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狮子胡同三号

铁狮子胡同三号如今已不存在了，它已改为张自忠路五号。百度百科上的相关介绍如下：

张自忠路5号，旧时的门牌是铁狮子胡同3号，后曾改为地安门东大街5号，在张自忠路东段路北，坐北朝南，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宅院。解放前，为一所私人医院，名“时子和医院”，现为中央戏剧学院宿舍。

院内主体建筑是一组建在基座上的砖石结构的正方形西式平房，顶为四坡，前有一间由四根西式圆柱支撑的门廊，门廊前有五步台阶。主体建筑东侧有两排北房，南边的北房三间，前廊后厦；北边的五间北房，只带前廊。主体建筑北面是五间带廊的北房，西北部有前廊后厦北房三间，带一间东耳房和两间西耳房。欧阳予倩于1949年11月入住此院，直至1962年辞世。当年，他住在院子的北部，“房子十三间，为中式建筑”。

1986年，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其作为“欧阳予倩故居”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1960年母亲带我们从大兴安岭奔长沙，途经北京，住过的那间房子是在东耳房还是西耳房呢？

北京是大兴安岭去长沙的必经之地，我们得在这儿转车；此外，大概母亲仍抱着返回北京的一线希望，想去找人想想办法吧？她决定在北京停留几天。

叔叔家是住不得了。叔叔被打成右派，一家人已被流放宁夏，他家那座小院已被卖掉。姑妈家也住不得，姑爹也被打成右派，本来住着的四间房变成了两间，挤住了三代五口人。母亲只好给她二嫂的姑爹姑妈欧阳予倩和刘润秋二老写了封信，探问能否让我们在他家借住几天。很快就得到他们的回信，说欢迎我们去。

姑外公欧阳予倩与我家虽然只是远亲，但1948至 1949年他在香港大光明电影公司拍电影时期，父亲兼职那间电影公司宣传部主任，与他来往较多。父亲崇敬姑外公的才学人品，姑外公也喜欢父亲的敬业乐业忠厚老实。1949年大陆一建立新政权，一向思想左倾的姑外公立即回了北京。父亲1950年接到时任人民日报社长的范长江邀请回国工作的信之后，写信给姑外公征求他的意见，姑外公回信力劝他接受邀请。不料父亲回国后不到一年便遇上“镇反”运动，一夜之间他人间蒸发。母亲四处寻人未果之后，想到姑外公在新政权里大小是个官，便跑到他家求助。

母亲后来不止一次对我们讲起她去姑外公家求助的经过。她说，姑外公听她说明了情况之后，起先不相信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人去上班突然不见了？你到处都找过了？机关里也去过了？领导怎么说？”他反复问母亲这些问题。

“他们都说不知道。”母亲道。

后来他终于半信半疑地拿起电话，打过几通电话之后，他的脸色从疑惑渐渐转为凝重，告诉母亲：人现在在公安部。是特嫌问题。

母亲大惊，立即道：“不可能！他总是说搞新闻要不群不党，绝对不会去做国民党的特务。”

“共产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姑外公说。

1954年，父亲在公安部关了三年给放了回来，回到原单位工作。

原单位名叫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简称全国和大。单位被通知来公安部接人。和大倒是派了辆小车把他接了回来，但他消失后领导曾开全机关大会宣布他是特务，现在回来了却没有也开个大会宣布他不是特务，只让他回原办公室上班。也绝口不提补发那三年的工资的事。

好在亲戚朋友都相信他不是特务，从邻居到亲人，大家都祝贺他归来，大家见了面都是一句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就连此事的最大受害者母亲也半是开解、半是自我安慰地对父亲道：“算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家中客人开始多了起来，一些失去联系的亲友又跟我们恢复往来，那年过年，我们惊喜地看见一辆小轿车停在了我们的大门口，接着，一位白发皤然的老者，在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的搀扶下走进了院子。啊！是姑外公亲自上门来看我们了！

我不知道姑外公跟我父母谈了些什么，父母是否向他感谢了他在父亲失踪时给予的帮助，他是否跟他们谈到了他对父亲这一事件的看法。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母亲肯定没有当面跟姑外公提到他当年的那句话：共产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可你爸爸不是冤枉被关了三年吗？”母亲后来私下里对我们说，“还不告诉我们人去哪里了，把我们一家人置于死地。要不是朋友祁丽云救助，我们这家人只怕早没了。姑爹真太书生气了。”

