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少帅写心

为少帅写心

我一向认为，一些有价值的具有永恒魅力的精神产品，解读中往往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艺术的魅力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有时连艺术家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最终答案。布莱希特在谈到自己的“叙述性戏剧”时说，他不热衷于为戏剧人物裁定种种框范，包括性格框范在内，而把他们当成未知数，吸引观众一起去研究。

张学良就是一位具有无限的可言说性的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记、口述历史、回忆录，很多很多，可是，并没有穷尽其丰富内涵，仍然有着巨大的叙述空间。

首先，他是一个真正的谜团，其间有着谜一般的代码与能指，可予破译，可供探讨，可加辨析。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他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人生道路与奇诡瑰异的命运抉择，充满了难于索解的悖论，存在着太大的因变参数，甚至蕴涵着某种精神密码。

其次，他是成功的失败者。他的一生始终被尊荣与耻辱、得意和失意、成功与失败纠缠着。他的政治生涯满打满算只有十七八年，光是铁窗岁月就超过半个世纪。政治抱负，百不偿一。为此，他自认是一个失败者；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多少“政治强人”、“明星大腕”，及其得意，闪电一般照彻天宇，鼓荡起阵阵旋风、滔滔骇浪，可是，不旋踵间便蓦然陨落。一朝风烛，瞬息尘埃；而张学良，作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被列入“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华民族将千秋铭记他的英名，他的伟绩。这还不是最大的成功吗？

其三，张学良并非完人，更不是一个圣者，以他的本性，即使想“圣”也“圣”不起来。一生中，他做的事不算多，可是，多数都干得有声有色，有光有热，刻下了历久弥新的印记。他的平生可议之处颇多。曾经颂声载道，又背过无数骂名。他抱着“行藏在我，毁誉由人”的超然态度。对于他的举措，人们未必全然赞同；但说起他的为人，他的丰标，他的器度，无不竖起拇指，由衷地赞佩。他的信仰是驳杂的，但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能够终始如一，表里一致，之死靡他。

其四，同历史上的大多悲剧人物一样，张学良也是令人大感伤、大同情、大震撼的。他的百岁光阴，充满了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确是一部哀乐相循、歌哭并作、悲欣交集的情感标本与人生型范。在人生舞台上，他作了一次风险投资，扮演了一个不该由他扮演的角色，挑起了一份他无力承担却又只有他才能承担的历史重担。

其五，张学良之成为一个言说不尽、历久弥新的热门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独特的人格魅力，他的充满张力的不可复制的自我，他的迥别寻常的特殊的吸引力。他是那种有快乐、有忧伤、有情趣、有血气、个性鲜明、赢得起也输得起的人。而且有一颗平常心，天真得可爱，让人觉得精神互通。他既有青少年时代“不知今夕何夕”的忘我狂欢，像汉代杨恽所说的，“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有“哀乐中年”的志得意满、纵情欢笑，乐极生悲、忧愤填膺，以及苦中求乐、强颜欢笑；更有晚年的忘怀得失，超脱于苦乐、哀荣之外的红尘了悟，自得通达。作为性灵的展现、情思的外化，这一切，都是意趣盎然、堪资玩味的。

其六，我写他，还有一点特殊原因，就是我们是同乡，所谓“桑梓情缘”。我的故园大荒乡后狐狸岗屯，离张学良将军的出生地桑林子乡詹家窝棚只有十几公里，小时候到那里去过。当地乡亲讲过许多关于他的轶闻趣事；我的族叔和塾师，同东北军有过交往，而且都见过张将军本人。乡关故旧，对他的人格与德政赞佩有加，每当说起他来，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怀念之情，亲切地称之为“少帅”，里面夹杂着几分同情，几分惋惜，几分悲愤，几分赞佩。

1994年，我曾有美国之行，一到旧金山，就受到张将军的挚友、早年曾经共掌东北大学学政的宁恩承先生的热情接待。交谈中，得知将军正在夏威夷度假，而我们最后一站恰好在这里，因而提出请宁老斡旋设法见他一面的请求。宁老说：“思乡怀土，是汉公终生难以解开的情结。他曾多次对我说，最想见的是家乡那些老少爷们儿。同乡亲叙叙旧，应该说是他的暮年一乐。但是，毕竟已经是风烛残年，一点点的感情冲击也承受不起了，每当从电视上看到家乡的场景，他都会激动得通夜不眠，更不要说直接叙谈了。因此，赵四极力阻止他同乡亲见面，甚至连有关资料都收藏起来，不使他见到。”

看到我们失望的神情，老人突然问了一句：“你们在夏威夷能住几天？”

