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春笋竹木市

晚清年间,易俗河竹木市场即已开始形成。但当时经营竹木的厂行不多,销路也不广,生意并不兴隆。

民国初年,随着当地工业和交通的发展,易俗河竹木业也逐渐得到发展,镇上经销竹木的厂行陆续发展到十多家,外地还时常有一些客商来往。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纷纷将一些工厂迁往后方,以保存实力。当时,如中央资源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先后在湘潭兴办一些厂矿,易俗河逐渐形成战时的竹木集散地,竹木业出现了繁荣局面。1945年8月日寇投降以后,当地政府、工厂和居民为抢修被飞机轰炸所破坏的厂房和住宅,需要大量木材,大批山客云集于此,镇上的竹木厂增加,由原来十几家发展到8家木厂、16家木行共24家厂行,年购销量达十多万立方米。因而易俗河竹木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

在这兴旺时期,一些外地山客排客,采伐竹木,捆扎成排,驾排千里,前来这里销售。形成“秋定、冬伐、春送、夏放”的习俗。木排从衡州、永州、郴州、道州以及茶陵、攸县等地沿湘江而下,停泊在湘江之滨;从双峰、白果、神冲、登山(南岳后山)、吟江一带顺涓江而下,也停靠在湘、涓河畔。数以万计的原木、楠竹、板片,源源不断涌向这里,停泊于大江小河之间,上至金沙亭、赵家洲,下至铁牛埠、挂嘴洲,西至万寿宫、新街口,占去大片水域,形成一条长长的原木带。岸上的木厂、木行所储木材更是堆积如山。

木厂、木行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上至潭衡公路的汽车码头,下至湘江、涓水汇合处的挂嘴洲,西至涓水的新街口,招牌比比皆是。

山客商人与木厂、木行老板洽谈生意,成交愈快,周转期愈短,赚的钱愈多,周而复始,本钱日厚,生意愈做愈大。有的木厂薄本起家,洽得山客同意,将木材销售后,再结帐付款,互讲信用。这样年复一年,生意做活了,本钱做大了。有的木厂本钱大,购销对路,发了大财,成为当地有名的富翁。山客销售木材后,又带上湘潭的货物到山区去销售,往返于千里水路之间,也赚了不少钱。

木厂、木行老板的木材的存货多,一般采取降低价格,薄利多销的办法做生意。有时候,没钱人家来购买木材,也可“放帐”,定期上门结帐。木材缺货时,则货俏价涨。木厂直接购销竹木,木行只充当卖主和买主的经纪人,从中抽取百分之三左右作手续费。当时,一两银码子(行语,相当于1.4立方米),一般为8元左右,价格最低时,6元可买到100根杉篙树;价高时每两银码木材为60元左右,日寇犯湘时高达180元。价格虽然时起时落,但木厂、木行随时应变,生意也未萧条。

木厂、木行老板一般不外出采伐,靠山客送木材上门,在当地出售。但有一家“流动木行”,老板叫唐伯凡,他本钱大,到山区砍“青山”,远购于衡州、永州、郴州,遥销于武汉、南京、上海,赚到一笔大钱,置有水田800亩,成为当地有名的富商。其他竹木业行家老板,大都赚到相当可观的资金,还拥有大面积田地,几十亩、几百亩不等,其中赵六十(顺德和木厂)拥有良田600余亩。

易俗河旧时有十八堂的行帮组织。山客有“六成公”、“上志堂”,竹木业有“全嘉堂”等。“全嘉堂”起初由每家木厂、木行拿出一元作入会基金,以后逐步扩大,发展到拥有基金三、四百元,即在铁牛码头建起了公所,董事长由各成员轮流担任。每年农历3月15日,成员们轮流去木厂、木行聚会,敬财神,议行规,搞协商;每年农历4月28日,“全嘉堂”派人去湘潭窑湾总堂“长衡宫”聚会,敬南岳圣帝。日本侵略军犯湘,公所房屋变卖,“全嘉堂”随之解散。

木厂、木行中的竹木从河里起运上岸,归“箩行”负责。吆嗬声号子声响彻各个码头。人们在为自己开辟生活之路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行有行规,互相遵守,如不准互抬市价,尔虞我诈,遇到问题众人管,遇到困难大家帮。以刘同义木厂为例,老板刘立勋民国二十六年父亲逝世,生活贫困,由于伙计相助,他靠坐地行商,贩买贩卖,仅几年时间做活了生意,最多一天销售达180两银码子,年销售量达7000两银码子(约1万立方米),成为当时生意最好且颇有名气的一家木厂。

竹木业的发展,促进了易俗河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其他行业如铁业、布业和染坊业的发展。然而,随着陆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以及水路运输的不断阻塞,不少竹木改由陆路运输,竹木一般由产地直接运往销地,不再在此“中转”,因此易俗河竹木的运输量逐渐减少,竹木市场日趋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