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过门间老病死

一

年轻时得过结核病，当时本已治愈，想不到四十年后在原发病灶上又出了大的变故，可怕的病魔竟然“江东子弟”卷土重来，结果，肺部挨了一刀。这样一来，我便由“五花教主”变成“四叶亭侯”了。——这句轻飘飘的话，是现在想出来的，六年前的当时，绝没有这种心绪。看来，时间确乎是有效的销蚀剂，它不仅可以弥合伤痕，平复痛楚，而且，能够淡化感觉。

过去，喜欢征引钱锺书先生那句“雕疏亲故添情重”的名诗，实际上，不过是掩饰心性萧疏淡泊，不愿主动与亲朋往来的遁词。患病之后，才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情重”二字的实际分量。纯真、浓重的亲情、友情潮水一般从四方八面涌来，“忽剌剌”，一下子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那种紧张、焦灼的心情和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至今还让我感激无尽。

病痛，也显示了生命的真实。平时，身强体壮，除了近视，觉察不到四肢五官存在什么毛病，更不知病苦缠身为何物，可以说，几乎失去了生命存在的感觉。现在，倏忽之间，“返老还童”，变成了一个躺在襁褓之中处处要人呵护的婴儿。鱼刺要人一根一根地摘出，米饭要人一口一口地喂下，转侧要人帮，下地要人扶。护士每隔两个小时要量一次体温，测一次血压，摸一次脉搏，还要详细记载饮食、起居状况，以及便溺的时间、次数、颜色。令人想起古代宫廷的“起居注”，于是，一眨眼的工夫，又变成了皇帝。

几天过去，渐渐能下地走路了，护士又严厉警告：动作不能像从前那样速度很快、幅度过大。过去吃饭如风卷残云，蚕食桑叶，“刷刷刷”，五分钟不到，整碗饭就进肚儿了。现在，受到了严格限制，必须缓进嚼烂。但是，只要医护人员不在场，依然是我行我素。此无他，积习使然也。

然而，最大的约束还是不准读书。理由是看书损耗精力，不利静养。因此，只要发现我在翻书，轻则警告，重则收检，直至把我床头所有的书籍全部缴械，令我叫苦不迭。从识字起，就书伴人生，虽然没像古人说的那样，“饥以为食，寒以为衣，欠伸以当枕席，愁寂以当鼓吹”；未尝一日废离，却是千真万确的。数十年来，我习惯于到书籍中去寻找自己生活中没有得到的东西。借书了解世道，由书走向人间，它既是镜子，又是窗子。它伴我行过悠悠岁月，给我带来乐趣，带来智慧。书之于我，堪称交游感遇中的心灵的守护神，不啻怡红公子的通灵宝玉，成了名副其实的命根子。

手头没书，颓然静卧，又睡不着，急得我抓耳挠腮，心神郁闷。实在挨不过去，就悄悄地把要看的书目写在一个小纸条上，塞进饭盒里去，趁护士不在，交给前来探望的亲友。这样，很快我就又有了新的给养。苏东坡、黄景仁的诗，鲁迅、梁遇春的散文，又都悄悄地跑来给我做伴了。趁医护人员不在，抓空拼命地读下去，如逛宝山，如饮甘泉，直累得两臂酸麻，全身疲累。

这里顺便说几句。现在人们喜欢谈论人生感悟、亲情、人性的话题，我以为，专就这点来说，黄景仁的《两当轩集》也是很值得一读的。它伴我度过了寂寞的疗疴岁月，我很喜欢那些真情灼灼的诗句：“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街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他的《别老母》诗：“搴帏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读了令人凄然涕下。

所以，郁达夫说，要想在乾、嘉两代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景仁莫属了。

按说，用脑过度、积劳成疾这个惨痛的教训，我早就该牢牢地记取了。可是，痴情眷恋，爱书成癖，已经到了执迷不悟、之死靡他的程度。元代诗人聂碧窗有两句诗：“到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自买胭脂。”这是哀叹被掳少妇的。此刻，如果聂氏在侧，估计他也定会写出悲悯或者嘲讽书痴的诗句。

实际上，稍早一些的南宋诗人杨万里已经这样做了，只不过他写的是一首自嘲诗。题目比较长，把本事交代得很清楚：《淋疾复作，医云忌文字劳心，晓起自警》，原诗是：“荒耽诗句枉劳心，忏悔莺花罢苦吟。也不欠渠陶谢债，夜里梦里又相寻。”说是自警，实际上看不出来，倒像是自辩，结果只能是故我依然。

