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随园诗话》记载:乾隆年间,一位名叫陈浦的老寒士,带着他的一册诗稿,请求当时的诗坛巨擘袁枚评阅。袁枚日夕游宴于权贵、诗翁、才女之间,对这位尚无名气的寒士的诗稿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随手放在一边,没有认真过问。几年之后,想起这件事来,取出诗稿细看一遍,才发现作者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诗人,诗作水准很高。于是忙着打听其人的下落,不料,这位老寒士早已在贫病交攻之下黯然死去。袁枚满怀深情地录下这位已故诗人的七绝《醉后题壁》,把它收在自己编的《随园诗…话》里:
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
放眼古今多少恨,可怜身后识方干!
然后,袁枚凄然地在《诗话》里写道:“呜呼!余亦识方干于死后,能无有愧其言哉!”这里说的方干,是唐代的诗人,很有才识。但生性亢直,不肯夤缘求进,科场失意后,便息影山林,郁郁以终。后来,朝廷发现并承认了他的才干,追认他进士及第,但逝者已矣,已经于事无补了。
像方干这样死后中进士的事固属少见,但在旧社会,一些高才逸士由于无人赏识,匿身草泽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因为封建社会坚持任人唯亲的路线和世族垄断的政策,崇尚门阀,论资排辈,如果无人汲引、保荐,即使是盖世奇才,也只能终古埋没。结果,就像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与崔群书》中所指出的:“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得意;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
大诗人白居易也曾借吟咏晚桃花来慨叹、揭示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
寒地生材遗较易,
贫家养女嫁常迟。
这种“身后识方干”的情况,在现代西方世界里也时有出现。挪威青年数学家尼尔斯·亨里克·阿贝尔,十八岁时父亲死去,便挑起了赡养老母和照看六个弟弟、妹妹的生活重担。尽管家境极度困苦,但他仍然奋力钻研数学,终于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他为最终解决三百年来困扰几代数学家的“方程可解性”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更重要的是,他发明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整套函数。有人认为:他的发明留下的大量后继工作,足够数学家们忙上三百年。
二十五岁的阿贝尔,把这两项成果当作自己的“科学护照”,在朋友的资助下,兴冲冲地访问了欧洲大陆数学界,希望能得到承认。论文经巴黎科学家提交给大数学家奥古斯丁·路易·柯西。但是,因为阿贝尔是个“无名小辈”,柯西根本没有看,便把论文搁置起来。在急切的期待中,阿贝尔苦苦等了半年,始终没有回音。他只好重新撰写,最后在一家杂志上刊登出来。
这时,另一家杂志《天文学家报告》发表了德国数学家卡尔·古斯塔勒·雅各比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出了相同见解的椭圆函数论文。之后,雅各比读到了阿贝尔的论文。他折节称赞,一再说:“这是我望尘莫及的。”当他听说阿贝尔两年前就向巴黎科学院寄出了论著而未被理睬时,大为愤慨,公开提出抗议。这才引起了巴黎科学院的重视,从天棚上找出尘封已久的阿贝尔的论文,正式进行评审,认为很有学术价值,决定发给大奖。可惜,阿贝尔早已溘然长逝了。
死后中进士、获大奖,受到各界的承认与重视,固然比终古沉埋,“没世而名不称”要好一些,但其为时已晚,无补于当事者,则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确实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及早做一些爱护人才、发现人才、拔擢人才的实事,力争多有补于社会,而少留下一些遗憾。
日常生活中,这类情况也并不少见,经常会引发一些感慨。1992年秋,我到甘肃省定西县参观访问,赶上了一场瓢泼大雨,顿时水满沟畦。当地农民都说,这若是下在伏天,可就成了“救命甘霖”了。现在下雨等于“孩子死,来奶了”,啥用没有!有感于此,我即兴吟了一首七绝:
烟雨茫茫过定西,干禾扑地望中迷。
秋霖纵美成何用,施惠由来怕失期!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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