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坡下的三场辩论

一

唐玄宗李隆基的妃子很多，但后来走上京剧舞台，展现女性优雅、凄美形象的大概只有两人，一个是程派名剧《梅妃》里的江采萍，一个是梅派名剧《贵妃醉酒》里的杨玉环。同梅妃的生前寂寞、死后萧条形成鲜明的对比，杨妃生前大红大紫，炙手可热，死后更是闹得沸反盈天，以她为核心展开的争论，至今仍在进行。我这里就杨妃的历史评价及其生死谜团归纳出来的“马嵬坡下的三场辩论”，便是鲜明的例证。

为了帮助读者掌握这几场辩论所依凭的历史背景，首先，简要地叙述一下以这位女主角为中心的“本事”。

杨贵妃，小字玉环，原籍山西蒲州，唐开元七年（719年）出生在四川的蜀州。史书上说她：自幼养于叔父家，善歌舞，通音律，身材丰艳，姿色超群。她原本是唐玄宗的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妻子，嫁过来当时只有十七岁。后来，玄宗因心爱的武惠妃谢世，深情怀念，哀痛不已，后宫虽有几千美女，却没有一个人中他意的。有人报告称，寿王李瑁的妻子玉环杨氏，美貌惊人，绝世无双。皇帝一看，果然是名下无虚，当即神魂颠倒，意注心驰。于是，授意她自愿申请出家，去当道士，当即获得一个“太真”的道号。这边，又重新给寿王李瑁另娶了一个王妃。一切安排停当，便把玉环秘密接到皇宫里。这一年，玄宗六十一岁，玉环二十七岁。

由于玉环肌肤丰满，体态艳丽，气质高华，而且精通音乐，又兼生性聪明机警，善于迎合皇帝的旨意，进宫不到一年，就得到了玄宗的极度宠爱，视同掌上明珠，一切礼仪都和皇后一样；宫中都称她为“娘子”。天宝四载（745年），玄宗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封赠她的父亲杨玄琰为兵部尚书，任命她的叔父为光禄卿，两个堂兄分别为殿中少监和驸马都尉；贵妃的三个姐姐，个个姿容艳丽，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也都在京城赏赐住宅，每年还有千贯钱作为脂粉之资。其从祖兄国忠，受封为金吾兵曹参军，特准他可以随供奉官出入宫廷；后来步步登高，总揽大权，专擅朝政，势倾天下。杨氏一家，全都裂土分封，荣显盛于一时。

天宝年间，玄宗统治的后期，内宫纳宠，日益昏庸，荒怠政事，朝中实权先后由奸相李林甫、杨国忠把持，妒贤害能，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穷奢极侈，朝政腐败日亟。天宝十四载，兵权在握、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玄宗带领杨妃及其家族和公主、皇孙，还有亲近的宦官，仓皇向西逃遁。

据《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唐纪》记载，玄宗一行到了兴平县西部的马嵬驿，禁军哗变，以为祸起杨家，不肯前行，大将军陈玄礼杀了杨国忠，连同他的儿子和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军中将士的怨恨仍未解除，宦官高力士奏以“祸本（指杨贵妃）尚在，军心不安”，要求玄宗忍痛割爱。玄宗犹豫不决，身旁大臣劝说：“众怒难犯，安危在顷刻之间，请陛下迅速裁决。”出语沉痛，并且叩头流血。玄宗说：“贵妃一直在深宫，怎么知道杨国忠阴谋？”高力士说：“贵妃当然没有罪，可是，将士们已经杀了她的哥哥，而她仍然留在皇帝身边，大家怎能放心？将士不安定，陛下也不可能安定。”玄宗只好差遣高力士带贵妃到佛堂，用绸带将她勒死。贵妃时年三十八岁。