我答说，计划是三天。

“时间也许还够用。”说着，宁老引我注目窗外，说：

“汉公的寓所前面，也有这样的草坪，那里紧靠金色海滩。他每天傍晚，都要在海滩闲步，或者坐着轮椅出来。你只要细心一点就能发现。发现他以后，你们几个人就大声嚷嚷，随便说些什么都行。你的乡音很重，就由你来唱主角。估计不用多长时间，汉公就会发问：‘你们从哪儿来？’你就可以回答：‘我们是中国辽宁的，从沈阳来。’他立刻就会问：‘听你的口音很熟，你是哪疙瘩的人？’你就如实说是盘山高平街（高升镇旧称，“街”读音为gai）的。他马上会说：‘噢，我们是乡亲哩！’紧接着就会请你们上楼，唠唠家乡的嗑儿。”

我们顿时活跃起来，齐声称赞宁老定计高明。老人叮嘱我们：“见上一面就很不容易了，时间可不能长啊，以免汉公过分劳累；还有，谁也不能泄露天机，不许提我宁某人一个字，否则，你们走后，赵四就会打来电话，向我兴师问罪。”我们唯唯承诺，带上宁老提供的张家住址，继续上路，先后到了纽约、华盛顿、洛杉矶。一路上，我反复思考着会面时同汉公谈些什么——自然要说说家乡的巨大变化；还要告诉他，医巫闾山翠秀依然，先人的庐墓已修葺一新；他的旧居门前那棵老柳树，虽已老态龙钟，风姿却不减当年，旁边的水井完好如初，屋后那棵百多年的老枣树，至今还是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我要告诉汉公，家乡父老盼哪，盼哪，天天都盼望着他能回去看看。

十天后，我们取道旧金山，准备转乘飞机前往夏威夷。行前，同宁老握别。老人说，前天同汉公通过电话，近日他稍感不适，晚间偶有微热，看来三五天内不能出去，也不可能会见客人，真是太不凑巧。我们自然是深感失望，但以汉公的健康为重，又只能作罢。就这样，缘悭一面，最后竟失之交臂。

2006年初，应大连白云书院之邀，我曾作过一次《话说张学良》的学术报告。按照听众要求，我讲了六个方面内容：何所据而言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蒋介石终身监禁他的缘由；九一八不抵抗的真相；张学良的人格魅力与个性光彩；他的情感世界；他为什么终未还乡。后来，《都市美文》杂志将它全文刊载。这个刊物同国内最大的期刊网站——国际龙源期刊网合作，向海内外发行了网络版。据统计，从2005年11月1日到2006年10月31日，海外读者浏览最多的一百篇文章中，《话说张学良》排名第一。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带来一种动力。这样，就有了以张学良为题材的写作构想。

这一写作，前后历经八年，共分四个阶段：首先是，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搜集素材、阅览资料、访察故地、梳理思路；第二段，是写作五篇文化散文：《张学良读明史》、《将军本色是诗人》、《不能忘记老朋友（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友谊）》、《良言美语（张学良与宋美龄）》、《尴尬的四重奏（张学良与郭松龄）》，分别发表在《十月》、《散文》等文学杂志上，获得散文界的好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列出提纲，着手策划《张学良人格图谱》的写作，总共完成十五篇，2009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是为第三段；尔后，又经过几年的沉淀，在听取评论家、出版界和读者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对这部书稿做了较大规模的补充、增订，全书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于2014年，青岛出版社以《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付梓。

说过了张学良传的“前世今生”，我想回顾一番写作过程中的复杂心境。对于那些有机缘同汉公直接接触的写作者，我是既羡慕又“嫉妒”的；而当展读他们记述汉公行藏身世、生平事迹的著作，则心怀感激与敬意，——正是拜他们之赐，才有机会掌握那么多丰富而翔实的史料，从而获得进行深入研究、探索的方便条件。世间多少英雄豪杰、名流耆宿，由于载记不足而形象模糊、事功奄忽，每每让人临风痛惜，抱憾无穷。就这点来说，张学良是无比幸运的。不过，在感激与庆幸的同时，我也常常怀有不甚满足、颇感歉憾的心情，总觉得许多传记只是着眼于行迹、事件的揭示，而忽略了人物的内在蕴涵，“取貌遗神”，缺乏鲜活的生命状态，漏掉了大量作为文学不可或缺的花絮与细节；尤其缺乏对于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与挖掘。

