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拷问

题　记

我喜欢踏寻古迹。定居沈阳二十多年，凡是在历史上有点名堂的地方，几乎我都到过；唯独龙王庙的遗址至今还不知其确切所在。翻遍了各种书，也问过许多人，最后还是茫然不晓。这也难怪，因为它原本是清代初年布满盛京的几百座庙宇中最普通的一座，而且，可能坐落在城外的浑河岸边，料想也是非常简陋的。只是由于一位名人在里面寄宿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使它与众有所不同，在史书上留下了名字。

我说的这个人名叫陈梦雷。他是有清一代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康熙年间的翰林院编修，编纂过著名的典籍《古今图书集成》。在一次突发事件中，陈梦雷被他的“知心朋友”李光地出卖了，结果，人家吞功邀宠，步步莲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他却险些脑袋搬了家，后来亏得同僚说情，圣上开恩，被判作戴罪流放，流落到此间给一户披甲的满族之家当奴隶，干苦力。

提起这类背信弃义，卖友求荣的勾当，心里总是觉得十分沉重，郁闷杂着苦涩，很不是滋味。看来，它同嫉妒、贪婪、欺诈、阴险一样，都属于人性中恶的一面，即便算不上常见病、多发病，恐怕也将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世代传承，绵延不绝。“啊，朋友！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朋友。”亚里士多德的这番话，未免失之过激，但它肯定植根于切身的生命感受，实为伤心悟道之言。

远的不去说它，只就我们这辈人的有限经历来讲，大概很多人对于过去一些政治运动中的投机、诬陷、倾轧，直至出卖朋友的行径，都不会感到生疏。而当这种种恶行发生于那种“政治异化”过程中，则更是花样翻新，变本加厉。有些人竟然以革命的名义，在“打倒走资派”、“批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堂堂正正的旗帜下，有组织有领导地大张旗鼓地公开进行。在这种情势下，那些充满个人的无助感、卑微感、绝望感的受害者，迫于当时的强大攻势，不大可能进行绝交、申讨之类的直接对抗。加之在所谓“群体性的历史灾难”中，个人的卑劣人性往往被“时代悲剧”、“体制缺陷”等重重迷雾遮掩起来，致使大多数人更多地着眼于社会环境因素，而轻忽了、淡化了个人应负的道义责任。充其量，止于就事论事，辨明是非，而很少有人能够烛隐抉微，透过具体事件去进行心灵的探察，灵魂的拷问。

世事驳杂，人生多故，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这类问题？轻轻地放过，固然不可取，但简单的牙眼相还，睚眦必报，也只是一时痛快而已。我以为，不妨参照陈梦雷的做法，坚定地守护着思想者的权利，在痛定思痛，全面披露事实真相的同时，能够深入到心灵的底层，从人性的层面上，揭示那班深文周纳、陷人于罪者居心之阴险，手段之龌龊，灵魂的丑恶。这样，不仅有功于世道人心，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宝贵的人生教训；而且，可以净化灵魂，警戒来者，防止类似的人间悲剧重演。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拂去岁月的埃尘，翻开三百多年前的史页，旧案重温，再现陈梦雷上当受骗，沉冤难雪，终于痛写《绝交书》，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的血泪交迸的历程，确是不无教益的。

难　友

陈梦雷出身于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诗书门第，父亲教子有方，管束极严，在他的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因而，他得以年少登科，刚刚十二岁就入泮成了秀才；八年后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又过了一年便高中庚戌科的二甲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即授翰林院编修。真是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康熙十二年，由于母亲在京师不服水土，他临时请假护送南归，返回原籍福建侯官（福州），从而结束了三载安富尊荣的京宦生涯。这一年刚刚二十五岁。他万万没有想到，此番南下竟成了他“运交华盖”的人生转捩点。可怜一枕还乡梦，断送功名到白头！

陈梦雷回到家乡不久，就赶上了“三藩之乱”爆发，靖南王耿精忠拥兵自重，据闽叛清，一时间闹得人心浮荡，满城风雨。为了网罗名士，壮大声威，硬逼着陈梦雷改换门庭，出任伪翰林院编修，由于本人拒不接受，而降授为户部员外。陈梦雷无奈，便披缁削发，躲进了僧寺，托病不出。叛军还是不依不饶，三天两头地催逼就道，他脱身无计，只好虚与委蛇，准备寻觅机会一走了之。