二

首场辩论的参加者，是历朝历代的诗人。辩论是从价值层面上展开的：如何评价杨贵妃这个历史人物？她是不是“安史之乱”的祸胎？

对此，自从杨贵妃在马嵬坡香消玉殒那天起，迄于今日，千余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诗人们尤其予以特殊的关注。大体上，有批判、肯定、同情这样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类，持批评态度。以唐代著名诗人杜牧《过华清宫》（三首之二）为代表：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唐玄宗沉湎女色，不理朝政。在各方强烈的反应下，朝廷派出探使，前往渔阳，侦察安禄山的虚实。但是，由于探使接受了贿赂，回来虚报了军情，盛赞安禄山如何赤心报国，忠于皇上。这样，玄宗便与贵妃更加耽于享乐，日日沉醉在“霓裳羽衣”的轻歌曼舞之中，直舞到“千峰”之上，最后，把整个“中原”都舞破了。诗人运用生动的形象，以夸张的手法，寄托深刻的寓意。杨贵妃固然不能直接舞“破”中原，但中原之“破”，却实实在在由于唐玄宗无尽无休的酣歌醉舞，沉湎女色，不理政事所致。为此，杨贵妃是不能辞其咎的。

白居易的《长恨歌》，就其实质来说，也当属于这一类。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开头的大段描写，反映了祸乱酿成的因果关系，集中渲染了玄宗自纳娶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行乐，如何终日沉湎酒色之中。所有这些，都是酿成“安史之乱”的根源。

同时，白居易在新乐府《李夫人·鉴嬖惑也》中写道：

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

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

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

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

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

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诗中说，不独汉武帝嬖幸李夫人，古代还有周穆王嬖幸爱妃盛姬的事。他为美人盛姬筑台，状如重垒之璧。他在台上怀拥盛姬，共浴夕阳，伴她度过了人生的美好时光。后来盛姬病死，穆王依皇后之礼葬毕，大哭三日。白居易批评他“心轻王业如灰土”，“一人荒乐万人愁”。诗的最后，落脚在李、杨的爱情上。泰陵是唐玄宗的陵墓，这里代指玄宗。

而批评最为尖锐、严苛的，应数南宋时的商挺的《骊山怀古》：

女色迷人祸更长，千年烽火化温汤。

无情一片骊山月，照罢周家又到唐。

诗中以杨贵妃比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爱妃褒姒，认为她们都以女色祸国殃民，招致动乱。

明永乐年间进士薛瑄《马嵬》七律，有“号令风行遍九州，六军何事此淹留”；“路边三尺妖姬土，长带千秋万古羞”之句。“妖姬土”，“万古羞”，无异于指着鼻子破口骂詈。明末进士王思任的《马嵬歌》，持同样批评态度：“夜半无人语未寒，大家好住魂先逸。不是三郎（唐玄宗）负玉环，玉环自引胡儿缢。”意思是，贵妃之死，祸由自取——由于她宠爱“胡儿”安禄山，最后，“胡儿”反叛，她便也跟着搭上了性命。

第二类，对杨妃持肯定态度。诗的数量很大，意见也比较集中。唐末至五代时的状元诗人徐夤题《马嵬》七绝一首：

二百年来事远闻，从龙谁解尽如云。

张均兄弟今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

诗人题诗时，上距“安史之乱”大约二百年。“从龙”，随从帝王创业，这里指跟着唐玄宗逃到四川的人，语含讥刺。宰相张说两个儿子张均、张垍，分别官至刑部尚书和九卿之一的太常，可是，却都接受了安禄山所授的伪职。诗中说，那些大臣们一个个都跑到哪里去了？只剩下个妃子，最后以死相报。

