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历史话题

一

说到历史，人们一般都会想到古老的语言，悠远的年限和神奥的密码，认为它离开现实生活很远，既深邃，又神秘，只有走进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或者钻到故纸堆里，才能有机会和它打个照面。

其实，历史老人和时间少女一样，都是人类自觉地存在的基本方式，是随处可见，无所不在的。比如，前些天我在苏州的同里和周庄，就曾经和历史老人不期而遇，时相过从，觉得这两个千年古镇都有说不尽的历史话题。

还没等到我们踏上那片土地，就已经充分感受到那里所迸发的人文历史的炫目光焰了。在汽车上，司机给我们讲了它的“命名三部曲”——

由于交通便利，灌溉发达，土壮民肥，同里最初的名字叫作“富土”。

到了宋代以后，人们觉察到这样堂而皇之的矜夸、炫耀，不太聪明、得体，一是加重了赋税，二是无端招致邻乡的嫉妒，三是经常不断受到盗匪、官兵的光顾，于是，就想到了改名。他们把“富土”两个字叠起了罗汉，然后动了“头上摘缨，两臂延伸，屁眼打通”的手术，这样，“富土”就成了“同里”。

十年动乱期间，为了赶“革命”的时髦，造反派给它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叫“风雷镇”，但是，群众并不买账，为时很短，人们就又把它改回来了。

简简单单的一个镇名，就经历了这种传奇般的变化，焕发出这么多的文采，真要令人赞叹历史的绚丽多姿了。

至于小镇本身，抛开其他话题不讲，单说一个“古”字，且不问它始建于何时，只是换取今天这个名号，就已经七八百年过去了。摆摆“老资格”还真有条件哩！

二

这是烟雨江南的一个罕见的晴和春日。我们一行前来采风的散文作家，徜徉于古香古色的里弄间，踏在已经磨得光滑的石板路上，指点着一座座枕河漱流、历经沧桑的老宅深院，古巷长街。

据统计，同里镇上现有的民居，明清时代的约占四成左右。这就是说，那些倒影在溪流中的蠡窗照壁，那些苔藓斑驳的岁月留痕，至少已经阅过了二三十万次太湖的潮涨潮落，照临过四五千次月圆月缺了。

整个古镇，宛如一座随处都在振荡着历史回声的博物馆。可以说，每一座宅院，每一个里巷，每一架石桥，每一条河道，都叠叠层层地沉积着古老的灿烂文明，演绎着数不清的令人动心动容的故事。穿行其间，空间并没有走出多远，时间却觉得仿佛已经跨越了百年、千年，人们会情不自禁地生发出一种“抬脚走进历史，转眼似成古人”的感慨。

历史风烟在眼前唰唰地掠过，那淹沉于往昔的万种喧嚣，千般角逐，已经消逝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了。而生者自生，死者自死，人生舞台上总是在永续不断地上演着种种色色的悲喜剧。这样一来，众生、万物、两戒、诸天，也就同无终无始的时间长河一般，在文字传承和现实记忆中彼此衔接起来，而成为一页页绿叶婆娑、生动鲜活的历史，装点着时代的昨天与前天。

同里地处太湖之滨，大运河畔，四周为五湖环抱，街缘水曲，路靠桥通，镇区被蛛网般的十五条小河分割成七个岛屿，它们像一朵朵美丽的睡莲，浮浮漾漾，舒展于蓝天碧水之间。与此相仿佛，周庄也是四面环湖的水乡名镇，四条呈“井”字形的河道将它分割成八列长街，粉墙乌瓦的庭院依水而筑，照影清浅。水，对于这两座古镇来说，是宝贵的生命线，也是最靓丽的风景线。

古希腊的哲人说过，人不可能两次涉足同一条河流，流向你的永远是不同的水。就是说，水在人们心目中，每时每刻总是现出一副崭新的面孔，似乎是最没有往昔的了。可是，只要你抬眼望一望清溪两侧的苍苔密布、蚀渍斑斑的石驳岸，看一看那上面长出的绿树青藤，就会相信，即使是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激流活水，也不能不留下岁月的斑痕。

三

在日光斜射、林影斑驳之下，游人们船头散坐，畅游周庄，一一指认着早已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历代名人宅第。船出双桥，拐进了银子浜，就见到一处沿河临街、坐东朝西的大宅院。舍舟登岸，跨进前厅，看到门额上标着“张厅”二字。原是中山王徐达之弟徐孟清的后裔于明代正统年间兴建，清初为张姓所有。