当然，作为史著也只能如此。唐·刘知几有言：“史书者，记事之言也”。而我是想以文学形式为汉公立传。“文学是人学”，自然不能停留在事实的层面上，它要拓展人的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它要透过事件、现象，发掘出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作为文学作品，还须采用文学手法，驱遣文学语言，借助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它不仅要有形象，还要写出象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历史强调叙事的客观性，而文学主观色彩鲜明，所谓“须教自我胸中出”，“诗文无我不如删”。就是说，在文史联姻中，客观与主观二者应该结合起来。

我有一个说法，叫做“为少帅写心”。所谓“写心”，也就是着眼于展现传主及有关人物的个性特征、内在质素、精神风貌、心灵境界。这也就决定了，写法上不可能是须眉毕现，面面俱足，而应是努力追求清人张岱所说的“睛中一画、颊上三毫”的传神效果。如果读者叩问：《成功的失败者》何以区别于其他传记？这可视为主要一点吧。当然，这种文学境界，属于高标准的愿景，是很难达致的。在作者来说，起码是一个悬鹄：“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在《张学良：人格图谱》的题记中，我曾经说过，尽量不与其他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重复。此语，现在我还坚持，但须加以说明，因为重复与否，有个如何看待、怎么认定的问题。喜庆筵席上有一道常见的必备菜——“四喜丸子”，相传是由唐朝名相、著名诗人张九龄始创的。所用原料，当日张相爷的和我们今天的不会有本质不同；但是，由于烹饪技法、作料添加、火候掌握上存在着差异，味道肯定不一样。与此类似，为同一个人立传，叙述的史实、应用的素材互有雷同，在所难免，甚至是必然的；而视角、立论如何，史观怎样，作者是否有独特发现，所谓“独具只眼”，则决定着传记品位的高下。

我的目标是向读者托出一个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我要挖掘张学良的精神世界，写出一部心灵史。也就是在讲述他的人生轨迹、行藏出处的同时，写出他的个性特征，并且从人格层面上揭橥他之所以具有如此命运、人生遭际的原因。书中，我泼洒大量笔墨书写他的个性、人格。比如，在《人生几度秋凉》一章中，写他在河南牧马集车站同老大娘的挥泪交谈，透露出他的侠骨柔肠，他的正义感和血性；在台监禁期间，当蒋家父子迫于舆情压力要他在阳明山选址建房时，他却提出住在墓地旁边，以发泄其怨愤情怀，显现玩世不恭态度；在夏威夷的祝寿会上，同五弟开玩笑，同记者们调侃，都反映出他的幽默、旷达，富有情趣。其他有关章节，在同周恩来、郭松龄、蒋介石、宋美龄、蒋四小姐、于凤至以及溥仪、土肥原等众多人物的交往中，也都显现出他的鲜明个性。至于写诗、读史、看戏、戒毒、庆生，也都是个性或人格的展露。

张学良的性格特征是极其鲜明的，属于情绪型、外向型、独立型。一是活泼，好动，反应灵敏，喜欢与人交往，情绪易于冲动，兴趣、情感、注意力容易转移；二是正直、善良，果敢、豁达，率真、粗犷，人情味浓，重然诺，讲信义，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在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三是胸无城府、无遮拦、无保留、“玻璃人”般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而另一面，则不免粗狂，孟浪，轻信，天真，思维简单，而且我行我素，不计后果。

这种性格和气质，有一定的先天因素，而更多的是受一定思想、意识、信仰、世界观等后天因素的影响，它们制约着张学良的行为，影响着他的命运——休咎、穷通、祸福、成败。探索张学良的个性的形成，是读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我在《成功的失败者》一章中，从他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社会交往、人生阅历四个方面加以剖析，四者互为作用，形成一种合力，激荡冲突，揉搓塑抹，最后造就了张学良的多姿多彩、光怪陆离的杂色人生。

他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军阀家庭。父亲张作霖由一个落草剪径的土匪头子，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学良从青少年开始，就把父亲奉为心中的偶像，在接过权势、财富和名誉、地位的同时，也承袭了乃父的自尊自信、独断专行、争强赌胜、勇于冒险的气质与性格。关于社会交往，无论是在奉天，还是在北京、天津，活跃在他的周围、与他耳鬓厮磨的，大体上是四种人：军阀将领；贵族子弟（如“民国四公子”），有的是花花公子；文人墨客，多为知名演员、画家、记者；千金小姐，像宋美龄等知心女友以及他的若干情人，里面大多是他的“粉丝”。在这几种人中，不少是说干就干、目无王法、指天誓日、浑身充满匪气的“草莽英雄”，或者挥金如土、仗义疏财、脱略世情、游戏人生的豪侠之士，这对于他的影响是很深的。

