们。

由于皇权得来不易；加之，皇权的取得不是凭借正常接班，而是靠武力实现的；因而，称帝之后，赵匡胤为了保证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赵氏子孙万世一系，在位十七年间，可说是呕心沥血，机关算尽。除了迫于严峻的形势，不得不抓紧铲除南方一些割据政权，剩下来的全部精力，就都放在对内加强中央集权，防范武将造反，消除各种可能危害统一大业的潜在势力上。概括说来，叫做“收兵权，制将权，分相权，集君权”，始终围绕着一个“权”字不放。当然，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甚至，可说是事与愿违。

这些做法，倒都符合权力分割、相互制约的策略，有效地防范了军人夺取政权的风险。实践证明，终两宋之世，三百余年再也没有发生过内部的兵变。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一举措却是失算的，因为它严重地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应敌作战的能力。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宋朝的军队何以在对抗外部强敌时动辄不战而退、溃不成军了。每一次失败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每年都要把无尽的白银、绸缎作为“生存税金”向外方进贡，以购买昂贵的“和平”。对待入侵之敌，先是“奉之如骄子”，后来沦为“敬之如兄长”，最后败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谑：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事与愿违，动机和效果发生严重的背谬，另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作为开基创业的老皇帝，他可说是忧危积心，废寝忘食，对足以挑战皇权的所有因素，确是般般想到，无一疏漏。可是，实际上却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这和皇权专制制度存在着无法化解的根本性矛盾有直接关系。单就老皇帝自身来说，缺乏政治远见，“火烧眉毛顾眼前”，只求现实功利，不计后患重重，乃其招灾致败之由。许多祸患的发生，似出“天意”，实系人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种下的本是“跳蚤”，而并非“龙种”。

同那些擎吃等穿、坐享其成的纨绔子弟不一样，朱皇帝经常夜不成眠，深谋苦虑；同时派人侦察舆情，以便随时捕捉朝野的形势变化。他生怕臣子怀有异心，觊觎他的煌煌帝业，因而对任何人都不予信任、不敢倚托。怀疑、猜忌、防范，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全国政务，事无大小，他都要亲自处理，因为对别人不放心，怕别人不像他那样尽心竭力；当然，更深的一层，还是怕大权旁落。比如，他为了把国家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肆意摧毁了长期形成的相权与君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而使天下安危系于皇帝一身。这在明朝初年两代君王精明强悍、勤政有为的情况下，弊端尚能遮掩；而到了中晚期，昏庸、怠政之君层现迭出，问题就全部暴露出来了。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却有三十年荒废朝政，不召集臣僚议事，不补六卿及府州县的官职缺员，有所谓“六不做”——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失去了制衡与辅助的机制，遂使奸人乘隙，为所欲为，造成边患丛生，政局鱼烂，长期处于混乱状态。

至于在宦官问题上的失策，影响所及，就更为惨重了。应该承认，对于宦官干政，朱元璋原是深存戒虑、早有所备的。他从东汉、晚唐历史和切身实践中认识到这种人的严重危害性。可是，封建社会属于人治而非法治，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随意性。他的继承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颁布新的律例，而不受包括《祖训》在内的一切制度的约束。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开国皇帝最怕宦官专权，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但是，恰恰是这个他所开创的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乱政最为猖獗的时代。

其四，封建继统和历史周期率。

西周以来嫡长子王位继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皇权顺利交接、防止皇族内部（主要是皇子之间）因为争夺皇位而同室操戈，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这里只说一点，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中，从西汉八岁的昭帝到清末三岁的宣统帝，娃娃皇帝至少有三十个。他们之所以大体上还能“稳坐江山”，确实和这种“百王不易之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历代王朝中血腥夺位，“祸起萧墙”，一直没有中断，成为一切封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难题。我在《老皇帝的难题》一章中，从春秋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写到隋文帝、写到唐高祖、写到明太祖，最后写到清朝康熙皇帝，他们都为安排接班人，解决王朝继统问题，绞尽了脑汁，也吃尽了苦头。尤其是康熙皇帝，为皇太子问题，前后折腾了四十余年，一直到最后咽气，也没有处理停当。可说是死不瞑目。

可以说，自从皇权世袭这一体制确立以来，就始终潜伏着一种无法克服，甚至是无法预测的矛盾。这是一个根本跳不出去的怪圈，也可以说，是一个不能破解的悖论：要么你就干脆放弃“家天下”的皇位世袭制，“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要么就得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种种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兵连祸结，骨肉相残，朝廷危如累卵，社会动荡不宁，直至政权丧失，国破家亡。放弃前者不可能，因为“家天下”、世袭制是历朝封建皇帝的命根子；这样，就只能永无穷尽地吞咽混乱、败亡的苦果。

