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信文缘是苦缘

我对缪斯的钟情，可以追溯到幼年就读私塾和进入初中之后。就是说，从读过了《诗经》、《史记》、《古文观止》和鲁迅、冰心、朱自清的散文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当然，读书还不等于创作，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但毕竟是两码事。

我没有新中国许多同辈作家和一些文学新秀那样幸运，有机会上文学讲习所、北大的作家班，或者创作伊始就能得到知名作家、文学编辑的指教与培植。我走上创作之路，纯粹是靠着独自的摸索、磨炼，所以，常有悟道太迟、事倍功半之叹。我们这一代人，实在是耽误得太多、荒废得太久了！

50年代末，我在县里工作，一个偶然机会，结识了一家报社的一位驻县记者，有时间我们就在一起谈论有关文学创作的事。他见我文学功底比较深厚，又有较好的生活积累、澎湃的创作激情，便鼓励我从事小说、散文创作，并答应带回去送给副刊发表。这对于一个僻处县城、孤陋寡闻、“两眼一抹黑”的爱好文学的青年来说，确是难得的机遇。

于是，我就尝试着以散文、小说的形式，描绘农村的新生活，抒写自身的独特感受，先后写了《绿了沙原》、《插在货郎担上的一束鲜花》、《红粱赋》、《春夜》等四五篇作品，居然都连续见报了，而且，据说反映不错，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当时，虽然嘴里没有冒出“文豪赋客宁有种乎！”那类狂言壮语，但悠悠乎、飘飘然的心态还是有的。

天遂人愿。不久，这家报社发来了调令，要调我去做农村部的记者。其时，正值1962年春节后的雪消冰泮时节。因为隔着一条大河，当时又没有修桥，报社批准我，河川解冻、通航之后再去上班，但我等不得，硬是带上行李，搭乘火车，绕经省城前去报到。一路上，我认真盘算着怎样采访新闻，如何深入农村，怎样同基层干部交朋友，想到要买一辆轻便的自行车和一件雨衣。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进了市委大院，到宣传部报到时，部长竟亲笔在我的调令上批了“我的意见，让他去编文艺副刊”的话。我暗自思忖，这可能同那几篇文章的见报有直接联系。来到了报社，同样获得了上下的青睐。总编辑自然尊重宣传部长的意见，这样，我便开始了四年多副刊编辑的生涯。

这段经历，对我日后登上文学创作之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感触最深的是，这里有一种鼓励人成才、上进的氛围。总编辑在大会上公开地号召，要立志当名家，要敢于出头、冒尖。他说，有人讲，不想当元帅的不是一个好士兵；同样，不想当名记者、名编辑的，也绝不是一个合格的报人。这番话，对我来说，不啻空谷足音，晴天炸雷。

因为过去在我所供职的单位，漫说公开讲这种话，即便私下议论，也是绝对不可以的。在那个年月，哪个敢冒“走白专道路”的大不韪呢！那里是“武大郎开店”，我不行你比我更不行才好。一次，我给《中国青年报》写一篇散文，编辑部准备采用，发信给所在单位了解作者情况。这一下可翻了天。主管文秘的是个女同志，不敢做主，便把公函送给了“头头”，“头头”不但把信压下，还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有的人名利思想严重，只专不红，不务正业，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一连串甩出三顶大帽子，实实地扣在我的小脑袋上。大家都知道指的是我。反正也就这样了，此后，我倒大大方方地往外投稿，但心头却像坠着一块沉铅，总有一种压抑感，又像干下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错事，觉得抬不起头来。调到这个报社之后，总算把它消释了。

副刊编辑这个岗位，使我有条件接触到当地数得上的一些文艺界、学术界的名流，结识了许多文友，无论是孔子说的“以文会友”，还是庄子谈的“乘物以游心”，都有了着落。由于整天生活在文学的圈子里，显著地增强了创作意识，“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大家相竞而生，互争雄长，想偷懒也不成，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颇有益于人才的成长。

不久，由总编辑创议，以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为榜样，在副刊版上开设了一个专栏，每天发一篇杂文、随笔，基本上由编辑人员包揽。这样，写出作品来不愁没有地方发表，只怕你江郎才滞拿不出东西，可说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加之，每期版面上都有一些补白和随感式的言论，要靠编者待稿子凑齐之后即兴撰写，这种短平快的“点睛之笔”，时间紧，要求高，最能锻炼笔头子。本事往往是逼出来的，逼的次数一多，“鸭子”慢慢也就学会上架了。