再看文化背景，也就是一定文化环境影响下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有一句十分精辟的话：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张学良经受过中西文化、新旧思潮的激烈冲击、碰撞，使其思想观念十分驳杂，既有忠君孝亲、维护正统、看重名节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旷怀达观、脱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庄、佛禅思想的影子；既有流行于民间和传统戏曲中的绿林豪侠精神，“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宁可人负我，决不我负人”，侠肝义胆，“哥们儿义气”；又有个人本位、崇力尚争、个性解放，蔑视权威的现代西方文化特征。赵四小姐说得很形象：“汉卿是三教九流，背着基督进孔庙。一说话就常说出儒家的思想；可是，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又类似于庄禅。”这种中西交汇、今古杂糅、亦新亦旧、半洋半土的思想文化结构，带来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让矛盾与悖论伴随着他的整个一生。

人生阅历对于性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他年未弱冠，即出掌军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将、中将、上将，最后成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路上，春风得意，高步入云，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炼与颠折，而多了些张狂与傲悍；加上深受西方习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较简单，经常表现出欧美式的个人主义、英雄情结和热情豪放、浪漫轻狂的骑士风度。他父亲的江湖习气、雄豪气概，倒是承继了下来，而其狡黠奸诈，老谋深算，厚颜无耻，反复无常，却抛在了一边。从做人方面讲，当然可取；但要应对当时复杂多变、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就力难胜任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掌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

写作张学良传记，在实际动笔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文体定位问题。我所要写的是散文，是文学，而不是历史，不是一般的传记。我不单是叙事，主要是写人，要进行心灵发掘，展示人物个性。这样，就必须借助于心理描写、形象刻画和广泛联想等文学手法。

我写张学良在夏威夷威基基海滩上漫游：

夕阳在金色霞晖中缓缓地滚动，一炉赤焰溅射着熠熠光华，染红了周边的云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沐着和煦的晚风，张学良将军坐着轮椅，从希尔顿公寓出来，穿过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黄灿灿的海滨行进着。

他从大洋彼岸来到夏威夷，仅仅几个月，就被这绚丽的万顷金滩深深地吸引住了，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来消遣一段时间。

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聚集着五大洲各种肤色的游人。客路相逢，多的是礼貌、客气，少有特殊的关切。又兼老先生的传奇身世鲜为人知，而他的形象与装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象中的体貌清奇、丰神潇洒，所以，即便是杂处当地居民之中，也没有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老人很喜欢这种红尘扰攘中的“渐远于人，渐近于神”的恬淡生活。

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他像一只挣脱网罟、栖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唐·吉诃德，后来化身为戴着紧箍咒、压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脱离红尘紫陌、流寓孤岛的鲁滨孙。

初来海外，四顾苍茫，不免生发出一种飘零感。时间长了逐渐悟出，飘零，原本是人生的一种“根性”。古人早就说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无依的弹丸嘛！

涨潮了，洋面上翻滚着滔滔的白浪，涛声奏起拍节分明的永恒天籁，仿佛从岁月的彼端传来。原本有些重听的老将军，此刻，却别有会心地思忖着——这是海潮的叹息，人世间的一切宝藏、各种情感，海府龙宫中都是应有尽有啊！

这么说来，他也当能从奔涌的洪潮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风呼林啸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疲惫了的灵魂，要安顿也是暂时的，如同老树上的杈桠，一当碰上春色的撩拨，便会萌生尖尖的新叶。而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的岁月难过得多，它是一剂沁人心脾的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恸掺合着三分自惩。

人到老年，生理和心理向着两极延伸，身体一天天地老化，而情怀与心境却时时紧扣着童年。少小观潮江海上，常常是壮怀激烈，遐想着未来，天边；晚岁观潮，则大多回头谛视自己的七色人生，咀嚼着多歧而苦涩的命运。

此刻，老将军的心灵向度就被洪波推向了生命的起点。

其次，谋篇布局，精心结撰，力求文体出新。我的做法是，以散文形式，集中围绕一个人写出二十篇文章，这在过去还不多见。需要精心策划，使每篇既相互照应，贯通一气，又不致撞车、重复。看来，撰写名人传记，最好办的是线式结构，像串联的电路那样，将传主的一生行止次第展开；而本书属于另一种形式，采用的是扇形结构，类似并联的电路，着眼于内在逻辑，整体构思。这样，人物、事件的铺陈，就未必都能体现时序。

