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啃“硬骨头”

这个阶段，我的散文创作，一言以蔽之，就是写人物。除了两部文学传记，还撰写了多篇人物散文。期间，因为出访过德国的法兰克福和魏玛—歌德的故居与旧游地，写了散文《断念》，还有《未了情》和《爱别离·拟歌德日记》；我还曾前往俄罗斯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瞻仰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墓园，回来后写了散文《解脱》；并且，凭吊过福建长汀瞿秋白烈士的就义地，写了《守护着灵魂上路》。这三位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矛盾与复杂。

前面说过，我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历史上有争议、现实中众说纷纭，性格鲜明、个性突出，阅历丰富、思想复杂、命运曲折，形象多面、蕴涵丰富，可以做多种解读的，亦即所谓“说不尽的历史人物”。我喜欢“啃硬骨头”。因为在这些人物身上有驰骋思辨、大作文章的广阔空间。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索，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的呼唤，都必然会触及哲学的层面，碰到一系列不易把握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即所谓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

而在写法上，我欣赏那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的大写意手法。我平素喜欢看黑白照的人物摄影展。有些是捕捉瞬间形态，作特写式的略带夸张的剪影。记得在一次印度摄影家的个展上，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英迪拉·甘地和特蕾莎修女的几张类似肖像的照片。那凌厉的眼神、刚毅的嘴角，黄昏时节劲拔的身姿，都迸射着英迪拉·甘地这位存有争议的著名女政治家的性格的火花，难怪时人要说她是“一群妇人内阁中唯一的男子汉”；而作为苦难的亲历者与同情者，特蕾莎修女脸上的皱纹、深陷的眼窝和握在眼前的双手，则无言而雄辩地对于凄惶、苦楚作出了最直接、最精彩的宣示。瞬时就是历史，眼角写着沧桑。人生就是这样，小时候喜欢糖球，到老了爱吃苦瓜，因为过来人体验到了苦的真味有胜于甜者。

人们习惯于把托翁与歌德相比：这两位世界级的一流文学大师，都出生在8月28日，都活了八十三岁，而且，伟大的创造力都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同样是贵族，又同样致力于社会改革，同样对大自然有崇高、神秘的体会。歌德看清了英雄人物灵魂深处的幽暗，托翁则主动放弃了英雄式的伟大，而向往着成为一个普通农民。作为世界文坛泰斗，他们都具备超越时空的生命实质，亦即无穷的艺术创造的魅力与活力。这样，“人虽然死了，但他与世界的联系继续对人类发生着影响，其程度不限于他生前的，而且还要大得多，这影响随着他的理性与爱而增强，并且像一切生命一样成长着，既没有停顿，也没有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蒙田语）

歌德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面世之后，赢得了普遍的赞誉，特别是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予以激赏。凭借他的推毂，歌德得以出任枢密院顾问官以及军务大臣、筑路大臣。他分管的事情很多，从参加欧洲宫廷间的政治谈判，到重新开发伊尔梅瑙的矿藏，直到制订防火条例这些细事。在种种世俗的诱惑面前，他狠了狠心，“砰”的一声关上了诗坛文苑的大门，雄心勃勃、兴致冲冲、踌躇满志地投入到繁杂艰巨的政务中去。

但他逐渐地发现，事情绝非像他所想得那么顺遂，越来越感到工作艰难，力不从心；这样一来，对于公国的变革也就逐渐地丧失了热情以至信心。也就是这个时节，来自宫廷的恶意中伤如蜂蝗骤至，使他感觉到“像一只被乱线缠住了的小鸟”，插翅难飞；“箍在身上的铠甲变得越来越紧”。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在过了三十一岁生日之后，他首次进入伊尔美瑙西南部林区，穿过茂密的枞树林，登上了峰顶基尔克汉，投宿在圆形山顶上的猎人小木楼里。此刻，星月皎洁，万籁无声，他随口吟诵出那首名诗：“群峰/一片沉寂/树梢/微风敛迹/林中/栖鸟缄默/稍待/你也安息”，并把它写在木板壁上。