二

卧病中最大的痛苦，不是刀口疼，不是胃口不佳，也不是无聊、闷寂，而是失眠。有的人脑袋一贴上枕头就坠入黑甜乡中，心身都获得宁息，诸念全消，六根俱净。可惜，我没有这个福分。想望黑天，又怕到黑天。独卧床头，辗转反侧，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滔滔汩汩地涌来，正似清诗中写到的：“往事无根尽到心。”几多年的意海波澜蓦然泛起，眼前的忧虑，过去的纠葛，未来的筹谋，也都聚上心头。

我也曾遵照医生的指令，下狠心排除一切杂念，可就是办不到。在这万籁俱寂的秋宵，偏偏听觉又出奇地灵敏。隔壁的鼾鸣，阶前的叶落，墙外的轮蹄交响，甚至腕上石英表的轻轻的滑动，都来耳边、枕上，成了空谷足音。

此刻，我想到了宋代的陈抟老祖。这位华山道士，睡着了百日不醒，所谓“以一睡收天地之混沌，以一觉破今古之往来”。一天客人过访，正赶上他在睡觉，旁面有个异人，听其鼾息之声，以笔记之。客怪而问，其人曰：“此先生华胥调、混沌谱也。”看来，陈老先生不仅能睡，而且会睡，睡出了高度，睡出了水平。因此，宋人有诗云：“华山道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

有人说，一夜沉酣，那是前生修来的福。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美美地睡上四五个小时，就谢天谢地了。可是，就这一点点需求，也常常沦为奢望，万般无奈，只好请出安眠药来帮忙。而负责护理的小护士，一到夜静更深，就困得上下眼皮不住地打架，却又不敢伏几而卧，一怕失于监控，发生事故；二怕被值班的发现记过、罚款。这种反差，被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黄宗羲说个正着：“年少鸡鸣方就枕，老人枕上待鸡鸣。”一壁厢是有觉不准睡，一壁厢是想睡睡不着，世情之不公，有如此之甚乎？

小护士喜欢诗，要我讲些和诗有关的故事，以驱除睡魔，消解烦闷。我就说，二十年前，我在营口市工作，一个老朋友公出到此，突然扁桃腺发炎，住进了医院。我把刚刚收到的吐鲁番出产的葡萄干给他送了过去，并附了一首小诗：“日晒风吹历苦辛，清新浓缩见甘醇。区区薄礼无多重，入口常怀粒粒心。”然后，我就下乡了。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办公室，发现案头放着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正是那位老朋友寄来的，里面装着一个小纸包和一张信纸。说到这里，我卖了个“关子”，住口了，顾自在一旁悠闲地喝着开水。

小护士忙问：“纸里包着什么？”我说，你猜猜看。她歪着小脑袋想了想，其时正处于70年代初“文革”期间，于是，她就猜测肯定是粮票、饭票、布票之类的东西。全都错了。我告诉她，那里包的是七个蚊子和八个臭虫。信纸上写了一段话：小病幸已痊愈。佳诗美味，受用已足，无以为报，献上近日在病房中俘获的战利品，并戏题俚诗一首，借博一笑：

深宵斗室大鏖兵，坦克飞机夹馅攻。

苦战苦熬一整夜，虽然流血未牺牲。

说到这里，连我自己也憋不住笑了，小护士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睡意全无。

一天，护士长带队前来查房，量完血压、脉搏之后，她们央求我讲个有趣的故事。我就说，宋朝有个宰相名叫王安石，生性古怪，喜欢抬杠。这天，大文豪苏东坡拿过一方砚台请他过目，说是花了很多银子买到手的，言下流露出炫耀之意。王安石问这个砚台有什么特异之处，苏东坡说，呵上一口气就可以磨墨。王说：“这有什么出奇的？你就是呵出一担水来，又能值几文钱！怕是你一连呵上五十年，也挣不回本钱来。”苏东坡被噎得只有苦笑的份儿，心说：这个“拗相公”，真是拿他没办法。

王安石虽然执拗，但才气纵横，而且，观察事物非常细致。说到这里，我先问她们：“你们说，菊花枯萎了，花瓣是依然留在上面，还是纷纷飘落下来？”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花瓣不落”，并举出前面花畦中的实物为证。我说，王安石的诗句是：