宅院前后共为七进，整体建筑属于前厅后堂格局，正厅中间高高挺立着四根粗大的楠木柱，柱础为木鼓墩，敲之铮铮作响。这是一处典型的明代民居建筑，其规模之宏阔，保存之完好，即使在江南古镇中也并不多见。

南行不远，就到了江南首富沈万三的后人建于乾隆初年的敬业堂，现在习称“沈厅”。走进了这处七进五门楼，一百多间房屋，占地两千多平方米的豪宅，人们自然免不了感慨系之地谈论一番沈万三的发迹史及其最后的可悲下场。

沈万三的祖上以躬耕垦殖为业，到了他这一辈，就借助此间的水网条件，进行海外贸易，从而获利什百，资财巨万，田产遍于四方，富可敌国。无奈，搞生意，他虽然堪称高手，可是，玩政治，却是一个十足的笨伯。他同所有的暴发户一样，见识浅短，器小易盈，不懂得封建政治起码的“游戏规则”，一味四出招摇，不肯安分守常。孔方兄不仅涨满了他的左右库房，也烧得他头昏脑涨，忘乎所以。结果，接二连三干下了种种蠢事，最后竟招致杀身惨祸。性格便是命运，信然。

为了拍皇上的马屁，他竟然心血来潮，晋京去奉献什么“龙角”，还有黄金、白金，甲士、甲马，并斥资建筑了南京廊庑、酒楼。这下可爆出了名声，显露了富相。恰似“欲渡河而船来”，朱元璋修建都城正愁着银根吃紧呢，这回可算抓住了一只呆鸟，当即便责令他承包南京城墙三分之一的建筑工程。

修城嘛，毕竟还是一桩善举，无偿赞助也就罢了，可是，他“抓了个棒槌就当针”，竟然胆大妄为，异想天开，还要拿出一大笔资财去犒赏三军。修东建西，收买民心，已经犯了大忌，现在还要收买军心，这还得了？一下子惹翻了那个杀人成瘾的皇帝老儿，怒气冲冲地说：“匹夫犒天子之军，乱民也。宜诛之！”亏得马皇后婉转说情，才算免遭刑戮，发配到云南瘴疠之地，最后客死他乡，闹得个人财两空。

正是：“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朝荣夕悴，转瞬成灰。

如果说，这个堪笑又堪怜的悲剧角色还留得一点历史痕迹的话，那就是周庄街头随处可见的名为“万三蹄”的红烧猪膀蹄。这是当年沈万三大摆宴席的当家菜。据说，有一天，朱元璋带着亲信到他家里来做客，他受宠若惊，一时竟不知用什么珍馐美味招待是好。恰巧，这时膳房里飘出来一股浓烈的肉香味，皇帝问他是什么佳肴，他便让厨师把炖得皮鲜肉嫩，汤色酱红，肥嘟嘟，软颤颤的猪蹄膀端了上来，然后从容地从蹄膀下侧抽出一根刀样的细骨，轻盈地划了几下，皮肉便自然剖开。朱皇帝见了馋涎欲滴，一面大快朵颐，一面连声称赞：这“万三蹄”真是好。从此，这道沈家名菜便誉满了江南。

四

无独有偶。“万三蹄”之外，周庄还有一种列入江南三大名菜的“莼菜脍鲈羹”，它也同样联结着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

西晋文学家张翰，尽管和异代同乡“沈大腕儿”生长在一块土上，喝的是同一太湖的水，但他却是典型的潇洒出尘、任情适性的魏晋风度。史载，一天他正在河边闲步，忽然听到行船里有人弹琴，便立即登船拜访，结果，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大相钦悦”。许是像俞伯牙与钟子期那样，以旷世知音相许吧。反正是已经到了难舍难分的程度，最后，他竟随船而去，而未告家人。

到了洛阳，他当上了大司马东曹掾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后来，因见朝政腐败，天下大乱，遂在秋风乍起之时，托言思念家乡的菰菜、莼羹、鲈鱼脍而买棹东归。朝廷因其擅离职守，予以除名，他也并不在乎。他说，人生贵在遂意适志，怎能羁身数千里外，以贪求名位、迷恋爵禄呢？后人因以“莼鲈之思”来表述思乡怀土之情。

作为隐逸文学的高手，张翰写过许多诗辞歌赋，可惜留传下来的不多。他的“黄花如散金”的名句，曾得到诗仙李白的激赏。里人怀念他的遗泽，把他当年寄情游钓的南湖称为张矢鱼湖。