就在这时，与他同为福建乡亲，同年考中二甲进士，同为翰林院编修，而且有很深交情的李光地，也因为探亲返回了家乡。由于李光地是著名的理学家，在当地名气很大，耿精忠想要借助他的声望招摇作势，便派人到他的安溪故里，召他出仕。他趁着耿精忠亲自接见的机会，悄悄来到了侯官，暗地里与陈梦雷会面。两个知心朋友好久没在一起谈心了，而今难里重逢，自有诉不尽的衷肠，说不完的款曲，足足倾谈了三个晚上，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对待面临的艰危形势，筹谋应付叛军的对策。

他们考虑到，陈梦雷已经陷身罗网，轻易脱不了身，只好因势乘便，暂时留下来出面周旋，同时做一些了解内情、瓦解士心的工作，待讨耿清军一到，便做好内应，以应时变；而尚未出任伪职的李光地，则赶紧藏匿起来，并且尽快逃离福建，然后设法与朝廷取得联系，密报耿军实情，剖白两个落难臣子的耿耿忠心。

握别时，陈梦雷激动不已，当即向李光地誓约：他日如能幸见天日，那时我们当互以节操鉴证；倘若时命相左，未能得偿夙愿，后死者也当会通过文字来展示实情，使天下后世知道，大清国养士三十余年，在海滨万里之遥的八闽大地，还有一两个矢志守节的孤臣，死且不朽。李光地听了这番情辞恳切的内心剖白，颇有一番感慨，在点头称许之余，趁便向陈梦雷提出代为照料家中百口的要求，并嘱咐他安心在这里留守：“光复之日，汝之事全部包在我的身上。”

这样，李光地便放下心来，返回安溪，然后遁迹深山，筹措出逃之计。由于此间远离侯官六百余里，消息十分闭塞，为了更多地掌握耿军内情，了解其发展态势，他又几次派人专门到陈梦雷那里去打探虚实，进一步摸清底细，以便北上之后，向朝廷进献讨逆破敌之策。

过了不多日子，李光地就顺利出逃了。在陈梦雷的多方周旋下，叛军对李潜逃一事没有加以深究，其家口也赖以保证了安全。这壁厢的陈梦雷，身处叛军之中，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日夜翘首北望，企盼着挚友有信息传来；那壁厢的李光地，脱开虎口之后，则鸿飞冥冥，杳无踪影，再也没有只言片纸告慰别情。原来，他已经把由陈梦雷提供的耿军内情和行阵虚实全部整理成文字，用蜡丸封好，作为密疏上报给朝廷，并提出建议：南下清军应以急攻为主，不宜迁延岁月，以免日久生变。而密疏上却只署了自己的名字，丝毫没有提及陈梦雷曾经参与其事。康熙皇帝得报，如获至宝，真是“欲渡河而船来”，立刻将它遍示群臣，同时命令兵部抄寄前方，使将帅知之，采取相应的对策。康熙帝满口称赞李光地：“真忠臣也！”很快就加以厚赏重用，超授李光地为侍讲学士。

康熙十六年，清军收复福建，叛将耿精忠率众投降。这时，李光地又以平叛功臣和接收大员的姿态再次莅临福建，声威赫赫地出现在侯官衙署。在接见陈梦雷的时候，亲口告诉他：“你做了大量尽忠报国的事情，不是一样两样，吾当一一地向皇帝秉告。”并且题诗相赠，有“李陵不负汉，梁公亦反周”之句，赞扬他身在伪朝，不忘邦国，像投降匈奴的李陵、身仕北周的梁士彦那样，能够苦心孤诣，勤劳王室。一番经过刻意构思、措辞美妙的甘言旨语，说得满脑袋书呆子气的陈梦雷，像是泡在蜜糖罐里，身心舒泰地回到了家里，静候着回黄转绿、苦尽甘来的佳音。每天每日，他都可怜巴巴地想望着：朝廷如何重新启用他，给他以超格的奖掖；纵不能如此，退出一万步去，圣上也必能体察孤臣孽子在极端困苦处境中的忠贞不渝的苦心。