“立嫡立长不以贤”，公开放弃了德才考究，可以说是一种极端典型的“非智能型”的皇位继统方式。其矛盾实质，在于高度集中的皇权与实际的治国理政能力完全脱节。不仅与儒家的“尚贤”、“传贤”的政治理想相背离，尤其同现实的需要不对称。如所周知，面对着极端繁重的政治事务和无限复杂的宫廷纷争，即使经过严格选择的贤能君主也难以应付，更何况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登上皇位的难免会出现幼儿、白痴乃至性格变态者滥竽充数。这与专制政体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型”的圣帝贤王和“伟人政治”，确是南其辕而北其辙。而且，这种制度还预伏着或者说命定地存在着种种危机。立嫡立长，出于诸皇子各守本分从而弭除祸乱的考量，其实只是一种良好愿望。即便是能够避免分裂于一时，而所立的嫡长子如果不孚众望，不堪造就，根本不具备统御天下的才具，日后又将如何？立嫡立长之后，在“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生下的众多皇子中，难免不会出现才能、功业、威望远远超过皇太子的二三佼佼者，夺位的危险就将随时存在，那么，东宫太子将何以自处，如何安其预设的权位？老皇帝在撒手红尘之际，如何能够放心、瞑目？

纵观历代王朝，其实，真正由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并不是很多的。这里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存在着种种变数和不确定性。比如，许多皇后没有生儿子，或者虽然生了儿子却过早地殇亡；有的即使得以顺利地成长，或因君王的好恶，会直接干扰嫡长制的施行；或因对于皇后的感情变化，“爱屋及乌”或者“殃及池鱼”，也会影响到嫡长子的继统；再就是，权奸、藩镇、阉宦、后妃、外戚干政，也是影响嫡长子继承制贯彻实施的重要因素。

祸患的本源，在于君王拥有绝对的权威、无限的权力、巨量的财富，世间一切荣华富贵、物质享受集于一身，而且又能传宗接代。由于王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一切“窥视神器”的人，都不惜断头流血，拼命争夺。这种情况，在上古时期不会发生。韩非子说，古代的帝王，住得朴陋，吃得很糟，穿得更差，就其享用来说，都赶不上看大门的；而且，还要带领民众，苦干在前，弄得大腿、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简直比奴隶还苦。因而，避王位，让天下，原本是为了脱离苦差事，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可是，后世的君王就不一样了，作威作福，坐享其成，那谁还不争呢？这样，争夺储位或者直接抢班夺权，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其五，封建王朝皇权统治与文化传承问题。

我在《驯心》一文中指出，清朝征服者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终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底，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一是不遗余力地处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二是千方百计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俯首就范，心悦诚服地为新主子效力。“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科举制就是以爵禄为诱饵，把读书、应试、做官三者紧密联结起来，使之成为封建士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捞取功名利禄的唯一门径。

但是，这里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难于处置的矛盾，或者说是哲学上的悖论：一方面是治理天下需要大批具有远见卓识、大有作为的英才；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严加防范那些才识过人的知识分子的“异见、异动”，否则，江山就会不稳，社稷就会动摇。最佳的方案，就是把那些“英才”统统炮制成百依百顺、俯首帖耳的“奴才”。在牢笼士子，网罗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是后来居上，棋高一着的。他们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特殊环境中悟解到，仅仅吸引读书士子科考应试，以收买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终身陷入爵禄圈套之中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层面，驯化其心灵，扼杀其个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彻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压迫的意志，死心塌地地做效忠于大清帝国的有声玩偶。

其实，清朝的主子向来就不承认“天王圣明”之外还会有什么“英才”。他们一向厌恶那些以“贤良方正”自居的臣子，尤其是看不上那些动辄忧心忡忡、感时伤世的腐儒、骚客。因为设若臣下可以为圣为贤，或者人人都那么“忧患”起来，那岂不映衬出君王都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宋徽宗那样荒淫无道，说明其时正遭逢乱世吗？乾隆皇帝就否定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他的意思显然是，如果责任都放在村野匹夫身上，那他这个皇帝岂不形同虚设！所以，“圣朝设考”，物色奴才，当无疑义。

在上述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中，我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面的渲染；突破一般的功业成败、道德优劣的复述，大胆引进逻辑学、数学上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愿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从中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通过对封建制度、封建帝王荒诞、乖谬的揭露，对欲望无度与权力无限予以否定，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

当然，这种写作，像文人、政要一样，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小说、电影，特别是热播的电视剧，呈现一种很不正常的倾向：刻意美化封建王朝、封建帝王，把一些残暴、血腥的皇帝，塑造成英明睿智、勤政爱民的君主，着意寻觅一种所谓“人性之美”。我觉得，如果像港台片的“戏说”，那倒还情有可原；可是，他们所标榜的却是“严肃的历史正剧”。本书的写作，就是针对这种倾向，通过深度思考，以哲学的思维、历史的眼光，从“悖论”这一全新的视角，围绕着王朝与皇帝命运这条主线，对诸多热门话题展开剖析、评判，既不是历史事件、为政得失的重复叙述，也并非就事论事的简单批驳。

在写法上，我尝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透过大量的细节，透过无奇不有的色相，透过它的非理性、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东西，唤醒人类的记忆。发掘那些带有荒谬性、悲剧性、不确定性的异常历史现象；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史实丛林，又能随时随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而不是靠着一环扣着一环的史料连接；通过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由感而悟、由情而理地深入到历史精神的深处，沉到思想的湖底，透视历史更深刻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