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千古贵情真

诗文千古贵情真。真情实感，是文学的生命线，是衡量诗文作品品格高下的首要标准。翻开裴志远同志的这部诗集，一个最鲜明的感觉，就是真情四溢，往往读着读着，就觉得有一股令人感发兴起的热流贯注全身。作品题材广泛，篇幅长短不一，形式也不拘一格，其中旧体和新诗平分秋色，各有千秋。不过，所有的篇章都体现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前代诗人所要求的，“笔端常带感情”。在一般人印象中，统计工作是枯燥而单调的，可是，到了作者笔下，却变得发光闪亮，生动活泼。作者以其长期养成的对党的事业、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化作融融爱意注入机房，把目光扫向那些在节假日仍然坚守岗位的普通工作人员，用诗行摄录下他们公而忘私、忠于职守，沉浸在工作的欢快中的场景：“当你描绘的蓝图变为实际，/看到你开心的一笑，/你笑得是那样的潇洒、甜蜜！”

文学界有一个说法：诗歌是拒绝阐释的。意思是，它应该是读者看了就能产生心中的共鸣，进而出现灵魂的提升和精神的震颤，而无须借助于他人越俎代庖，帮助解读、述说。对于文体的精英——诗歌来说，这应该是起码的要求，但也是一个颇高的标准，要达到篇篇如是，一般写作者是难臻此境的。《志远集》中有些诗句，读起来觉得在纸上跳动，使眼睛顿时为之一亮。你看他是这样来歌颂统计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的：“贝多芬用七个音符创作出一代名曲，/您靠着十个字码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在“轰轰烈烈的时代”，他们以“默默无闻的工作”为伟大事业献身，出色的“人生价值在平凡岗位上实现”。在这里，作者运用典型的类比，造成了鲜明、深刻的意象。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直接面对生活实际，对劳动，对工作，对事业，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对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心有所感，情有所钟，便一一发而为诗，予以热情的讴歌，倾注炽热的衷情。对许多新老同志，对几乎所有的至亲，他都专有赠诗，也都是亲切感人的。因为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对象，是毫无虚饰的情感交流，所以，不会有半点虚情敷衍、矫揉造作，也不可能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纯粹出于一种内在力量的冲击，发自真情实感，发自内心的激动。这类作品自然容易真切动人。有人说，诗歌在表面上，看是修辞、技巧、格律的推敲，看是语言、材料、构思的组合，但最终又不是这些，而是充满个性的最深入、最忠实的生活，里面注入了作者整个的情感、气质和精神。从实践中，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这部诗集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作为心灵的历史，这些诗作产生的跨度历时近四十年，可以说是作者从学生时代开始的几十年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它像一部录像机，留下了作者各个时期情感起伏、思想发展的心灵轨迹和工作变迁、征途辗转的处处屐痕。历览这本近三百首的诗集，可以准确地看到一个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热爱生活、恪尽职守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的内心世界。这里有正气的张扬，温情的坦露，理想的探求，胸襟的展示。诗词读过，眼前马上就会有一个真实而鲜明的形象显现出来。这里有一首题为《笔耕》的七绝：“躲在高楼觅小诗，往来踱步陷深思。霞光满眼关不住，红杏出墙见几枝。”寥寥二十八个字，就把他正在绕室徘徊，冥思苦想，寻章觅句，却于不经意间抬眼看到一枝红杏像霞光一样照耀墙头，不禁怦然心动的心理转换过程，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

作者的内心世界是异常丰富的，人们一般认为，从事行政工作特别是技术性较强的工作，不容易激发诗情，这也是一种误解。其实，文学与职业并无绝对的关联。创作需要技巧，但它本身并非技艺，“诗主性情”，“性情之外本无诗”。只要有真性情、真感受，并且掌握了一定的创作技巧，就具备了作诗的条件。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群星璀璨的杰作中，有许多诗篇出自著名数学家、科学家的笔下，就是一个显证。

这部诗集的第三个特点，是它出自一位多年从事统计工作的领导干部，即所谓“官员”之手。领导干部从事业余创作，有其特殊的有利条件。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学；它所观照的是社会、人生。阅历丰富，思路开阔，视野宽广，立足点高，无疑都有助于诗文的创作，不是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吗？而这一切，恰恰都是领导干部特有的优势。当然，领导干部写作也有它的弱点。比如，有些同志心态比较拘束，笔势不能放开，想象力、创造性相对地要差一些，等等。进行创作准备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文化素养的过程。正如俗话说的，你要向外倾洒一桶水，就须储备下一担水。为了能够拿出真的“货色”，就得潜心向学，深入思考，力求展示独有的发现、特殊的感悟、独到的见解，有所创造，有所发现，这对事业、对本人无疑都是一桩好事。志远同志的创作实践，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序者，绪也，谓端绪也。”说的是，为诗文集写作序言，应该帮助读者理出一个头绪，起码也应指出其中的特点，即这部诗文集之存在价值。窃以为，小序基本上达到了这一要求。那好，就此打住。

王充闾

2002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