隐逸，作为一种绝尘出世、回归自然的行为与心态，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它的原发性哲学诱因是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理论。但隐与逸又是两个层次，两种境界。隐为初级，只是“身隐”，属于技术操作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执、待，就是说，一当遇到适当机会还会再度出山；而逸则是“心隐”，体现了一种放纵不拘，萧散自适的审美状态。历代隐逸之士多数属于前者，他们或仕或隐，亦仕亦隐，身在江湖而心怀魏阙，张翰先生则不在其列。

作为一个真正的逸士，他在摆脱了爵禄的羁縻和王命国事之累，实现了人格独立，重新获得身心自由以后，“不闻世上风波险，但见壶中日月长”，完全以一种艺术化、审美化的取向来填补人生维度上的虚空，寄情诗书，放怀山水，在参与创造隐逸文化的进程中，实现了生命价值的转换。尼采有言，诗人在某些方面必须是面孔朝后的生灵，艺术正是休息者的活动。在张翰身上，可说是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

隐逸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园林艺术。一些隐逸之士不满足于从前豪门望族庭院中有限的花园绿地，把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哲学观念，引入自成系统的古典园林的营造与鉴赏之中。他们追求一种形迹之外的悠闲、淡雅的情调，或者说，通过一定的景观形象，建构一种弥漫着耐人寻味的玄想氛围和精神环境，在有限的空间感受无限丰富的意趣。这种传情达意的时空综合艺术与心理活动空间的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归隐者摆脱政治操作后的人生实践的缺憾。

这里一个典型实例，便是晚清人士任兰生的退思园。如果说，沈万三是周庄的热门话题，那么，在同里则是言必称退思园了。

任氏曾外任武职多年，官场失意后，作为一种心灵寄托，回乡建造了一处豪华园林，取名“退思”，以示补过，兼有养晦韬光之意。园中荟萃了江南园林的亭台楼阁、廊坊厅堂、舫桥轩榭、花木泉石，各类建筑参差错落，疏密有致，一一紧贴水面，如凌波而立。设计、施工者以慧心巧手，赋予有限天地以难于想象的包容量，使方圆不足十亩的庭园蕴藏着至为丰厚的文化内涵，被誉为江南园林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然而，也正是这座精美的园林及其早已化为埃尘的主人，却引发出后世无尽的话题。在我见到的涉及退思园的近百篇文学作品和研究论文中，关于园主任兰生的功过是非的叙述，竟然迥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有的说他搜括了无数民脂民膏，回乡来肆意挥霍，不然的话，建园耗银十万两，从何而来？有的则引述史籍：任氏“去官之日，士民顾念旧恩，遮道攀辕，数万人无不泣下”；至于贪贿问题，当时就有人举报，经过京师大员查办，结论却是“查无其事”，这是见诸光绪十一年《清实录》的，也可说是凿凿有据。

再比如，退思园的结构是西宅东园，成“一”字形横向排列，而没有像同时期多数园林那样，纵深布局，气势轩昂，庭院深深。有的文章解释为，它体现了“退思补过”的深意，不愿过分铺张，引人侧目；有的说，这是一种勇于打破陈规的创新，也是出于充分采光和避免东西日照的考虑；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只是迫于实地环境使然，无非因地制宜、顺其自然而已——因为私家园主缺乏皇家园林那样的绝对权威，在土地和房屋所有权已经长期稳定的社会条件下，他只能按照实地环境来安排设计，没有条件像一些官家园林那样讲究排场。

六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歧见重重、言人人殊的现象，一言以蔽之，这里有一个对于历史如何叙述，亦即取什么视角来作当代阐释的问题。

原来，历史包括客观过程和对客观过程的反映、叙述这样两个界面。一切历史话题也都存在着历史活动者意向与历史解释者意向两个界面。前者通称史实，后者属于史学、史观的范畴。由于历史的叙述是一种追溯性认识，是从事后着手，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因而人们不能回避也无法拒绝对于历史的当代阐释。这种当代阐释必然要印上叙述者思考的轨迹，留下记述主体、研究主体剪裁、选择、判断的凿痕。

欲知往事如何，当然最好是在诉诸语言、文字等符号历史的同时，能够请出当事人来核实、对证，可是，上帝已经不准许向他们发放出场券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有些历史话题就是说不清楚，那么，不说也罢。好在一些特定的历史单元，有如海天深处的艨艟巨舰，人们所最关注的，原是它的浮沉兴废、进退往还的整体情境，至于舱中某一角落某一个体悲欢离合的细节，对他人与后人来说，终竟不像“当下”置身其间那样关怀痛切。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放翁老人的诗蛮有意思：“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周庄沈万三，同里任兰生，他们自己都不能管得，我又管它作甚？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