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明代宦官与三案》

有明一代，无疑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经济、科技的发展自不必说，单单说起人文荟萃、俊采风流来，我们的脑子里就会立刻浮现出无数令后人仰视、引以为骄傲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的名字，他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还在润泽着、滋养着我们。

然而，也无庸讳言，这个朝代确实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腐朽、没落、混乱的时代。翻开那二百七十六年的史页，特别是十六个皇帝的宫廷史，里面充满了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疯狂争夺、血腥搏斗。令人记起元代作家马东篱的散曲中所描绘的场景：“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嚷嚷蝇争血。”真是乱糟糟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看得人昏头涨脑、眼花缭乱。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重庆出版社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两本书：《明朝的宦官和宫廷》、《三案始末》。作者温功义先生是知名的学者，对于明史一向有深湛研究。两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分析客观，堪称信史；而文笔又十分优美，从容展述，娓娓动听。在整个叙述中，他围绕着明代宫廷斗争这个总的题目，抓住了三条线索：一是皇位争夺；二是阁臣内哄；三是阉宦擅权。而无论是皇位争夺，还是阁臣内哄，都和阉宦的参与和擅权有着直接的关系。三者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最高统治集团几乎把全部精力、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而使朝政日趋荒废，日益腐败，国势逐渐衰颓，直至灭亡。

这种荒政，这种朽局，这种颓势，似乎与虑远谋深、励精图治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没有干系。表面地看，孤立地看，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如果寻根溯源，就其发生发展的整体过程来考究，又不能不说肇基于此——就是说，有明二百多年的祸患，在高皇帝那里已经早早地埋下了根子。这一论断，似乎有点耸人听闻，实际上却是凿凿有据的不刊之论。这在两部史学著作中有着至为明晰的剖解。

朱元璋本为淮西地区一介平民，在元末烽火连天、群雄并起的情势下，因时乘势，叱咤纵横，十数年间便实现了宇内一统，成就了煌煌帝业。万几之暇，他总是手不释卷，认真披阅史籍，并礼遇儒臣，共同研索长治久安之策，特别是对于帝王统治权术和保证权归帝座不使旁落的经验尤为关注。概括起来，一是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裁削相权；二是接受东汉末年和晚唐时期的沉痛教训，严防宦官干预朝政；三是惩戒历代的女宠之祸和外戚之乱，禁止母后临朝，不加封皇后本家；四是警惕藩镇叛乱，不预授武将兵权；等等。就中尤其重视一、二两项。

明初的国家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中书省的丞相权力很大。朱元璋考虑到这很容易导致相府专恣、皇权旁落，因而于洪武十五年毅然撤销了中书省，罢除丞相，并使之制度化、绝对化。《明太祖实录》记载，他曾宣布一道铁的命令：“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丞相罢除后，设吏、户、礼、工、刑、兵六部，由皇帝统一管辖。这样，朱元璋便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封建专制独裁者，擅权最甚、权力最大的帝王。

对于始于秦末赵高，盛于东汉之末和晚唐的宦官干政，这位朱皇帝有着更为深远的忧虑。他起自民间，不仅耳闻目睹宦官为害之烈，而且从切身实践中认识到，“此曹（这类人）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当然，防范“此曹”也有一定的难度。他说：“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所以，君主很容易对他们产生好感，对之依恋与信赖，最后为阉宦所迷惑，所包围，所愚弄，所左右。如同朱元璋所预言的：而阉宦之“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乱阶多矣”。

有鉴于此，朱元璋主张阉宦数量必须大大削减，越少越好。为防范其越位干政，他规定宦官只供洒扫侍奉，“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敕令百官不得与宦者有文书往来。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年，“有内侍以久事内廷，泛言及朝政，即日斥还乡，终身不齿”。到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更明确地宣布：“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还把它铸上铁牌，立于宫门前，使所有阉宦及文武百官一体周知，并垂戒于万世。

应该说，认识是够清楚的了，防范措施也不算不得力。可是，结果却大谬而不然。大概这也是“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说法的一个佐证吧。严酷的现实总是为设言者摆出一系列难于跨越的矛盾。朱元璋当然也不例外。他说阉宦这种人不宜多，可是，骄奢淫佚、安富尊荣的宫廷享乐生活，繁杂琐屑的内廷事务，决定了对于“此曹”的实际需要，人员不多也得多，机构不设也得设。洪武初年，宦官不及百人，二十几年过去，他还在位的时候，内官机构就已逐渐增大了，设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宦官二十四衙门”，人员也随之增加了数倍；到了宪宗成化年间，“监局内臣，数以万计”；及至明末崇祯时期，已经多达七万人。