“反右”时，父亲因在大鸣大放中被领导诱导发了十五分钟言，说出我家在那三年中的遭遇，被打成极“右”分子。母亲的抱怨变成了：

“冤枉了人家还设陷阱打人家‘右派’，你姑外公要是知道了，更加不会相信了。”

我父母一直对姑外公隐瞒了父亲被打成右派这件事。我想，不管是出于对老人的敬重，还是出于对时局的恐惧，他们都不会对姑外公提到他当年说过的那句话的。

不过，从姑外公那方面来讲，他却以他的行动表明了他的态度。从父亲1954年回来的那年开始，到1958年我们一家被流放大兴安岭，每年的年初二，姑外公都会上我家来走一遭。他那样一个大人物，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亲戚朋友不计其数，过年会有多少应酬呀！但他居然每年亲自上门给一个远房晚辈亲戚拜年。那时他早已不良于行。一辆小车把他送到我们宿舍大院门口，他总是在大门外下车，然后由姑外婆和司机一边一个地搀扶着，穿过大院，一步一挪走到位于大院深处的我家。

两位老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顶着寒风霜冻缓缓向着我家走来的情景，刻在了我的记忆深处，至今历历如在眼前。

那年头坐小轿车的人物是凤毛麟角，而那时的姑外公，更是跟如今的影视明星似的，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跟梅兰芳一起号称“南欧北梅”。小车在大院门口一停，邻居们都跑出来一睹他的风采，父亲和母亲之激动自不必说，我们孩子更是雀跃，因为姑外婆一进门就会给我们每人派个红包，里面装着整整一元钱。当年对我们来说，那可是一笔巨款。

我们离开北京去大兴安岭时，父亲去跟姑外公告别。回来后母亲问他：“姑爹说了什么？怀疑你是右派了吗？”

“没有。他只说：好自为之。”

1962年，父亲第一次获准从大兴安岭回长沙探亲，经过北京时，他去看望了姑外公。那时姑外公已经住在医院里。父亲说，他进去时屋子里有个人，看样子好像是安保人员。那人在时，姑外公几乎一言不发，直到那人出去办点什么事了，他才拿出两本书来，签了名题了字送给父亲，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我这辈子的经历都写在这里了，你拿回去看吧。那两本书是《自我演戏以来》和《回忆春柳剧社》，一直保存到“文革”后，成了我少年时代读得最熟的书。

“姑爹的身体看上去倒还可以，”父亲道，“但话很少，最奇怪的是，他一句也不问我的境况，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似的。”

“那你干脆把你的事告诉他，看他是个什么看法。”

“那不行，那不是让他为难吗？你叫他怎么说？同情我？那岂不是害他？太庆（我叔叔王太庆）不就是因为同情右派自己也变成了右派？骂我？那就不是他了。我猜他心里其实什么都知道了，他那么智慧的一个人，猜都猜得出。不过我去看他他是很高兴的，虽然话少，却一直留我多坐一会儿。最后还一定要起身送我。”

父亲向来有报喜不报忧的毛病，他的话可信度常常要打折扣，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记忆也有可能出现偏差。但是1960年春天，我们回长沙路过北京，借住在姑外公家的情景，却是我亲身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住进那么高级的宅院，受到那么热情周到的招待。

一辆三轮车把我们拉到那个大红门，姑外婆亲自站在大门口迎着我们，一见我们她就忙让站她身边的一位保姆帮我们提行李，自己兴冲冲领着我们进屋，那副喜笑颜开的神气，好像来者不是上门求助的落难亲戚，而是贵客。

姑外婆领着我们一直走到正屋，走进姑外公书房。那是位于大屋左偏厢的一间屋子，有着中式木雕窗棂和红木门槛，我们进屋时，姑外公正拄着手杖，站在屋子中间迎着我们。三年过去了，我惊觉他一点儿也没变，仍是圣诞老人般的一派慈祥，脸上仍是那副平和宁静的笑容，仍是弯下腰郑重其事地握握我们每个孩子的手。我惊讶于那只手的柔软，惊讶于眼前这位老人的儒雅，他似乎有一种将四周的空气都变得儒雅的本领，甚至他那根手杖，也好像成了这儒雅的一部分，以至好多年里，我对拄手杖的人物都肃然起敬。

