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牌缝纫机

一架蝴蝶牌缝纫机,精致地罩上布罩,平平稳稳放在卧室的一角。与其说是一件家具,还不如说是一种摆设,因为已多年没有用它来缝补衣服了。

七十年代初,家中有老有小,日子很清苦。那时候,我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写稿,稿子发表了,赠个本子奖支钢笔而已,是没有什么稿费的。经济拮据,一身的劲换不到钱米。妻却将生活安排得妥贴:学费要交,不能委屈孩子;荤腥得吃,不能亏待老人。唯一的办法是节俭,一个钱掰成两个花。

这天夜里,孩子都睡了,妻拈起儿子的破裤说:“我决定买部缝纫机。”她说得平静,我却目瞪口呆:最廉价的缝纫机也得一百大几十,我们两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足百元。她平日理财,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月初月中月尾各花若干,不能超过一分。这样,虽不寅吃卯粮,却也无余钱剩米。哪来一笔巨款买缝纫机?她说,两个孩子糙衣服,新衣上身就破,上街补,二角钱一个补丁,算算看,打补丁的钱都不“秀气”。有了机子,省工省时,家里的衣服大多可以自己缝制,不就省了开支!

买就买吧,我们仔细划算起来。首先得搞一张买缝纫机的票。到哪里去搞呢?妻想到了在平江工作的嫂子,在县城里弄张票也许比省城来得容易。没过几天,嫂子回信说,票可以弄到,赶快准备钱。

票有了着落,钱就是天大的事了。这天放学,妻哼着曲子回来,一身轻松,一脸快活:钱有了——打了“会”。

我是从心底里佩服她了。要解此燃眉之急,确实只有“打会”一法。约上12个人,每人每月拿10元,轮到自己便可得120元。当时要买大件——单车、手表之类,都靠“打会”筹钱。妻对我说:“同事们都支持我,让我拿‘头会’,考虑到票没到手,我要了‘三会’。三个月后,再挪点借点,缝纫机就进屋了。”谁知第二个月下旬,嫂子带来急讯,票已到手,是价廉、物美的蝴蝶牌,但限当月有效,必须马上付款提货。妻的同事们又一致同意,让出了“二会”。

一架崭新的蝴蝶牌缝纫机,终于光芒闪闪地摆在了房里。机身油亮,棕红色台板光亮照人。妻像课堂上弹钢琴一样坐着一踩,哒哒哒哒,机声柔和悦耳如同音乐。顿时全家欢呼,我和孩子手舞足蹈,鼓腹而歌。

当晚,妻早早备完课,清理出一堆堆旧衣,一件件缝补起来。以后多少个夜晚,这柔和的机声,伴着我夜读笔耕,伴着孩子进入梦乡,直到夜静更深,犹自不倦地唱着它的歌。一年又一年,就在这哒哒哒的机声中,孩子长大成人了。

这些年,布票已被人遗忘,钞票也不再稀罕。新衣新裤,一套又一套挤满衣柜。至于那些补丁,早已离开了生活,成了遥远的历史陈迹,只能在书本中电视里看到了。当年给我欢喜给我温馨的缝纫机,也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它占去了一定的空间,几次搬家,我都动过遗弃它的念头。妻却说,什么都可丢,这架缝纫机不能丢。我们对它的珍爱,似乎日久而弥新。为防止它生锈,妻经常给机子上油,时不时轻轻踩动。每当她静静坐到机前,像弹钢琴般踩出哒哒机声时,我便重温起那艰辛却勤奋,拮据而温馨的日子……

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