落实到具体篇章，也需要精心谋划。比如，《人生几度秋凉》写的是传主的百年岁月，漫说一万字，即使十万字，怕也难以容纳得下。怎么办？我运用诗歌的写法，设计了三个晚上，通过他的心理活动，回首从前，从功业、爱情、人格魅力三个侧面加以展现。这就比较集中，也容易描写细节了。再比如，汉公与郭松龄的纠葛，我采用了戏剧手法，一幕幕地设置场面，以他的四重尴尬，集中写了那场战事。还有，他与宋美龄的关系非同寻常，那么，如何表现他们的情分呢？这是两个重量级人物，又是一个众所关注的敏感话题，分寸需要把握。我的叙述策略是，让他们自己“出场表演”——我把他们之间的交谈与信件加以整合，以“良言美语”概括之。这样，既保证客观、真实，又生面别开，令人耳目一新。为了写出张学良一生的大起大落，由荣誉的巅峰跌落到声望的谷底，我叙述了1930年和1931年的两个“九一八”，生动形象，而且吻合历史实际。可以说，这些都是煞费苦心的。

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分析：

这本书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传记这种文体的突破上，他将散文的自由表达与传记的真实性原则有效地结合为一体，提供了一种散文体传记的新的写作方式；——他将散文体的主观性和鲜明的主体意识带到了传记体中，从而改变了传记叙述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传记叙述的思维的逻辑关系是循着传主的生命轨迹而构建的话，那么，王充闾在这部传记中所表现出的逻辑关系则是在自己解读和体悟传主生平的思想脉络上构建起来的。

其三，适当运用联想与合理想象。比如，写张学良在夏威夷的三个晚上，主要是借助联想与适度想象。有的可能会说，你怎么知道他是那么想的？那我就要反问：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那么想的？这种心理活动，我无法证实，你也无法证伪。我必须也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推测他完全可能作那样的思考。散文必须真实，这是本质性特征；而散文是艺术，惟其是艺术，作者构思时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张开想象的翅膀；必然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作必要的艺术加工。尤其是涉足历史题材，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象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其间必然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

下面这一段，运用假设、虚拟的手法，推演传主的心灵世界：

寿命长，阅历就丰富，在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既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峥嵘岁月，也苦捱过长达两万日夜的铁窗生涯，在神州大陆和孤岛台湾，光是囚禁地就换了二十来处。他虽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却目送了许许多多政治人物走进坟墓，就中也包括那个囚禁他的独裁者及其两代儿孙。

当然，对于政治人物来说，长寿也并非都是幸事，套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它既是一种机缘，也是严峻的挑战。历史上，许多人都没能过好这一关。八百多年前，白居易就写过这样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早年的汪精卫，头上也曾罩过“革命志士”的光环，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侥幸而死，也就不会有后来成为“大汉奸”的那段可耻的历史而遗臭万年了。当时他的《被逮口占》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是也曾倾倒过许多热血青年吗！

为此，我们不妨设想——

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造物主偏向了他，使他拥有足够的时间，得以励志图新，从而获得了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被日本人收买，甘当傀儡“东北王”，或者像他父亲张作霖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么，在大红大紫、风光旖旎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毅然决然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阵前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

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双方“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炫目溢彩和生命张力；

如果百岁之前，他在解除监禁、能够向世人昭示心迹的当儿，通过“口述历史”或者“答记者问”，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一场闹剧。事实上，出于各种心态与需求，当时正有不少“看客”静候在那里，等着“看戏”，看他在新的时空中邂逅自己的过去时，会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何种内涵作人生最后的交代。人们欣慰地看到，面对记者的问询，老将军一如既往，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两岸的现状，他会怎么想？作为“中国统一的象征”（索尔伯兹里语），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会怎么做？“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这是他最喜欢也最伤情的两句古诗。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时，老将军曾经斩钉截铁地宣布：“两岸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其四，向中国古典散文学习。苏轼写了大量“人物论”，仅汉代就有论述刘邦、范增、张良、晁错、贾谊、扬雄、霍光、曹操、诸葛亮等论文，笔阵纵横，语言犀利，谋篇布局匠心独运。且看各篇文章的开头：《高帝论》从分析入手，说对奉行仁义的你要讲仁义，对注重功利的你就该晓以利害。叔孙通不懂得这个道理，当汉高祖要更换太子时，他以“废长立幼不合礼法”相谏，结果遭到了刘邦的嗤笑；张良深谙此中奥妙，通过向太子献计，使刘邦权衡利害，从而获得成功。《晁错论》先立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曰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范增论》首先交代事件经过，“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于是甩袖离开。《贾谊论》一开始就下定语，慨叹“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互不重复，各具特色。我的二十篇作品，力求互不重复，就从这里获得了启迪，学到了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