就亲政、勤政来说，历史上的皇帝分几种类型：像宋徽宗、李后主、明神宗那样，或者淫逸享乐，或者心有别骛，长期不理政事；一般的是主动过问朝政，也要有所作为，但毕竟比较超脱，所以暇豫也比较多；还有少数皇帝，像唐太宗、明太祖、清康熙帝那样，不仅勤于政事，宵衣旰食，同时还悉心读书、研讨治乱兴衰之道，当然是极为忙碌的。尤其是朱元璋，他集各种大权于一身，即使有丞相帮助，也仍然难于应付；何况，中书省废除了，丞相没有了，事事要亲自过问——名副其实的“日理万机”，自然就叫苦不迭了。那么，靠谁来帮忙呢？最后，找到了身旁的宦者。先是帮助他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而后，随着“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渐渐地又把一些属于政治活动的重要事项交付他们去办了。洪武之世，仅史书上记载的，就有派遣宦官赵成去河州以绫罗绮帛市马，让宦者吴诚到总兵官的行营里探观方略，甚至指令宦官随大臣出国访问等多起安排。只是由于当时管束甚严，尚未造成显著的危害罢了。

可是，一当他的儿子朱棣（明成祖）继承了帝统，情况便立刻发生了变化。他原本就信任宦官，后来起兵夺取帝位又颇得他们的助力，因而对于阉宦格外倚重，视为心腹，派其镇守边方，或者以监军身份监视各地的守将；至于派遣三宝太监统率浩浩荡荡的船队七下西洋，更是中外皆知的事。尔后，宣宗、英宗之世，宦官权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到明宪宗时，时间仅仅过去百年，就已经是“利源兵柄，尽以付之，犯法纵奸，一切容贷”；及至正德年间，太监刘瑾竟有“立皇帝”（明武宗是坐着的皇帝）的俗称，天启一朝的太监魏忠贤已经成了公认的“九千岁”（明熹宗是万岁爷），算是达到了权力的巅峰。明朝也因而成为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久、权势最盛的一个朝代。

此前，尽管宦官擅政还没有达到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地步，但已引起了朝野上下许多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宪宗时，庶吉士邹智在谏疏中讲：“高皇帝（明太祖）制阍寺（指宦官），惟给扫除，不及以政。近者旧章日坏，邪径日开，人主大权尽出其手。内倚之为相，外倚之为将，藩方倚之为镇抚，伶人贱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宫禁，此岂高皇帝所许哉！”真是义正辞严，句句抓住要害，但皇帝老倌根本不予理睬——高皇帝早成了冢中枯骨，他“不许”又能怎的？

事态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当日高皇帝无论怎么头脑清醒，虑远谋深，恐怕也没有料到。对他而言，这真是一个绝大的讽刺。看来，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诚如民谚所说：“原本要跑向草原，结果却跌进了马厩。”事物的结局与初始的愿望恰相背反，这也是“文化悖论”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明朝的宦官和宫廷》有一篇长达一万二千字的《前言》，写得十分精彩，可以看成是一部中国古代从殷周时期一直到晚清数千年间的宦官简史。作者把明代的宦官擅政放到这个框架里来写，就既突出了重点，使读者看清楚这个号称“最大的太监帝国”的腐朽、没落的真相；又对于整个阉宦政治的特点、规律有个全面、深刻的认识。

书中重点阐述了有明一代阉宦政治的演进、形成过程——他们怎样由立国伊始没有任何实权，发展到尔后的集军事、政治、人事、财经、外交权力于一体的。特别是以大量篇幅阐述了英宗时的王振、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的刘瑾、熹宗时的魏忠贤等几个为害至钜的大阉的广结党羽、倾陷无辜、大兴冤狱、祸国殃民的恶行。魏忠贤的阉党里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其中包括专门为他出谋划策的文官，也有任职于东厂和锦衣卫镇抚司，为他充当打手、用刑逼供、设阱陷人、暗杀对头的武将，还包括一些外官和军队中丧心灭良的不逞之徒。他还从宫中选出三千名小太监，让他们在禁中操练、习武，以备后日应急之用。依靠这些人，一方面为自己树威，使宫廷内外都能感受到那种“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豪强气派；同时也为他自己和同伙剪除异己、报仇雪恨，对所有使他们衔恨的人施行残酷的报复；异己除掉之后，空出许多官位，可以用来安插他的党羽、亲信；这样，就能聚敛更多的财物，供其恣意挥霍，可说是一举数得。威势所及，一大批官员趋炎附势，甘当逆阉的儿子、孙子，百般献媚邀宠，从而更加助长了阉宦的气焰，也使明末官风士气败坏到了极点。