萁豆相煎

有道是：无巧不成书。也是合该着陈梦雷倒霉晦气，“福建之乱”中偏偏有一个叫作陈昉的人主动投靠了耿精忠的叛军，并被授为翰林院大学士，由于他们同姓，又同在叛军中供职，结果，京师中就把这个人误传为陈梦雷。为此，他受到了刑部的传讯。紧接着，收降的叛军里又有人举报陈梦雷曾经参与倡乱。这样，刑部便以“从逆”的罪名逮他入狱。陈梦雷万万没有料到会有这一遭——靖逆的功臣没有当上，反倒成了祸患不测的阶下囚，正是“有怀莫剖，负谤难明”。

当然，尽管他的深心里非常痛苦，但还抱有足够的希望：一是他认为康熙皇帝洞悉其中内情，最后总会公正、客观地对待他（他满以为李光地已经如实上报了）；二是身为朝廷命官、皇帝宠臣，又对事实真相一清二楚的李光地，更会不忘前情，践履旧约，鼎力加以营救。可是，他哪里知道，事实恰好相反，那个满口应承必定予以厚报的李大老爷，早把这个昔日的“知心朋友”、患难中的救命恩人丢在了九霄云外。对于面临灭顶之灾的陈梦雷，不但避之唯恐不远，未置片言只语以相救援，反而在其著述中，借着叙述当年在福建的那段遭遇，把陈梦雷写成甘心事敌还不算，并且企图陷害朋友于不义，要把他也拉下水，用以表白自己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这么一“撇清儿”不打紧，可就把陈梦雷送上了绝路——进一步坐实了他的“从逆”罪证，使之成为一桩铁案，结果是以死刑论斩。而最后拍板敲定这个死刑案的，恰恰是康熙皇帝。

对于完全出于无奈，被迫就任伪职的陈梦雷——且不说在被拘中他还有立功表现——科以如此重刑，许多与此事毫无瓜葛的局外人，都觉得量刑过于酷峻，未免有失公允；尤其为李光地的背信弃义、卖友求荣深致愤慨，因而明里暗里站在陈梦雷一边，帮助他说了一些好话。与李光地同为侍讲学士的徐乾学，出于怜才惜士之殷，劝说李光地应恪尽朋友情谊，勇于出面，上疏营救，不要坐视不顾。而李光地却以“恐怕无济于事”为辞加以推脱。在徐乾学一再催促之下，才勉强答应以他的名义上疏，但呈文要由徐乾学来代拟。与此同时，明珠太傅也上殿说情，奏请康熙皇帝从宽发落。最后总算免除了一死，把陈梦雷流放到盛京，给披甲的满洲主子为奴。李光地则在紫禁城里独享富贵，稳做高官，声望日隆；视陈梦雷如同陌路之人，未曾有过片纸通问，什么往日的深恩，当面的承诺，早已淡忘如遗。

对于陈梦雷来说，这场奇灾惨祸如果也还有什么裨益的话，那就是从中认识到仕途的险恶、人事的乖张，也擦亮了眼睛，看清了所谓“知心朋友”的真面目。他是一个心实性善的厚道人，虽说通今博古，满腹经纶，却未免过分迂阔，带有浓重的书生气。他真正识破李光地的心术与心迹，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而长期的过程的。当他开始得知李光地并没有在蜡丸中如实披露事实真相时，虽然有些震惊，深感失望，但还觉得情有可原，李光地有其难言之隐，主要是为了回护自己，洗清干系，以免横生枝节；当时他绝没有料到，李光地竟会趁机倾陷，落井下石，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已。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心胆俱寒的事实亮了出来，才完全暴露出李某人的嘴脸，这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也痛恨到了极点，正所谓“不救之失小，而下石之恨深”。

他长时期沉浸在极度苦闷之中，有时甚至不想再活下去。平素他是最尊崇孔圣人的，懂得“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道理；他也十分欣赏庄子，对于《南华经》中所倡导的心斋、坐忘的超人境界，“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人生理念，从小就谙熟于心，而且经常说给别人听，讲得头头是道；可是，真正临到了自己头上，却无论如何也修炼不到那种火候。他曾经幻想过，哪一天喝上一杯“孟婆茶”，或者饱饮一顿“忘川水”，把过往的一切愤懑、忧烦，伤心、气恼，统统地丢到耳旁脖子后去；也曾想，学学那位华山道士陈抟老祖，连续睡上一百天，架构一场“梦里乾坤”，换来一个全新的自我；可是，一切都是徒劳，不要说沉沉地睡上一百天，就连一个晚上也未曾安眠过。那噩梦般的前尘往事，无日无夜不在纠缠着他，困扰着他，直弄得他“千辛百折，寝食不宁”。