作为一个狂飙时代的激情诗人，整天委身于极端琐屑的事务，已经是难为他了；何况，还受到宫廷保守势力的层层包围，怎能不陷入矛盾、痛苦的旋涡！“稍待，你也安息”，正是一种断念、一种割舍、一种新的意志的胎息。

他曾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人有许多皮要脱去，直到他能把握住自己和世界上的事物时为止。确实地告诉你说，我在不住的断念里生活着。这却是一个更高的力的意志。”这里道出了歌德生命哲学中一个核心思想。所谓断念，决非简单的自我限制，而是对高于自我的意志——“更高的力的意志”的服从，或者说，对不可探究的事物的敬畏。在歌德看来，人的能力固然是一天天地扩大，宇宙间却总还存留着大量人力所不能及的事物，人们应该敬畏这些神秘，承认这些无奈。

实践已经无数次证明，一个创造力过于旺盛、成就过于丰厚的人，所遇到的现实环境往往是啬吝的、贫瘠的。历史上不知有多少英杰之士在这里陷于绝境。歌德却是以其苦涩的智慧和稀有的自制力，度过许多濒于毁灭的险境，完成他光华四射的一生。

“我们身体的以及社交的生活、风俗、习惯、智慧、哲学、宗教，甚至一些偶然的事体，一切都向我们呼唤，我们应该断念”。歌德认为，“人不可能成为上帝”，越是具备理想性格的人，就越要历练人生，克制欲望；情感有多丰富，欲望有多炽烈，自制力就需要有多强，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一种稳定发展的张力。“若是任性下去，恐怕要粉碎了一切。”

掌握了这些，我们对于浮士德在《书斋》一幕中的痛切呼喊，就有了更深切的理解：“你应该割舍/应该割舍/这是永久的歌声/在人人的耳边作响/它在我们整整一生/时时都向我们嘶唱”。这种歌声是一种永恒的召唤，每到关键时刻，特别是当情感与理智发生碰撞的时节，它就会骤然响起，像警钟、号角一样，化解着种种矛盾。

在艺术方面也应如此。“限制着自己，使自己就局限在一两个方面，挚爱着它们，依恋着它们，从不同角度揣摩着它们，和它们融成一体——我们就是这样出脱成一个个诗人、艺术家的。”以理智驾驭情感，这种意向贯穿在歌德的一系列重要作品之中。且看他的三部小说：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夏绿蒂之所以能够顺利闯过情感的旋涡，正是理智作用的结果；而维特之所以自杀，则肇因于情感冲毁了理智的堤坝。《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主人公威廉，开始时一任情感的潮水放纵奔流，干了许多蠢事，结果遭到失败，待到他接受了以往的教训，懂得控制自己，最后便获得了成功；而陷入情感泥淖中不能自拔的迷娘，最后只能自食其果。《亲和力》中同样体现了作者明显的道路抉择与价值倾向：主理者得以存活；滥情者遭致覆灭。

说到断念，人们都会记起在歌德成长的关键时期，对他影响至深、有“精神教母”之称的施泰因夫人。歌德一到魏玛，很快就结识了这位不平凡的女性。当时她已三十三岁，并且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作为宫廷命妇，正处于心智发达、阅历丰富的成熟季节。而歌德只有二十六岁，意气风发，激情澎湃，拥有冲天的抱负和用不完的劲儿。两人相互欣赏，相辅相成，歌德为施泰因夫人的过人才智、超群魅力、高雅而冷艳的气质所吸引；反过来，这位一直郁郁寡欢的女性的生命力，也被歌德的翩翩风度和炽烈的“情感炸弹”、“言词野火”激活了。从而，双双坠入了爱河。在爱情的滋润下，歌德这一阶段的抒情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他曾为施泰因夫人写了许多优美动人的情诗。十二年间，歌德总共给她写了一千七百多封信。这再次证明了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

在歌德的情人中，施泰因夫人是唯一能够创造一种使那分裂为二的灵魂得到憩息的气氛的。这位“精神教母”能够以其过人的理智与定力，使得经常处于激情磅礴、躁动迷狂状态的天才诗人，通过她的温情抚慰与良言解劝而宁静下来。当然，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镇静剂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使天才诗人那颗烦躁不安的心平静下来，开始追求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和创作风格，避开宫廷斗争的旋涡从而免遭伤害；同时，也会使得他的澎湃的狂涛屡经退潮之后，失去卷土重来的活力，从而直接影响到对于施泰因夫人自己也激情不再。

