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八十四高龄时写给他的幼子子聿一首五言古诗:
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
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
怪奇亦间出,如石激湍濑。
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
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
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
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在这里,陆老诗翁简要论述了诗人自己所经历的创作道路,也可以说是总结了毕生诗歌创作的经验。他说,在初学诗的时候,只知追求文词的华丽;到了中年以后才渐趋“宏大”,向李白、杜甫学习。结尾处,一语千钧,力透纸背,提出了“工夫在诗外”的精深见解。那么,我们就要研究了,这诗以外的工夫究竟何所指呢?恐怕至少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曰:品格、识见、襟期,或思想基础;二曰:社会实践,或生活基础。概言之,就是学诗先学做人。
作为诗坛巨子,陆游当然知道声韵格律、辞藻意境等创作艺术的重要。但他尤其懂得,诗如其人,诗品反映人品。作为文学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诗歌不仅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动反映,也是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重要表现,是诗人思想、人格的表现,是作家生命的重铸、灵魂的复现。
南朝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篇《程器》,论述作家思想品德修养同创作的关系。在《情采》篇里也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他明确提出,不重视作品内容,光追求对偶、声律、辞藻不行。桃树李树虽然不会说话,树下的土地却被踩成小路,因为它们有甘美的果实;相传男子种兰开的花不香,因为他们没有爱花的真情实感。草木无知,还要依靠甘美果实,注意真情实感,何况以言志抒怀为旨归的诗文呢!
清代文学评论家叶燮讲得更深刻了:
大约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鲁莽,为无知,其言悖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只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若在骚坛,均为风雅之罪人。唯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安有随人之是非以为是非者哉!其胸中之愉快自足,宁独在诗文一道已也?
这里所说的“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鉴别,属于世界观、方法论的范畴,人们是靠它来辨是非、明去就、定行止的。
其实,这个规律性的认识适用于一切人才的成长过程,“宁独在诗文一道已也?”据人才学研究者论证,人才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创造性、进步性、社会性的统一。就是说,人才之有别于一般人,一是具有较高的创造性;二是能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作出较大的贡献;三是智慧之花植根于社会实践的沃土之中。他们应比一般人具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积极的人生态度,更自觉的献身精神,更顽强的毅力。而这一切,都是同进步的人生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质相联系的。
古往今来,凡有大成就的人往往都具备美好的道德形象:鲁迅是“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的牛;法拉第是“燃掉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居里夫人是“春蚕的化身”;富兰克林在成才之路上为自己制订了十三项道德标准,而且身体力行五十多年。
品格识见并不是虚空玄渺的东西,它总是作为世界观、方法论,对人才成长起着引导、促进作用。它为研究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的各门科学提供正确的方向和方法,而且,帮助人们越过一些狭隘的、似是而非的习见,从一个更博大、更深邃的角度去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爱因斯坦就曾说过:“即使有勇敢精神和敏锐才能的学者,也可以因为哲学上的偏见而妨碍他们对事实做出正确的解释。”特别是在知识、信息呈爆炸状态的今天,面对着纷纭万端的事物,要想在科学领域获得预期的成果,就更需要善于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抓住本学科范围内的根本性问题(亦即主要矛盾),否则,就会像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社会实践对于成才(包括文学创作)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的思维越发达,智慧就越高,能力就越强。而思维能力和思维素质的提高,离不开实践中的培养、锻炼。培根说过一句与陆游的诗句相似的话:“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观察也是实践。实践出智慧,实践出真知,人们正是在社会实践中发展自己的才能的。无数政治、经济、科学、文艺方面的人才都证明了:一个人实践经验越丰富,他的创造力也就越强。在这方面,陆游写给儿子的另一首诗可资借鉴: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当然,我们强调品德识见和社会实践对于成才的重要作用,绝没有鄙薄技术、轻视书本知识的意思,更不是要否定知识基础。古今中外的哲人都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马克思也说过:“不学无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无所帮助,也不会带来任何利益。”陆游在提出“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这一见解的同时,不是深以自己未能参透李杜作品的精髓为憾,而且对元白的浅尝辄止进行了尖锐批评吗?特别是在另一首诗中将“纸上得来”和躬亲实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主张书本知识与实践两相结合,发挥互补效应。
敦品和治学统一,理论与实践结合,这是一切有志成才者的必由之路。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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