经年的困顿已经习惯了，沉重的苦役也可以承担，包括他人的冷眼、漠视统统都不在话下，唯独“知心朋友”的恩将仇报，背信弃义，是万万难以忍受的。如果说，友谊是痛苦的舒缓剂，哀伤的消解散，沉重压力的疏泄口，灾难到来时的庇护所；那么，对友谊的背叛与出卖，则无异于灾难、重压、痛苦的集束弹、充气阀和加油泵。已经膨胀到极点了，憋闷使他片刻也难以忍受；如果不马上喷发出来，他觉得胸膛就会窒息，或者炸开。因而，在戴罪流放的次年秋天，他满怀着强烈的愤慨，抱病挥毫，写下了一纸饱含着血泪的《绝交书》。

拷问（之一）

《绝交书》全文四千余言，大体上包括四层内容：开头以少量文字交代写作意图；接着叙述他和李光地面对叛军逼迫，筹谋对策的原委；三、四部分揭露李光地背信吞功、卖友求荣的事实真相，并对此予以痛切的谴责，进行灵魂的拷问，为全文的重心所在。下面，摘要引述《绝交书》中的部分内容：

自不孝（陈梦雷自称）定案之后，洊历寒暑，年兄（指李光地）遂无一介，复通音问，其视不孝不啻握粟呼鸡，槛羊哺虎，既入坑阱，不独心意不属，抑且舞蹈渐形。盖从前牢笼排挤之大力深心，至是而高枕矣。

……

然奏请者有人，援引释放之例者有人。年兄此时身近纶扉，缩颈屏息，噤不出一语，遂使圣主高厚之恩，仅就免死减等之例，使不孝身沦厮养，迹远边庭。

老母见背，不能奔丧；老父倚闾，不能归养。而此时年兄晏然拥从鸣驺，高谈阔步，未知对子弟何以为辞？见仆妾何以为容？坐立起卧，俯仰自念，果何以为心耶？

夫忘德不酬，视危不救，鄙士类然，无足深责；乃若悔从前之妄，护已往之尤，忌共事之分功，肆下石以灭口，君子可逝不可陷，其谁能堪此也？

……

向使与年兄非同年、同里、同官，议论不相投，性情不相信，未必决裂至此！

回思十载襟期，恍如一梦，人生不幸，宁有是哉？

引文的大致意思是：

自从我罪案判定之后，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你老兄连一封书信也没有寄过，再也不复过问，看来我在你的心目中是没在丝毫地位的，简直如同手里抓着一把米可以随意吆喝的小鸡，如同圈里的随时准备饲虎的绵羊。既然我已经落入陷阱一般，系身牢狱，你便不但完全不把我放在心上，而且，高兴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果说，从前你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到了现在，过去对我进行牢笼、排挤的大力深心，就完全放了下来，高枕无忧了。

……

案发之后，许多人都对我表示同情，给予关照，有的给皇帝上疏，奏请圣上法外施恩；有的援引已往的成例，要求将我无罪开释。那么，此时正飞黄腾达、身近内阁（明清时宰辅所在之处为“纶扉”）的你老兄又是怎么做的呢？你在一旁缩着脖子，屏住气息，噤若寒蝉，不发一语。致使圣上虽然施恩高厚，也仅仅依照罪行减等之例，免除了我的一死，结果造成我沦为卑贱的奴隶，流放到辽远的边庭。老母去世，我不能前往奔丧；年迈的父亲整天地倚门伫望，我也未能归养。而你老兄，此时却晏然处之，心安理得，出行时，骑卒传呼喝道，前呼后拥，坐下来，高谈阔论，意气扬扬。我不知道，对于了解情况的子弟们，你将用什么言辞来交代？见到仆从和妻妾们，怎么去雕琢粉饰？行走坐卧，展转思量，如何才能安顿下这颗心来？

