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看到那些繁霜侵鬓，蔼然可亲，献毕生精力于教育事业的辛勤园丁时，我总会忆起一位缘悭一面但印象很深的可钦可敬的老大姐。
事情发生在多年以前。记得是春节刚过，我收到一封由《散文》月刊编辑部转来的信件。寄信人为南方某城市师范学校的一位教师。信，原是写给编辑同志的：
……我有一件私事，烦请你们帮忙。1937年秋我的胞兄同家人失散，四十多年杳无踪影。昨日阅读贵刊，发现一篇散文的作者署名，竟然与我哥哥的姓名完全相同（这个名字曾被人们认为是极少见的），真是令人喜出望外。不知你们可否将这位名叫“王充闾”的作者的通信地址见告？
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把这封信直接转递给他，顺便问一下：他是不是昆明籍贯？可还记得有个名叫“冠华”的妹妹？……
热切的企望，真挚的感情，使我深深为之感动。我仿佛看到一位年过半百的老教师，在掠着花白头发，满怀期望地伫立窗前，急切地等待着“绿衣使者”送来亲人的信息。但她哪里知道，这却是一场误会。
我出生在辽河岸边，1937年尚在襁褓之中。我并没有胞妹，却曾有过一个姐姐，在我幼年时期，即因屡遭丧乱，贫病交攻，过早地弃世。姐夫哀恸欲绝，在一个风雨凄凄的夜晚，鸿飞冥冥，一去便无下落。我是深谙乱离之苦和失去亲人的哀痛的。尽管和这位大姐相隔万里，但悠悠此情，彼此相通。我觉得应该立即作复，以释远念。可是，拿起笔来却又有些踌躇——信到之日，即彼失望之时，我不忍心过早地唤醒她的甜梦。
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到了第三天，便按照信址寄了回信。信中，除了说明有关情况，还劝慰她要放开襟怀，切莫悲观失望。我写道：“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这在祸深寇急的邦国颠危之时，又何止是你我两家的遭遇！所幸今天阴霾荡尽，四海承平，这类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了。我劝她不要灰心丧气，“虽然没有找到失散多年的哥哥，但是，在异地他乡总还结识一个深为同情和关怀你的弟弟。愿我们今后常通音讯，互勉互励”。
很快就收到了她的复信，略谓：从信中深切体味到了同志间的温暖，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祖国到处有亲人。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复，紧接着，又收到了王冠华写给我的第二封信。原来，她的丈夫有个胞弟，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沈阳工作，兄弟间书信频传，互通情愫，这对于万里暌隔的亲人来说，确实是很大的慰藉。可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彼此的处境都十分艰难，自顾不暇，音信便完全隔绝。来信委托我代为探询他们弟弟的消息。
我按照信中提供的名字和线索，多方查访，了无结果。后来在一次闲谈中，偶然提及此事，凑巧一位朋友熟悉此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一道被遣送到辽西山区“下放改造”，其人现已调入某单位任秘书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原来，他前些年改了姓名，以致费了许多周折方才找到。我满怀着喜悦的心情，马上与他取得联系，并请他看了来信。刚刚读过数行，他便激动地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说：“感谢你的帮忙，真是‘家书抵万金’哪！”
回信，自然无须我代劳了。过后老大姐专函致谢，她以欢快的笔调告诉我：“这些天，我们全家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虽然我没有找到哥哥，但我们老两口儿却相继找到了各自的弟弟。”也许是因为做了一件有益于人的事情吧，我也深深感到快慰。
驹光如驶，转眼间我离开省城已经一年多了。一次，去沈阳开会，与那位秘书长重逢，顺便问及令嫂的近况。他那原本开朗的笑靥，顿时沉黯下来，凄然地说：“她已经在去年10月份故去，太可惜了！”从谈话中得知，这位老大姐“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严重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了彻底平反，并重新回到了教学岗位，连续几年被评为市优秀教师和“三八红旗手”。她对工作认真负责，尽心竭力。近年虽然肝区时时作痛，但从未声张，更不肯扔开教学去医院就诊，后来竟至不起，经诊断为晚期肝癌。
对于她的猝然谢世，我是深为痛惜的。同时，也为有这样一位具备“红烛精神”和“春蚕品格”的好大姐而感到自豪。
后来，收到逝者的女儿（她也是教师）寄来的母亲遗照。这是一幅鬓发花白、蔼然可亲的典型的“园丁”形象。从大姐生前那带着微笑的面容，看得出她对教育的春天的到来和自己晚年的执教生涯是眷恋而惬意的。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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