清嘉庆进士、山西赵城县知县杨延亮《题马嵬驿》：

孤负凭肩誓后身，六军相逼太无因。

肯拚一死延唐祚，再造功应属美人。

清代剧作家洪升《长生殿》写玄宗与贵妃“夜半凭肩（手搭肩上）私咒”。这里说，玄宗与杨妃当年无比亲昵，凭肩发誓他生也要相聚，一切一切都“孤（辜）负”了。

清代诗人李羲文《过杨太真墓》：

马嵬永诀六龙骖，匹练酬恩意自甘。

拼却红颜安反侧，美人于此胜奇男。

诗的大意是，杨妃“匹练（缢死时用的绸条）酬恩”，以安“反侧”（反叛）。美人于此，胜过奇男。

还有清代女诗人万叶丹的《书〈长恨歌〉后》七绝，也都是鲜明地站在杨贵妃一边，直接予以颂赞的：

翠羽西行唤奈何，六军兵谏逼金戈。

拼将一死纾君难，愧杀从行将士多。

第三类，对杨妃之死表示同情、惋惜，代替死者讲公道话。这类诗歌占的比例也比较大。

最早的是唐代诗人李益，“马嵬坡之变”时，他已经九岁了。许多事情，可说是亲历亲闻的。因而，尤其值得重视。他的《过马嵬》诗：

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反罪绮罗恩。

托君休洗莲花血，留记千年妾泪痕。

由于写的是本朝事，他在落笔时还是有些顾忌的。“汉将”其实就是唐将。诗的中心是代杨妃鸣不平：满朝文武，谁也不肯向皇帝直言相谏；等到贼寇到了，天下大乱，反而把罪愆推到一个女子身上，岂非咄咄怪事！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由于他对陈玄礼逼死杨贵妃持有异议，所以，在《再题马嵬驿》诗中，指责陈玄礼说：

万岁传呼蜀道东，鬻拳兵谏太匆匆。

将军手把黄金钺，不管三军管六宫。

“鬻拳”，人名，春秋时楚国宗室后裔。因事诤谏楚文王，文王不从，乃以兵器威胁文王，强使改正错误。袁枚以陈玄礼比喻鬻拳。

晚唐时的著名诗人罗隐，在《帝幸蜀》一诗中，写得更巧妙，更尖锐，更具说服力：

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

地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晚唐中和元年（881年），黄巢攻克长安，唐朝第十八任皇帝、终日嬉玩游乐的唐僖宗李儇，也跟踪当年唐玄宗，同样逃往四川避难，在那里躲避了四年之久。诗人借助这件事情，对指责杨贵妃的人予以回击——这回死去多年的“阿蛮”（唐玄宗的小名）可要站出来说话了：“你看，李儇也跑到四川来了，看来，还是不要埋怨杨妃为好。”

无独有偶，唐末进士韦庄在《立春日作》一诗中，发表了同样的见解：

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

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

那么，究竟应该归罪于谁呢？清道光年间进士赵长龄的《马嵬》诗，做了直截而明确的回答：

不信曲江信禄山，渔阳鼙鼓震秦关。

祸端自是君王启，倾国何须怨玉环。

矛头所向，直指皇帝；而且，有理有据。“曲江”，唐开元年间的尚书丞相张九龄的别称。他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当年曾向唐玄宗建议：“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诛之，以绝后患。”可是，玄宗听不进去，不仅没有杀他，反而备加信任。

三

起死人于地下，把他们的三种不同的见解罗列出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确实可以看作是一场生面别开的辩论。这是第一场。

那么，第二场辩论的主题是什么呢？

绝大多数人根据历史记载，都承认杨贵妃在“马嵬坡之变”中，确实是被处死了。不过，对于她是怎么死的，死在了什么地方，却还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对此，史家与诗人各有所见，各执一词。

关于杨妃的死，正史《旧唐书》、《新唐书》的本传和《资治通鉴·唐纪》，以及野史《杨太真外传》等，都明确地记载着是“缢死”。何谓“缢死”？词典上解释，“勒人之颈而使之死也”。既然是勒颈而死，自然就不会有血溅出了。可是，到了一些诗人笔下，却与史家持截然不同的见解。就中，尤以唐代许多诗人为甚。

且看有“诗史”之盛誉的杜甫。“马嵬坡之变”发生时，他已经四十四岁，可说是同时代人。恰巧，第二年春天，他又到了都城长安。他沿着流经城东南的曲江行走，一时，触景伤怀，感慨万千。《哀江头》一诗就是当时心路历程的写照。在写到“昭阳殿里第一人”时，下了这样两句断语：“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前面引述的李益诗中，也有“托君休洗莲花血”的诗句。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也写到了：“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另外，杜牧《华清宫三十韵》中，亦有“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之句。“血污游魂”，“休洗莲花血”，“血泪相和流”，“喧呼马嵬血”，血，血，血！显然，在这些诗人的心目中，杨妃绝非如正史所记是被缢而死的。