那种知恩不报，见危不救的行为，如果发生在鄙陋不堪的俗人身上，固然不足加以深深的责备，而你身为堂堂的理学名臣、一代道德冠冕，竟然这样掩饰自己从前的过失，不仅独吞两人合作共事所获得的成果，而且心怀忌恨，暗中落井下石，企图灭口销赃。士可杀不可辱，可以从容面对死亡，却绝不能忍受这种无端的倾陷。

……

我也曾想过，如果我们不是同年登第、同乡，又同在翰林院供职，如果相互间素无情谊，没有共同语言，性情也不投合，彼此不相信任，今天大概也不至于决裂到这种程度。你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令人痛心疾首了！回想我们十载交情，相互期许，于今恍如一场梦境，全部化作虚无。人生难道还有比这更不幸的吗？

作者是有清一代的学问大家、文章巨匠，《绝交书》写得声泪交迸，震撼心扉；即事论理，层层剖断，极富说服力、感染力；而且，在叙述策略上也十分考究：他考虑到此文必将流布天下，并能上达宸听，因此，充分利用“哀兵必胜”的心理，采取“绵里藏针”的手法，以争得广泛的同情，占据主动地位。当然，也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素来讲究“交绝不出恶声”的传统礼仪有关。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肯撕破脸皮，把朋友间的龃龉彻底张扬出去；即使公开决裂了，也还要讲究说话的方式方法。

晋代的嵇康写过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在文学史上是赫赫有名的。山涛，字巨源，原本“竹林七贤”之一，后来丧失操守，投靠司马昭当了选曹郎，他在调升散骑常侍以后，想举荐嵇康来充任这一职务。当时，司马氏篡魏自立之势已成，嵇康在政治上与之处于对立地位。山涛却要举以自代，拉着他一同下水，在嵇康看来，这是对他的人格的蔑视与污辱。于是，投书加以拒绝，并断然与之绝交。

而陈梦雷的这份《绝交书》，则着眼于剖白蜡丸密疏真相，彻底揭露李光地“面诺背违，下石飞矢”的伪君子面孔。这对于满口仁义道德、孝悌忠恕，以“理学名臣”彰闻于世的李光地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因此，一当《绝交书》面世，李光地便立刻授意子弟，组织人四处查收、销毁。然而，效果不佳，反倒欲盖弥彰，流传更为广远，直至“分赠诸师友，转相抄诵，而使万人叹赏”了。以不畏权势名重当时的黄叔威，有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他说：《绝交书》“前面多少含忍，后面则痛心已极，无复可奈。不知是泪是血，是笔是墨？其文气一往奔注，有怒浪翻空，疾雷破柱之势”。赞扬陈梦雷“慷慨激烈之气，可以贯金石动鬼神”；“后死有人，当不令如此大节，遗落天壤也”。反过来，对于李光地则痛加鞭挞，竟至呼出：“噫！安得立请上方斩马剑，一取此辈…头乎！”

拷问（之二）

看到这里，我想，读者一定会循着《绝交书》中质问的“何以为辞”、“何以为容”、“何以为心”的线索，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李光地如此丧心昧良，难道他就没有丝毫顾忌吗？

“首先，他将如何面对陈梦雷这个过去的‘知心朋友’？”

其实，对付的办法说来也很简单。当陈梦雷对面责问时，他只是“唯唯而已”。这样一来，你也就拿他没有办法。在“当红大佬”李光地的心目中，陈梦雷，一个永无翻身之望的戴罪流人，不知哪一天就将填尸沟壑，即使勉强得以苟延残喘，也是“有若无，实若虚”也，“不啻握粟呼鸡，槛羊哺虎”，是可以随意摆布，甚至完全否定他的存在，连正眼都无须一瞬的。

“那么，作为著名的理学家，孔圣人的后学嫡传，二程、朱熹的忠实信徒，他总该记得孔夫子的箴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能什么也不怕吧？他总该记得曾子的训导：‘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在清夜无眠之时，总该扪心自问：为人处世是否于理有亏，能否对得起天地良心吧？难道他就不怕良心责备吗？”