除了政治势力、社会环境的影响，宦官作恶，也同这个阶层的构成及其特定的人格、人性有着直接关系。他们长年封禁在深宫之中，生活孤寂单调，枯燥无味，身旁既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后嗣，眼前又看不到光明、生机与出路；而且这种人群在受过阉割之后，身心饱遭摧残，心理必然受到扭曲，产生异化，直接的表现是恨多爱少，心理阴暗，变得忮刻，猜忌，狠毒，残暴，以至丧失人性；他们从小就低三下四地伺候人，奴颜婢膝，而且贪婪无度，挥霍成性；又兼看惯了宫廷中的相互仇杀、残酷斗争，只能攀援附势，在夹缝里生存，因而普遍养成一种奴性，造成畸形变态的心理。由这样一个人群来当政，其后果如何就不问可知了。

宦官恃宠弄权，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为害国家，为害社会，为害人民，成为一大公害。它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的必然产物，是封建统治黑暗、腐朽的集中展现。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这种弊害是无法根除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已经进入没落、腐朽的历史阶段，这种祸患的猖獗，并非偶然。如果把阉宦政治比作一个恶性膨胀的毒瘤，那么，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一具生长着各种病毒与毒瘤的腐尸。《明朝的宦官和宫廷》、《三案始末》，集中揭示了这种因果关系。由于封建帝制维护的是万世一系的“家天下”帝统，而不可能是“天下为公也，选贤任能”，这就决定了皇室内部的血肉拼搏，刀光剑影。继统也好，夺嫡也好，立长也好，里面都直接关联着某一皇族、某些后妃、某些外戚，以至某些阁臣、某些阉宦的切身利益，直至生杀予夺的命运。

发生于晚明时期的宫廷案件“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三案”如长藤系瓜，互相联结在一起，肇因于万历皇帝的立储之争。首先是皇太子定位后，发生了恶汉受人指使持棍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宫门内侍的事件，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当时朝臣中因立场的不同，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五年后，皇太子即位不到三十天，又发生了服用红丸后去世的案件，依旧是激烈纷争，莫衷一是；紧接着，因郑贵妃非分占居象征帝权的乾清宫而拒绝迁出，又出现了所谓“移宫”案件。“三案”都是围绕着争夺帝位展开的，并有后妃直接参与，不仅牵涉到诸王、内监、外戚，更关联到某些阁臣，甚至连一些言官、外吏以至乡居已久的名士，都厕身其间，影响面至为宽广。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又迭起风波，几经反复，案件被翻过来翻过去，有关当事人早已处理完毕，但阁臣之争、门户之见仍在继续。

谈到阁臣之争，又要回溯到明初太祖定制上来。过去的丞相只有左右二职，改作阁臣之后，相权大为削减，主要是代替皇上处理定制、拟旨、批示及其他具体事务，人数少则四五人，多则七八人以至十数人，位列最前面的习称“首辅”。人多嘴杂，意见不易统一，尤其是对负责拟旨、有更多机会接近皇帝的首辅的位置争夺得很厉害。而这种争夺，又是雄猜之主所求之不得的，因为阁臣之间互相攻讦、互相钳制、互相揭发，有利于帝位的安全和群臣的驾驭。由体制所造成、皇帝所促进的阁臣之争，开启于永乐年间，至嘉靖以后愈演愈烈，诸如黄淮与解缙之争、夏言与严嵩之争、张居正与高拱之争，此伏彼起。

长达二百多年的这些头绪纷繁的宦官擅权、帝室倾轧、阁臣纷争，特别是由诸多因素酿成、颇具典型性的明末“三案”，在独具史眼的温功义先生笔下，都有鞭辟入里、线条清楚、深入浅出的剖析与阐述，读来形象鲜明、生动逼真，宛若历历在目。因而此书问世之后，即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也包括一些知名学者的充分肯定。近日，重庆出版社确定将两书合为一编，定名曰《明代宦官与三案》予以再版，并约我附赘数言，弁诸卷首。对于这种信任与关注，“却之却之为不恭”；而已故的温先生于我谊兼师友，我更有责任尽此绵薄之力，因而也就慨然允承，顾不得学识谫陋，力有未逮了。

是为序。

王充闾

2004年2月于沈水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