终生都在向往远方，永远不肯固守一个方面，也许是一切天才，甚至所有创造者的个性特征，歌德自然也不例外。施泰因夫人的悲剧，正在于她所扮演的角色，作用与能量是有限的，时间的长度也早有安排。当那个走上政坛的“狂飙诗人”需要一个姐姐兼情人、谋臣兼教母的特殊时期结束之后，她这个肉体的长随、灵魂的护士，在留下理性启悟、生命体验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情人的风姿与魅力。结果，歌德在他任职魏玛的第十二个年头，出人意外地偷偷潜往意大利，不辞而别，将施泰因夫人重新抛回到孤独与暗淡之中。显然，这一举措既是为了脱离恼人的官场、险恶的环境，又是出于对往日情人的厌倦与规避。作为一种合力，两种因素推动了这次的远行。

应该说，此番断念与割弃，既不是肇始，也并非终结。就他的人生轨迹来剖析，平面上的直线运行是绝少的，多数情况下都是呈回旋、轮转、波折、升华等形态。伴随着一次次的断念与割舍，歌德实现了一次次的新的开始、新的跃升。这种现象，同虫蛹化蛾、龙虾脱壳、蝮蛇蜕去旧皮之后，实现新的演变与成长极其相似。

在八十三载的漫漫人生历程中，歌德老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是建立在内心不断地克制之上的。他从一个用热情支配一切的狂放的人，变成一个比热情更可宝贵的“责任”的人，克制的人。他每逢对自己克制一次，便会进入一种新的境界，得到一次新的发展。因而，即使到了暮年，人们仍然看不出他有丝毫的衰飒、颓唐之气。他带给人们一种重新回归本真自我的可能。他之所以被许多人奉为“最好的人的榜样”，就因为他是一个“人”——这是拿破仑对他的评价。唯其是一个“人”，他才被认同有血有肉、有精神、有灵魂；也唯其是一个“人”，才使我们想到，他和其他生物一样，有生长，有变化、有波折，体现出精神的复杂性、丰富性。

完成于2007年的历史文化散文《断念》，形象地刻画了这位绝代天才（主要是后半期）的生命历程与精神世界。

与此可以视为姊妹篇的《解脱》，则是另一位绝代天才的生命书写。

高尔基说过，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所有伟大人物中最复杂的人”，他的内心深处升腾着错综而深刻的矛盾，甚至形成了无解的悖论。

托翁并非革命者，但他却是地主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曾直接点名痛斥历代沙皇，在他们头上分别冠以“残忍的”、“愚昧的”、“丑恶的”、“粗暴而昏昧的”的定语，这在那些把沙皇看作“亲爱的父亲”、“慈悲的天主”的臣仆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无法无天。可是，同时他又是革命斗争道路的死硬的反对派。他的性格中存在着分裂的“两重性”：一方面，同情农民，憎恨农奴制；另一方面，却又极力反对以革命方式消灭这一罪恶的制度。

他是沙俄帝国秩序的勇敢的揭露者，对“吃人”的农奴制度和整个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恨入骨髓；可是，却奉行“勿以恶抗恶”的哲学，主张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来改造现实社会。在他看来，以恶抗恶只能互相伤害，使恶步步升级；“手段的卑劣不可能导致目的的崇高”；“在血泊之上，营建不起来一个纯洁的天国”。他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点：“真正的进步是很缓慢的，因为这取决于人们世界观的转变，这是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在《告政治家书》中，他形象地叙说：“这将是完满之至了，如果人们能够在一霎间设法长成一个森林。不幸，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要等待种子发芽，长成，生出绿叶，最后才由树干长成一棵树。”

这样，现实所应该做的，就是走“道德复活”之路，使私有者自愿放弃权利与特权。

他相信：“总有一天，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个时代不可阻挡地必将到来，因为在所有人的灵魂中所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们尽其所能，以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为此，他让《复活》中男女主人公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复活”。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即使在俄国这样具有浓厚的宗教传统的国家，托翁所倡导的自我更新、自我拷问、自我鞭挞、自我完善的理想，也并不为大众所接受。