“三畏”、“三省”的修养功夫，孔、孟、颜、曾提出的当日，也许是准备认真施行的；而当到了后世的理学家手里，便成了传道的教条，专门用以劝诫他人，自己却无须践行了。他们向来都是戴有多副人格面具，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至于所谓“良心责备”，那就只有天公地母知道了，于人事何干？你同这类人讲什么“天地良心”，纵不是与虎谋皮，也无异于夏虫语冰、对牛弹琴了。

“那么，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你李光地可以不在乎陈梦雷，也可以不去管什么‘天地良心’，难道就不怕社会舆论、身后公论吗？”

那他也自有应对的办法——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厚起脸皮来，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有道是：“身后是非谁管得”？“青史凭谁定是非”？

“私谊、公论全不在乎，身后是非也尽可抛开不管，对付这样的人也真是毫无办法。不过，能够直接决定他的命运的康熙皇帝怎么看他，那他还得认真考虑吧？康熙老佛爷可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

康熙皇帝精于世事，这不假，但他也要分别情况。对于这类“狗咬狗”的琐事，他老人家才不会作兴去管哩！在这个雄鸷、精明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眼里，汉族官员都是一些奴才坯子，一些只供驱使的有声玩具，是无所谓“义”，无所谓“德”的。恨不得他们一个个斗得像乌眼鸡似的才好哩！互相攻讦，彼此监控，那就更容易加以驾驭、箝制了。

本来，对于李光地的心术、品行，万岁爷也好，一般僚属也好，上上下下都看得十分清楚，“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全祖望说得更是直截了当：“榕村（李光地号）大节，为当时所共指，万无可逃者”。可是，由于皇帝的百般回护，尽管告讦、揭发者不乏其人，他还是仕途顺畅，一路绿灯，后来以七十七岁高龄卒于任所。康熙帝深情悼惜，无限感伤地说：“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者也无有过于李光地者。”雍正帝对他也十分赏识，即位之前即曾亲笔赐赠“昌时柱石”的扁额，表彰李光地的劳绩；登极后，在日理万机的劬劳之余，还记怀着已经作古多年的李光地，特予追赠太子太傅，并恩准其入祀贤良祠。

原来，在这些封建帝王脑子里，社会伦理学是服从于现实政治需要的。他们所关心的是，你是否效忠于朕躬本身，是否效忠于大清王朝，你为捍卫“家天下”的帝统和巩固皇权做出过什么贡献，是否算得上一个够格的忠顺奴才。在这方面，应该承认，李光地是无可挑剔的。连陈梦雷都曾对康熙帝说过：李光地虽然愧负友人“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对于李光地来说，只这一句话就够了，等于加上了千保险、万保险。这也就无怪乎康熙皇帝对这位“真忠臣也”，恩波浩荡，褒赏有加了。从这儿也可以看出陈梦雷的忠厚而颟顸的书生本色。这样的“直巴头”来和八窍玲珑、鬼精鬼诈的李光地过招儿，自然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了”！你看人家李光地怎么说他：“自甘从逆”，“辜负皇恩”。专拣要害的地方叼，用语不多，却字字着硬。

说到底，那些所谓“圣帝贤王”是绝对靠不住的。早在初唐时期，位居“四杰”之首的王勃就曾在《滕王阁序》中提出过疑问：“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说的是两汉，实际上意在本朝。汉、唐尚且如此，遑论其他！所以，我对于一些历史小说和电视剧狂热地吹捧康、雍、乾祖孙三辈，一向不以为然。最不可理解的是《康熙王朝》的主题歌中，竟然深情脉脉地替这位老皇上畅抒宸衷：“我还想再活五百年！”这还得了？如果他老人家真的再活上五百年，那就要横跨七个世纪，在金銮殿的龙椅上一直坐到2222年，那样，我们中华民族就还得在封建专制的铁轭下弯腰俯首二百几十年，你说悲哀不悲哀，可怕不可…怕呀？

不算结尾

西哲“读史使人明智”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我觉得，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切入。读史，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的撞击，心灵的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而并非以一个冷眼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驳诘，清算，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拉着他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照鉴各自的面目。在这种重新演绎人生的双向心路历程中，只要每个读者都能做到不仅用大脑，而且还能用心灵，切实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渗透进生命的体悟，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那么轻松，那么从容自在了。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