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

苏东坡的看法和各位是一样的，马上续诗加以批驳：

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

一般地说，菊花确实是这样，但事物是复杂的，常常存在着特殊与例外。古代的诗人屈原早就吟过：“夕餐秋菊之落英。”后来，苏东坡在黄州，也亲眼看到了落瓣的残菊，从而认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

接着我又讲，就是这个苏东坡，每到一处总喜欢作诗，像我喜欢看书一样，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可是，他竟忘记了身旁经常有人往上打“小报告”。结果，遭来了种种麻烦，惹下了无穷的后患，弄得颠沛流离，四处流放。他到杭州去做官，知心好友文与可苦苦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但他还是吟了。结果，七年后被人抓了辫子，说他那首咏桧柏的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是诅咒皇帝的。幸亏皇帝宽宥他，方得免去一死，最后贬到了黄州。后来几经辗转，又流放到惠州，住了一段时间，他感到很舒适，人也胖了，脸也泛出红光，便情不自禁地写诗抒怀，其中有两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谁知又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在这里享了清福，朝廷便又把他流放到更为荒远的海南岛。

听到这里，小护士们齐声说，那些打“小报告”的人真可恨。我说，是呀！古往今来，这种人名声都不好，咱们可要以此为戒呀，以后我再看书，你们可不要向护士长“告密”了。大家哗地一声笑了起来，说：“我们上当了，原来，你绕着弯子来表示抗议。”

三

“一卧沧江惊岁晚”。转眼间，已经卧病两个多月，进入深秋了。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种环境，结束这种痛苦的羁留呢？我越是这么想，心情便越是变得烦躁不安。

手术后伊始，不间断地插管、换药、打针、拆线，体温升高盼着降下，胸部阵痛渴望平复，每天都处在紧张的企盼与热切的期待之中，腾不出心思来想其他事情。可是，待到病情日见好转，体质逐渐复原，却还未能返回工作岗位，整天僵卧床头，无所事事，就有些急不可耐了，正是：“心之忧矣，不可断绝。”

苏东坡说过，“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无奈闲则闲矣，心却安不下来。躺在病床上，心潮涌荡，百感中来，半个世纪的前尘往事，灵魂的拷打与拯救，个人的生存与死亡、希望与绝望、欢乐与痛苦、成功与失败、骄矜与愧悔、得意与失落，带着一种辽远的时空感，忽剌剌攒聚心头。

过往几十年间，朝朝暮暮，绷紧生命之弦，“拼命三郎”似的，奋斗、拼搏、磨炼、积累，对于自己，总觉得不满足，总认为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取得更大的成功。而今，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遇致命的挫折、灭顶的风涛，面对着时时高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蓦然产生一种幻灭感，觉得一切希望与抱负都失去了可靠的依托，顿时由原来的壮怀激烈变成了意冷心灰。一时间，困惑、忧郁、浮躁、压抑、焦虑、恐惧、失望、悲伤，铺天盖地般涌来。

病后，最典型的一种情绪，是表现为怀疑某些规律、常识、公理的虚无主义。比如说，抽烟、喝酒容易致病，这被认为是常理。可是，我从来没有吸过烟，酒也是绝少沾唇的，怎么却得病了呢？相反地，许多终日嗜烟如命者，逢酒必喝、鲸吸豪饮者，却健壮如常。那么，上述说法是不是真的具有规律性呢？

再比如说，几十年来，我对于生命在于运动、步行有益健康的理论，信守不渝，日日坚持，从不间断，可是，结果又如何呢？还有，医学认为，锱铢必较，患得患失，情怀抑郁，于健康不利，而我是属于那种赋性淡泊、旷怀达观的人群，那为什么也会罹患致病呢？为什么？为什么？问号一个接着一个，百思不得其解。

大概生活中偶然的东西一多，人们就容易陷入精神的误区，难免在科学与迷妄、必然与偶然、存在与虚无之间茫然却顾了。

当年，苏东坡离开杭州的时候，曾经发出过“别后西湖付与谁”的慨叹。我倒是没有这类牵挂，卧病期间，想得比较多的是，若是真的到了那个“没有明天的一天”，我那些盈箱累架的图书该如何处置呢？

半个世纪以来，节衣缩食，积铢累寸，穷搜尽索，远近营求，居然聚集了一两万册图书，使我坐拥书城，俨然一方寨主。朝夕晤对，时时都能忆起每册图书背后的无尽沧桑，想到购书当时发生的令人动心动容的故事，想到书本上渗透着的点点心血。事实上，书籍已经成了我的第二生命。一朝主人的生命消逝了，这些书岂不就成了可怜的流浪儿？