基督的博爱、孔子的仁义、老子的无为、叔本华对生命目的和意义的叩问——东西方的宗教和哲人的思考，最后都被托翁融汇在“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之中，有人迳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在托翁的观念里，社会改造问题成了一个纯粹的伦理道德课题。这样，囿于天真、梦幻的信念，只能怀着对“大规模的暴风雨”的恐惧，天天肩负着自制的十字架，对自己轮番展开无休止的剧烈斗争。在托翁的世界观中，真正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幼稚的乌托邦幻想合而为一。他在宗教信仰上反对暴力，奉行“勿以恶抗恶”的哲学思想；可是，回到现实生活中却支持农民行动起来反抗农奴主的压迫。当他看见村中穷苦农民为牛羊、锅釜被抢走而哀哀啼哭的时候，他愤然面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衙吏，呼喊起“复仇”的口号。特别是他的作品所蕴涵的旨在推翻专制、腐朽的社会制度的爆炸性力量，更使这种叛逆精神、正义立场彰显无遗。

同样的矛盾也反映在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方面。罗曼·罗兰指出，在托尔斯泰身上，艺术家的真理与信仰者的真理未能完满的调和；二者的统一只存在于他的艺术与生命的悲剧之中。他强调艺术的宗教指向，认为“艺术应当铲除强暴，它的使命是要使天国，即爱，来统治一切”；他为自己的有些作品无补于“天国的统治”而感到愧憾。但在他的生命途程中，艺术之路与信仰之路是并行而分割的，前者顺畅发达，后者崎岖险阻。当看到他醉心于宗教信仰和道德自我完善的投入，欧洲的艺术家包括重病在身的屠格涅夫都吁请他“重新回到文学方面去”。事实上，即使是晚年的托翁，也并没有真正地委弃艺术——自己赖以存在的理由。这样，就在他的心灵深处，宗教与艺术胶葛重重，燃烧着痛苦的火焰。

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语），托翁这种矛盾的人生，折射出俄国革命的复杂性；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人性与神性的纠缠，生活和理想的龃龉，使他陷入了出走、决裂、解脱与留恋家庭、关怀妻子中间依违两难的困境。他一直在家庭之爱与上帝之爱中间徘徊。他对妻子的既怜爱又反感的矛盾心情，笼罩着整个后半生。他们夫妇各自坚守着高过于自己生命的东西——托翁维护他的至高无上的精神、信仰，守护着他的灵魂的圣洁；而作为家庭主妇，夫人索菲娅考虑的则是一家人的生计，孩子们的现时健康与日后前程。

这些错综复杂、难剪难理的矛盾，积聚在心头，如同利刃切割，烈焰炙烤，把托翁折磨得烦躁不堪，连片刻清净都难以得到。而庄园与家庭——这从前的避风港、安乐窝、温馨的爱巢，更成了他心灵的牢狱，恨不得立刻就远远离开。不堪痛苦的折磨，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年，托翁一直在探求着解脱之路。认识到，只有离家出走，才能摆脱上流社会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才能同这个“被疯狂包围”的“老爷们的王国”彻底决裂。他说：“这个家每时每刻都逼得我痛苦不堪，使我哪怕连一年合乎人性、合乎情理的生活都不能过。”他的理想去处，是偏僻的农村茅舍，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而这一切，都是家人、亲属所无法理解的。为此，他在家里，精神上处于极端孤立状态，而且愈演愈烈。

我自认，在《解脱》一文中，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的深刻性、复杂性、多面性得到了充分的映现。

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瞿秋白烈士的散文，原因也在于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复杂性，特别是关于《多余的话》争议甚大。恰好，2007年有闽西之行，我特意在长汀住了几天。我想在满是伤痛的沉甸甸的历史记忆中，亲炙烈士的遗泽，体会其独特而凄美的人生况味，对这位内心澎湃着激情，用生命感受着大苦难，灵魂中承担着大悲悯的思想巨人，作一番近距离的探访，走进他的精神深处，体验那种灵海煎熬的心路历程。