姑外婆亲自照料我们的起居。那年她已经七十多岁了吧，家里有保姆、司机和晚辈，但她事必躬亲。早上起床我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她，夜里躺到床上我最后一个看到的人也是她。

至今我还记得姑外婆牵着我的手把我领进那间温馨小房间的情景。两张小床已经铺好了被褥。她安排我们躺下来。给我们盖好被子。我问她：“我妈呢？”“你妈太累了，”姑外婆掖掖我的被子道，“我让她睡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好好休息。你是好孩子，你会自己睡，对吧？”我点点头。这是我第一次看不见母亲就睡了。但我没哭，我安静地看着姑外婆轻轻关上房门。烛光渐渐远去，像是这些年包围着我们的冰雪风霜也随之远去了，许多天来我第一次安心地闭上眼睛，进入梦乡。

我也记得那个热闹的大院，一群孩子正在那里游戏，姑外婆牵着我们的手走到其中一个女孩面前，叫着她的乳名对她说：“这是来咱们家做客的表姐妹，你介绍她们跟大家认识，领她们跟你们一起玩。好不好？”

即便是对孩子，她说话也是这种商量的口气，脸上也是这副温暖的微笑。她跟女孩依次介绍我们的名字，学名和乳名，一个也没有叫错，好像我们早就是她的家人。

女孩认真地点着头，她长得很像她外婆，清秀，端庄，一脸福相，年纪比我小，个子却比我高，她友好地招呼我们：“会跳猴皮筋吗？来，一起跳！”

我还记得堂屋前高高的台阶，台阶下面的青砖小径，以及小径两旁的草地，大家在草地上笑呀跳呀。突然，有个漂亮得像精灵的女孩在院门口出现，神态却是公主般倨傲，她下巴颏朝我们一点问小表妹：“这都谁呀？”

小表妹把我姐姐的手一拉道：“别理她，她就这样。”

小表妹跟我姐姐一般高，她们很快交上了朋友。在这阳光女孩的带领下，我们在这座大房子里穿来跑去。“为什么你们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她问，“你们就在这里住下来好不好？”

她好天真！我心里想。那时我已经知道了父亲是“右派”。

我也记得那只硕大无朋的蓝色搪瓷缸，里面装满了馒头、花卷和发糕。都是用真正的面粉做的。在一年才能吃上一次细粮的我们眼里，太高级了，太珍贵了。临行前，姑外婆将它慎重交给姐姐，叮嘱：“这个最重要。归你负责。”母亲则在一旁一迭声道：“太多了太多了，现在粮食这么紧张，这下把你们的细粮都吃光了。”

“莫客气。”姑外婆说，“我们总归还可以想想办法，你们还要坐一天一晚的火车，一定要吃饱。”

那些干粮到了长沙还剩下一半，赶过来看我们的二舅也得以分享，他感叹道：“姑妈还是这样克己待人，这一大缸东西足有五六斤吧！”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姑外公何许人也。即便是后来，我一遍又一遍地读过了父亲拿回来的那两本书，也还只大略了解了他的经历和事业。我敬佩他才气横溢，意志坚强，以至于功成名就，但并没有从做人的品格方面去理解他。只是到了今天，我自己也走向生命的暮年，我自己也写作，出书，在俗世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回想起铁狮子胡同的往事，才意识到，我曾接受过那两位老人何等的恩泽。在那些点点滴滴的琐事里，有一些何等贵重的东西渗入我的血液和心灵，使我得以历经大时代的劫难，经历过文化的浩劫，信仰的崩溃，仍能保持着反思精神和独立人格。

时至今日，姑外公那样的人物已成绝响。他们是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道德文明的一缕余音。在姑外公的祖父欧阳中鹄的时代，那一传统已是日薄西山。母亲后来常常感叹，姑外公他到底祖上积的有德，保佑他1962年就走了。可惜姑外婆比他晚走几年，是在“文革”中去世的。不过我们听说，除了被抄了几次家，她老人家倒也没受什么罪，她是病死在自家床上的。比起其他死于非命的艺术家，已是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