孔老夫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我倒觉得，人而无“执”，太也空虚了。爱书成癖，这就是一种“执”。本来，佛禅教给我们的是“无执”，那么，已经“有执”了，又怎么办呢？就要“破执”——只要想到旧梦如烟，人生无常，就应该“执”而能“舍”。然而，谈何容易。

从前，像良田美屋能够传承子孙一样，也有“诗书传家”的说法。可是，学问与癖好是不会遗传的。何况，在商品大潮和“关系学”行时的冲击下，还有哪个子弟痴憨如我辈者流，肯于孜孜苦读，埋首于黄卷青灯之下呢？水、火、蛀虫和刀兵，一向是书籍的四大厄运。

当时想，与其日后这些书籍像蒲公英的种子那样随风飘荡，或者被论斤出售，一批批地化作纸浆，或者散落街头，包装菜籽，真莫如遭遇一种厄运，索性让它一了百了。

伤哉，这作家的情怀，这学人的最后牵挂啊！

四

长夜无眠，我想得很多很多。本来，人的生命具有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而疾病又是伴随着生命而来的。正如白居易所言：“若问病根深与浅，此身应与病齐生。”获得生命之后，不能只知消费它，支配它，享用它，还须考虑怎样滋育它，调适它。应该想到，弄得不好就会得而复失，总有那么一天，会像江淹的五彩笔那样，被“造化小儿”索回。

特别是人到中年，生命活力逐渐衰减，人生旅程进入了事故多发期。古人有“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的说法，反映了新陈代谢、老病相关的客观规律。

可是，由于长期以来很少患病，甚至基本上不患感冒，就误以为自身体质绝佳，从而沾沾自喜，忘乎所以，放弃了对疾病的应有的警觉。其实，这是很不明智的。

老舍先生说过一番哲理性很强的话：

楚霸王不害病则没得可说，一病便了不得。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微微暗些，然后再明起来，则暗得有趣；而明乃更明，且至明过了度，忽然烧断，如百度电灯泡然。这个，照直了说，便是小病的作用。

得过一场大病，懂得一些生活的辩证法，也增强了承受能力。就这个意义来说，病床也是大学校。记得一位作家说过，池水不惊、波澜不兴的小时代，人心觉悟的机会，似乎只在病床上。

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得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几次，人们就会领悟到健康比什么都要紧。什么大把大把的票子，很重很重的权势，很多很多的住房，成批成打的美女，一切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很可能一转眼间，就全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时候，也唯有这个时候，才会冷静地思考一回：从前那么苦抓苦曳，拼死拼活，究竟所为何来？

“只有死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英国历史学家饶列如是说。

是呀，平时颐指气使，势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临死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一死，同穷光蛋又有多少差别！除了嘴里含颗珠子，任何财富对于他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到了这个时节，人会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一些，会发现平日诸多可悲、可笑、可悯之处。

当然，这种“红尘觉悟”不见得多么牢靠，有时消失得很迅捷、很干净。人是一种善忘的动物，常常是一下了病床，恢复了健康，就把这些感悟忘得无影无踪了。

我素性喜静，不惯应酬，卧病之初，请求领导批准，以“病情危重，谢绝一切探视”为由，在楼下设置一个接待岗，负责收受慰问的函件和留言，四个月过去，居然积累了半尺多厚。财物一概拒收，——其实，这种做法本身，就堵塞了当时盛行的“以病敛财”的门径，因为各种馈遗往还都是私相授受的。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我的前任老部长，钓了一条大鲤鱼，亲自送了过来，委托食堂烹煎为我佐餐；另一次是收下了沈阳市同志送来的甲鱼汤。有时，远道赶来的一些作家、学者被准予入室探访，我们便海阔天空地讨论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课题。

五

记得曾经谈到：从前，人们常用“贫病交攻”来概述一个人的穷愁潦倒，习惯于把贫和病联系在一起，这原是客观实际的反映。但有趣的是，见诸文字的，却只有汉代扬雄的《逐贫赋》、唐代韩愈的《送穷文》，而未见到有谁发出讨伐疾病的檄文。清代举人胡大川的《幻想诗》中倒是提到了：“但愿百年无病苦，不教一息有愁魔。”