如所周知，秋白同志走上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是在斗争环境错综复杂，而共产党正处于幼年的不成熟时期。就其气质、才具与经验而言，他确实不是最理想的领袖人选。但形格势禁，身不由己，最终还是负载着理想的浩茫，“犬代牛耕”，勉为其难。他没有为一己之私而消解庄严的历史使命感。结果演出了一场庄严壮伟的时代悲剧。

不幸被捕之后，他的心境是无比沉重的。想到为之献身的党的事业前路曲折、教训惨重，他忧心忡忡；对于血火交迸中的中华民族的重重灾难，他痛彻心肺，深切反思。他以拳拳之心，“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感到有许多话要说，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可是，处于铁窗中不宜公开暴露党内矛盾的特殊境况，又只能采取隐晦、曲折的叙述策略。在语言的迷雾遮蔽下，低调里滚沸着情感的热流，闪烁着充满个性色彩的坚贞。他因承荷重任未能恪尽职责而深感内疚；也为自己身处困境，如同一只羸弱的病马负重爬坡，退既不能，进又力不胜任而痛心疾首。这样，心中就蓄积下巨大而深沉的痛苦。

至于一己的成败得失，他从来就未曾看重，当此直面死亡、退守内心之际，更是薄似春云，无足顾惜了。即使是历来为世人所无比珍视的身后声名，他也同样看得很轻，很淡。真，是他的生命底色。他把生命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有时达到过于苛刻的程度。为着回归生命的本真，保持灵魂的净洁，不致怀着愧疚告别尘世，他“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想要“说一些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于是，以其独特的心灵体验和诉说方式，留下了这篇《多余的话》，向世人托出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自我，对历史作出一份庄严的交代。

他的信仰是坚定的，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否定革命斗争的话，但也不愿挺胸振臂作英烈状，有意地拔高自己。他要敞开严闭固锁的心扉，显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当生命途程濒临终点的时候，他以足够的勇气和真诚，根绝一切犹豫，把赤裸裸、血淋淋的自我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毫不留情地剖析和审判。在敌人与死神面前，他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硬汉子；而当直面自己的真实内心时，他同样是一个真正的强者，真正的勇士。

一端是当年的汀州狱所，一端是罗汉岭前的刑场——往返于这段不寻常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迂回婉转的《多余的话》与显现着劲节罡风的慷慨捐躯，不也同样构成了相映生辉的两端吗？它们所形成的色彩鲜明的反差，恰恰代表了秋白烈士的两种格调、两种风范的丰满而完整的形象，展现出这位“文人政治家”的复杂个性与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

人之不同，其异如面。有的单纯，有的驳杂；有的渊深莫测，有的一汪清浅。而在复杂、内向的人群中，许多人由于深藏固闭，人格面具遮蔽过严，他人是无法洞悉底里的。作为赋性深沉的时代精英，秋白可说是一个例外。

在毕命前夕，他即使不愿作惊风雨、泣鬼神的正义嘶吼，也完全可以选择“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沉默。可是，他不，偏偏以稀世罕见的坦诚，毫不掩饰、一无顾忌地展露自我，和盘托出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多棱多面的个性特征——沉重的忧心与大割大舍大离大弃的超然，执着而坚定的信念与苦闷、困惑、无奈的情怀，高尚的品格与人性的弱点，夺目的光辉与潜伏的暗影，……

犹如悬流、激湍是由水石相激而产生的，这种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产物。秋白烈士以文人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种种尖锐的内在冲突，诸如非自觉的积习与自觉的理智，一己之所长与整体需要，自我精神定向与社会责任，结构决定性与个人主体性之间所形成的内在矛盾，等等。而他的出处、素养、个性、气质，更为这种矛盾冲突预伏下先决性因子。他是文人，却不单纯是传统的文人或现代知识分子，而是革命文化战士；他是政治家，却带有浓重的文人气质，迥异于登高一呼，叱咤风云的统帅式人物。这样，也就决定了他既能毫无保留地献身于革命事业，却又执着于批判精神、反思情结、忏悔意识、浪漫情怀等文人根性，烙印着现代知识精英的典型色彩。可以说，这是使他困扰终生的根本性矛盾。