既然不是被缢而死，那么，“佛堂前”、“梨树下”之类的记载，也就值得怀疑了。这又产生一个死的去处的争议。相当一部分论者，认为杨妃是死在乱军之中。且看《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中关于这段乱象的记载：

吐蕃王国使节二十多人，正拦住杨国忠马头，诉苦说找不到饮食，杨国忠还没回答，士卒们就大声呼喊说：“杨国忠联合胡人叛变！”有人一箭射出，射中杨国忠的马鞍。

杨国忠惊骇逃跑，逃到驿站西门里，士卒们一拥而上，把他乱刀砍死，并像杀猪一样，剁下他的四肢，用长枪挑起人头，竖在驿站门口；同时，诛杀他的儿子、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杨暄，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总监察官魏方进斥责说：“你们怎么敢谋害宰相？”士卒又把他砍死。最高监督长韦见素得到混乱消息，出来察看，士卒扑上去，用铁器猛击他的头部，打得脑血齐流。……

已经失去理智控制的士卒，多年的积愤无处喷发，现在实在忍无可忍了，便进行了疯狂报复。

冤有头，债有主。在这种情况下，把罪魁祸首杨氏家族“一锅端”、剪草除根，是他们共同的意志。既然，随行的两个姐姐全都被杀掉了，贵妃也完全有可能死在乱军兵刃之下。

因此，诗人们所写的，未必都属无根之谈。

其实，诗，是完全可以用来证史的。现代史家就颇为推崇所谓“以诗证史”的治史方法，也就是以“诗”为史料来证史、说史，解读历史。在这方面，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做出了楷模式的探索，达到了高妙的境界。关于为什么可以“以诗证史”，陈先生说得十分清楚：“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连贯起来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

当然，有些史家对“以诗证史”的做法，也持有异议。认为，包括诗在内的文学创作，固然也须有真实的史实为原形素材，尤其像诗史性的作品，其纪实的成分很大；但是，文学作品毕竟有其特殊的品格——既可虚构，也可纪实，它对“史实”的处理方式远比史学来得自由，所以不能无条件地据此进行论证。

这场辩论的结果，即使不能“定于一”，但多一种认识就会多开辟一条解读的渠道，对学术研究终究是有所裨益的。而我，更加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诗人咏歌与史书记载互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的现象。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加有趣、也值得深思的研究课题。这里有三个环节：一是诗人咏歌与史书记载所据史实的渠道不尽一致。史书所记载的，来源于官方的正式文件（包括史官记载的种种资料）；而诗人记载的则是当地（有的还是当时，如杜甫、李益等）口耳相传的传说，也不排除军中将士、当地民众等某些亲历者的见闻；二是出于“为尊者讳”和其他某种考虑，官方史料存在着规范化、统一性、选择性的事后精心加工的特点；而诗人所听到的，当是杂沓的、错乱的“言人人殊”的信息，同样存在着整理、加工的性质；三是就史料的严谨性、规整性来说，或者就对待史料的态度来说，“正史”有其特殊的品格，因为史家强调“无征不信”；而诗人则相对地要情感化一些，不可能、也不要求他们必须“出言有据”。

职是之故，把诗人列为承辩者的一方，是完全必要的、正当的。

四

如果说，第一场辩论的三方都是诗人；第二场辩论的双方是诗人与史家；那么，第三场辩论的双方，则是民间口头传播者及当代某些学者为一方，古代的史官与史家为一方。这场辩论的主题是：“马嵬坡之变”中，杨贵妃究竟死没死？如果没有死，那么，她的下落何在？

史家认为，杨贵妃之死是凿凿有据的。《资治通鉴·唐纪》中，专门记载了这样一段：玄宗下令把贵妃尸体抬到驿站庭院，召唤陈玄礼等将领进去察看。陈玄礼看过后，叩头请求宽恕，玄宗慰劳嘉勉，命他们向士卒解释。这说明杨贵妃确实死了，并经陈玄礼等人确认。这还有疑问吗？