有人说了，还是生活在古代好，那时疾病相对地少。疾病少，这无疑是先民的幸事；然而，许许多多在今天看来算不上什么的症候，在古代，却眼睁睁地看着它置人于死地而束手无策。《左传》记载，晋景公“病入膏肓”，疾不可为，意思是成了绝症。今天看来，所谓“膏”，系指心尖脂肪；而“肓”，按中医说法，在心脏与隔膜之间。病入此间，总不会是不治之症吧？现在，不仅许多病都能治愈，而且，有些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流行疫病，如鼠疫、脑膜炎、天花、霍乱等，已经被一一征服，而逐渐绝迹。

至于说古代疾病少，原因也许是那时大气、水文、土壤、食物污染少，生态环境平衡，各种噪音也不像今天这样严重，加上人们思想单纯，心无挂虑，所以发病率相对地低，人们对于疾病的威胁感受得不深。

不过，也有人问难：同在古代，为什么印度的和尚对病苦的反应那么强烈？这话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据说，释迦牟尼为太子时，曾经游城四门，一门见生苦，一门见老苦，一门见病苦，一门见死苦。佛家说的四苦或者八苦，都包括疾病这个内容。问难者的结论是，其间的差异要从儒、释两家的不同宗旨上找原因。围绕着这个问题，文友们各抒己见，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大有苏东坡说的“宾主谈锋敌两都”的气势。

实际上，不要说禅门衲子，就以常人而论，也不会有人否定生活中的“苦谛”。这表现在多方面。比如，占有欲就是一个“苦”源。世间能够到手的东西毕竟有限，而占有的欲望却会无限膨胀，以有限逐无限，必然经常陷入失望与苦恼之中。

有人举例说，沙特的小王子只有十四岁，每星期有六百万美元的零花钱，银行存款十六亿美元，拥有三架喷气式飞机，七辆豪华型轿车，号称世界上儿童中的首富。他完全不知辛苦、困穷为何物，但是，却经常陷于极度苦恼之中。他有着把一切攫为己有的强烈的占有欲。一次，随父王出访伦敦，在白金汉宫拜见了伊丽莎白女王。事后，居然提出要把白金汉宫买到手，当他知道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时，感到非常失望，痛苦万分。

看得出来，人生的苦楚，确实常常来源于贪心过重，索要的太多，来源于整天地攀比。而且，随着地位的改变、视界的扩展，人们的要求、欲望往往也会随之而扩展。希望越高，失望会越大，烦恼就越多。一次，“三八节”聚会，两位年轻女作家说起各自的凄苦来，竟然涕泗滂沱。若论她们的物质条件，村姑、农妇是无法比拟的；而她们所感受到的痛苦与烦恼，也是村姑、农妇所想象不到的。她们的苦楚主要在精神方面。“人生识字忧患始”，实在是见道之言。

当然，有人说了，我所想望的并不过分，但该有的却往往得不到，如健康、爱情、安宁、顺遂等，而不想有的却偏偏纷至沓来，如疾病、失恋、离别、挫折等。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是包括圣人、皇帝在内都免除不了的。

就说疾病吧。作为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存在形式，现在简直到了无时无地都必须同它打交道的地步。疾病之于人类，这大概是永远也消除不了的挑战，只能听任它肆意吞蚀无量数的旷世奇才，制造数不清的人间悲剧。单说一个肺结核，单说被它扼杀的中外著名作家，就能列出黄景仁、契诃夫、济慈、高尔基、鲁迅、萧红等一大串名字。每当人们提到这些作品比岁月还多的哲人，都深深为之痛惋不已。萧红十年时间留下了百万字的作品；黄景仁作诗达两千首，而他们都才刚刚活过而立之年。设想，如果他们寿登耄耋，其成就为何如哉！而李贺、梁遇春比他们还小，在二十七岁的锦样年华就被病魔抓走了。

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正是疾病与伤残，诱逼一批天才人物同缪斯女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以对宇宙人生的超常感知与体悟，以一颗经过灾难磨砺的敏感的心灵，去感受命运的残酷、人生的无常、世路的艰辛、生命的飘忽、生活的沉重，认知与体验情绪变化的微妙、心灵世界的奇异。意蕴深邃的文学作品，总离不开对于生命存在、生命价值的关怀与叩问，而伤残病苦这些人间的不幸，往往能够给五味人生增添无限色彩与波澜。而这一切，往往是构成文艺作品的意蕴内核，也有助于作家艺术家体味精神劳动的甜美、奋斗的艰辛，迸发创造的活力。