长期以来，时代已经确认了那种义薄云天、气壮山河的豪情壮举，应该说，在这方面，他是做得足够完美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还同时作了一番洞见肺肝的真情倾诉，并以充满理性光辉甚至惊世骇俗的话语，进行深沉的叩问和冷静的思考。——这就突破了既成的思维定式，有些不同凡响了。特别是当他论及那些颇具风险性、挑战性的话题时，竟以十分浓重的艺术气质，注入了颇多的理想成分、感情色彩与个性特征，这样，就难免为“不知者”目为异端，最后遭到种种误读和批判。

其实，非此即彼、黑白绝对的思维逻辑，并不能真实认知事物的本质。“光明的究竟，我想决不是纯粹红光”（瞿秋白语）。《马赛曲》、《国际歌》，英风豪迈中不也洋溢着动人心弦的悲壮与低回婉转的深情吗？从美学角度看，这丰富而复杂的人性，比起简单、纯粹来，更容易产生一种人格魅力和强大的张力，吸引人们去思索，去探究。

身为中国大变革时期的探索者、先行者，秋白烈士张扬了真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具有常说常新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我相信，即使再过去七十年以至七百年，他还会成为含蕴深厚的话题，令人回味无穷，盛说不衰。同样，他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莫说当时，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关于灵魂、关于人生、关于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等世纪命题，仍然有着广阔的阐释论域和颇多的待发之覆，从而为现代思想史留下鲜活的印迹，足以抗拒时间的流逝，恒久地矗立于历史深处。

……

历经了一场灵魂的煎熬，那郁塞于胸间的一腔积愫已全盘倾诉出来，现在，他才真正感到彻底地获得解脱，从而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超然。他早已超越于生死之外了。昨晚，当获知蒋介石的密令已到，刽子手即将行刑时，显得异常平静。他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然后就安然睡下，迅即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

晨曦悄悄地爬上了狱所的窗棂，屋里倏然明亮起来。他心中想着：这世界对于我们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当然，任何美好事物的争得，都须偿付足够的代价。为此，许多人踏上了不归之路。

这样，他，也就守护着灵魂上路了。

一袭中式黑色对襟衫、齐膝的白布短裤，长筒线袜、黑色布鞋，目光里映射着理想的幽深，香烟夹在指间，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尽管结核病已经很重了，几个月的心力交瘁更折磨得他十分虚弱，可是，看上去，仍然是那么伟岸，洒脱。

走出大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院落，又向荷枪环伺的军人扫视了一下，嘴角微微地翘起，似乎想说：敌人的如意算盘——征服一个灵魂、砍倒一面旗帜、摧毁一种信仰，已经全然落空；得到的只是一具躯壳。可是，“如果没有灵魂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途经中山公园，他见凉亭前已经摆好了四碟小菜和一瓮白酒，便独坐其间，自斟自饮，谈笑自若。他问行刑者：“我的这个身躯还能由我支配吗？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原来，就连这具躯壳，他也要奉献给人民。接着就是留影——定格了他最后的风采：背着双手，昂首直立，右腿斜出，安详、恬淡中，透露出豪爽而庄严的气概，一种悲壮、崇高的美。路上，他以低沉、凝重的声音，用俄语唱着《国际歌》，呼喊着“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了罗汉岭前，他环顾了一番山光林影，便盘膝坐在碧绿的草坪上，面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含笑饮弹，告别了这个世界。

此刻，“铁流两万五千里”的中国工农红军，正进行着一场震古烁今、名闻中外的伟大长征。而被迫离开革命集体的秋白同志，在这长仅千余米的人生最后之旅中，也同样经受着最严酷的生命与人格的考验。“咫尺应须论万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伟大长征。

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也是最为严峻的试金石。他以一死完美了人格，成全了信仰，实现了超越个人有限性的追求。烈士的碧血、精魂，连同那凄婉的“独白”，激越的歌声，潇洒从容的身姿，在他短暂而壮丽的人生中，闪现着熠熠光华。

对于他，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