编辑部里人才济济，素有“四大金刚”、“八元”、“八恺”之誉；单是副刊编辑，除我之外还有一老一新，各有“应手家伙”，“三人同行，我师在焉”。再就是向书本学习。编副刊有机会披览各种报纸，阅读各类文学作品，观摩内部放映的影片；而且，编别人的文章，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与借鉴。

这里，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当时的评报活动。编辑部向例：本报重要稿件发排后，先打出小样交各组讨论，大家尽情修改，作者为谁，不遑计也。每天上班后，第一件事便是评议当天出版的本报，往往一张报纸画得朱墨琳琅，而且，常有不同意见交锋，气氛十分热烈。读报、评报，就是很好的学习过程。当时我曾写过两首小诗，以纪其盛：

史笔千秋重是非，无须曲意定依违，

摘疵辨误挥朱墨，不管文章属阿谁。

编采由来问舆情，每从议报见分明。

阿侬不是初笄女，头脚人前任品评。

我还写过一首《听课》的诗：

昼采新闻夜拜师，青灯课读似儿时。

苏洵发愤年同我，学海扬帆未觉迟。

为了帮助编采人员开阔文学视野，提高写作能力，报社特意从高校聘请专家学者前来讲授古文，开办外国文学讲座，当时听课者颇多，甚至包括市委机关的一些干部。予年二十七，故有“苏洵发愤”之喻。

正是这种环境培植了我的勤于动笔、敏于思考的习惯。在尽力参与办好自家报纸的前提下，我几乎攫取了一切业余时间，为各地文学报刊撰稿。也就这样，纵身跃上了文学创作之舟，至今还在上面晃荡着。

当时写了一首七绝，以抒怀纪感：

于斯初上缪思船，史海文渊结厚缘。

短棹一挥人去也，灯遥岸阔任浮潜。

谁知，盛筵易散，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把这一切都冲毁得七零八落。首先是总编辑被作为“三家村”黑店的代理人揪出批斗，紧接着，我们这几个所谓“四梁八柱”的黑爪牙，也进了牛棚。在批判《燕山夜话》的大会上，报社造反派扎了个纸人，身上用墨笔写上“邓拓”的名字，并打了个大“×”，我们几个人由总编辑领头，披着纸糊的孝衫，站在两旁，被勒令交代与北京黑主子的关系，开办反党专栏的罪恶意图。讲不清楚，就拳棒交加，一站就是一天，晚上腿肿得连床都爬不上去。

主持批斗会的，乃是当年因为胸无点墨、不学无术而又妄自尊大、不肯学习，曾遭到总编辑严厉批评的一个编辑组长。戏曲里有个“张五可”，他的外号叫“张三渴”，来源于老师讲授《曹刿论战》，由他领读，他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竭”读成了“渴”。弄得满场哄堂大笑，从此，他就获得了这个外号。总编辑嫌他给报社丢脸面，立逼他坐下来三天，学字典，读古文；还在全体编采人员大会上点名批评，引为鉴戒。这口恶气一直出不来，“文化大革命”给了他报复的机会。他用加厚的铁板特意做了一个大牌子，穿上两根细铁丝，挂在总编辑的脖子上，头一天就勒出了血口子。

我写过一篇《镜子上面有文章》的杂文，里面引了唐人刘禹锡的五言诗《昏镜词》。诗的前面有个小引，说磨镜工人摆出十面镜子出售，其中只有一枚明澈，其余全是昏暗的。镜工解释说，不是我的制镜手艺低劣，乃是为了适应世人的心理需要而有意这样做的：凡是来买镜子的都要照一照，面目姣好的自然喜欢明镜，但这样的人极少，仅占十分之一吧？而陋貌衰颜者都喜欢模糊的镜子。诗的主旨是讽刺那些护短自欺、文过饰非…的人。

按说，这类人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无可取，刺他一下也是应该的。可是，却被造反派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污蔑现实，给新时代抹黑”。无论怎么检讨，横竖过不了关。

后来，斗争对象重点转移到“走资派”了，我们这些“黑笔杆子”、“反动文人”，才被当作“死狗”搁置在一旁。群众造反组织自然没有资格加入，最后被分别送到工厂劳动改造。于是，我在一家纺织厂，天天去跟着女工学习接线头。也倒好，下班后我又可以看书了。灯下，偷偷地写下了一首七绝：

始信文缘是苦缘，青灯孤影鲜清欢。

为伊消得人憔悴，无悔无尤对逝川。

（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