我常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自己患有精神病，他对人类的深层的精神痛苦，就不会体会得那样准确、那样深刻，也就无法在《白痴》和《罪与罚》中描绘得那样淋漓尽致。正是癫痫病，使他以正常人的感觉难以达到的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去洞察隐秘的感觉世界和一般人体会不到的心灵境域。同样，安徒生的著名童话《牙痛大婶》，也得益于他晚年的一次剧烈的牙痛。美国评论家哈·阿顿说过，关于牙痛的描写，恐怕谁也比不上安徒生，他把主人公的牙痛比作一首交响乐，说“每一个痛苦的音符，都由智齿内的铜鼓、铜号、短笛和伸缩喇叭分别演奏出来”。

六

前面谈到的那些情节与思绪，已经是六年前的往事了。今天，许多朋友看到我健旺如常，精神振作，都问我是如何破除迷惘，战胜疾病的。我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身体上的病痛可以交给医生，而心灵上的病痛却只能留给自己。但要我说说“自胜”的经验，却又讲不清楚，正是所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那种境界。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医治病讲究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讲究阴阳平衡；解除我的心理失衡状态，应用的是同一原理。就我切身体验，至爱亲朋的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一张笑靥，一束鲜花，一封亲切温馨的慰问信，一罐清香的甲鱼汤，灯前月下，情切切、意绵绵的耐心解劝，鞭辟入里、深中肯綮的开导，包括文友间的开怀畅叙，探赜发微，都对那些迷妄与失落的瘀结起到了消融作用。

我也颇得益于郊原闲步。我体会，在大自然里以自由姿态来往，很快就会融为它的一部分。每一个黄昏都是一场亲切的告别，每一个黎明都是一次愉快的邀请。当沐浴着晨风，踏上一片新绿，你会惊异于生命自身的伟大。野草，看去是那么卑微，柔弱，可是却异常顽强。任凭野火焚烧，牛羊践踏，只要春风拂过，照样绿意葱茏。

面对茫茫翠野，这雄浑壮美、涵容万汇的大自然，即使幽忧抑郁填胸塞臆，也会涣然冰释，还你一副潇洒、坦荡的情怀。难怪明代的袁中郎要说：“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逍遥林莽，欹枕岩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参苓丸子矣。”

就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书籍的疗效更是功莫大焉。西汉学者刘向有一句著名的话：“书犹药也。”南宋的大诗人陆放翁也说，“病须书卷作良医”，他还把读书健身除病之术写成了诗：

儿扶一老候溪边，来告头风久未痊。

不用更求芎芷药，吾诗读罢自醒然。

当今，在意大利等国用诗歌来疗疴治病已经成为时尚。在那里，无论是去书店或者药店，都可以看到和普通药品一样的药盒，上面清楚地标明主治、禁忌、日用量等字样，只不过里面装的不是丸散膏丹，而是一部部装帧精美的书籍，由著名诗人与医生合作研制“诗药”配方。有些地方还出现了“诗药有限公司”，专门承揽这方面的业务。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海外奇谈，书籍之所以能够治疗疾病，就在于它可以调节病人的情感，引导患者正确的思路，净化心灵，提供战胜病魔的动力。

病中我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鲁迅的《野草》。二十四篇散文，是高品位的文学作品，但也可以作为一部生命哲学来读，这是诗化的哲学。看我朝夕翻阅，小护士好奇地拿起来读了两段，认为是“诗”，说诗有助于改变心境，读读也好。她是外行，看不出《野草》的朦胧、空灵、诗化的底蕴。其实，这是很难啃的一部著作，它所涉及的是人的灵魂世界、终极意义，因而需要从存在本体论的思路上去解读。野草是生命的象征，是向命运抗争的产物。也许这种抗争终归无效，但它却明白无误地证实着自己的存在。读者从中可以悟解如何面对苦难、面对危险、面对死亡、面对命运——实际就是面对人生——的真谛。

鲁迅赞颂牛蒡花，说“野蓟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还要开一朵小花”。他还说过：“危险？危险令人紧张，紧张令人觉得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要体现“自己生命的力”，就应以一己的存在为人生确立一种意义。这样，在命运面前，就会生发出足够的勇敢与从容，就会“永远沉浸于生命的大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这些，都赋予我以战胜病魔，恢复健康巨大的动力。

不仅此也，一编在手，还可以沉酣今古，浪迹宇寰，不受时空限制，任情与异代、异地的知己倾心交谈，而且，通过读书能够把心理境界、生活情趣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作为三个同心圆联叠在一起，置身其间，可以达到物我两忘、得失消融的境界，什么失落呀，幻灭呀，就都一股脑儿地逃到了爪哇国啦。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