可是，民间传说认为，那场动乱中，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辗转流落到了民间。这在史学界，根本未予置信，甚至连考证与驳辩的兴趣也没有。他们分析认为，持“未死论”者大约出现在晚唐至元明之间，一些口头民间文学传播者，出于善良的愿望，觉得这样美丽的妃子不该让她死去。他们虽然同属底层人物，但与当事者（造反军民）不同，对于玄宗的淫逸、贵妃的骄奢没有切肤之痛，已经脱离了愤怒，一变而为对这位“牺牲品”、“替罪羊”的同情与怀念。

但出乎意料的是，现当代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在《长恨歌的质疑》和《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墓》等文章中明确指出，杨贵妃是辗转到了日本定居。经过对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的考证，他得出了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的结论。归纳起来，论据大致有三：一是《长恨歌》中写贵妃马嵬之死闪闪烁烁，证明贵妃并未死于马嵬坡。而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则正史所载“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二是据陈鸿《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显然，贵妃已被使者牵去，藏匿到远地了；三是《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可是，“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竟连尸骨都找不到，进一步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

近日见到当代学者王菡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杨贵妃之死，很成为前些时间的热门话题，而在数十年前，俞平伯就曾根据《长恨歌》及《长恨歌传》提出杨贵妃没有死在马嵬坡的观点，周作人自日本朋友处知道日本山口县有杨贵妃墓，及有关杨贵妃在日本的一些传说，便写信告知俞平伯先生。俞平伯复信中曰：“传说虽异，证据亦足为鄙说张目，闻之欣然。不知能否由日本友人处复得较详尽之记叙乎？”如此往返讨论的几封信，今天尚可看到，亦是难能可贵了。

由此可知，俞先生的论点也是获得知堂老人的支持的。

说到杨贵妃日本有墓，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往事：2008年3月中旬，我率领大陆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到日月潭观光，接待我们的是南投县文化局长，他是一位文学博士。在同我们交谈时，他说，有一次访问日本，见到了杨贵妃的墓，便问有关人士“根据何在”。

答复是：“你们中国古代的白居易写得很清楚嘛！”

博士反诘：“杨贵妃不是死在马嵬坡吗？《长恨歌》里分明讲：‘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娥眉马前死’。”

日本朋友的答复是：“《长恨歌》里还讲：‘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海上仙山在哪里？就是日本嘛！”

博士说：“这种颠倒迷离的仙境，原都出自当事人与诗人的想象。”

日本友人答复是：“什么不是想象？‘君王掩面’，死的是丫环还是贵妃，谁也没有看清楚；所以才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博士局长最后对我说，想一想，日本友人所说的也许有些道理。其实，李商隐的七律《马嵬》，更值得注意。它在一开头就说：“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这对杨贵妃逃亡到日本的传说，可说是进一步的佐证。

据网上提供的信息：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当时，在马嵬坡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爱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合谋，以一侍女代死。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在上海附近，扬帆出海，飘至日本久谷町久津，并在日本终其天年。网上信息说：据日本学者渡边龙策在《杨贵妃复活秘史》一文中考证，杨贵妃逃出马嵬坡后，得到唐代舞女和乐师的帮助，辗转到了扬州，在那里见到了日本遣唐使团的藤原制雄，在藤原的协助下，杨贵妃搭乘日本使团的船，在日本的海边渔村久津登陆，时间为757年。到日本后，杨贵妃受到天皇孝谦的热诚接待。后来，杨贵妃以她的智谋帮助孝谦挫败了一次宫廷政变，从此名声大震，获得日本人民尤其是日本妇女的好感。至今，还有日本妇女说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代。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现在，日本本州岛西南端、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山口县，有一个名为“久津”的海边渔村，那里有一座杨贵妃墓，已经被列为国家级保护文物。京都等古城还有杨贵妃的塑像。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