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爱德华·赛义德在他自传《乡关何处》(Out of Place)里说的。所以,这个愿望也不是我的发明,是抄袭自他。不过,我想变成一本书和他想变成一本书的动机和内容并不雷同,正如我所面对的生存困境跟他所面对的生存困境大相径庭一样。
这位与自己的多重含糊身份缠斗了一辈子的大学者,是这样来表述他想变成一本书的动机的:
“我心目中,印刷物是其风格与内容的表情、绝对的强硬及相貌的完整共同构成的可贵结合。不断易手、易地、易时,仍然能保持真我(做一本书)。即使被从车里扔掉,即使失落于抽屉深处,我还是我。”
简言之,他想变成书是为了保持自我,不被外部世界强行改造;而我,在看了这段话心中一动,也想变成书的那一刹那,想到的是:书不会像人那样说死就死。即使是一本普普通通的书,也有可能在图书馆或是哪位爱书人的书架上,活上个数十百把年。
我这样说并不表示我是个怕死鬼,到时候了,还死乞白赖不肯退出人生舞台。相反,我想变成一本书,其实是个谦卑的愿望。请注意“一本”这个数量词。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写作人,若是他的全部精华,能够浓缩在一本书里,不占书架上多少地方,又能于人有益,那该多好!
博尔赫斯的小说《沙之书》写的是相似的主题:把人的全部智慧浓缩在一本书里。结果却令人啼笑皆非,相当“鬼马”,也可以说是一种博尔赫斯式的大愚若智。即:说了半天原来都是白说,结论回到起点——没有这样一本书。我猜那整篇小说表现的只是这位在图书馆消磨掉大半生的作家心底的遗憾:多少书在图书馆沉埋于灰尘里,像沙一样被淘汰。这种心情,看多了图书馆里各种占满整排书架的全集、文集、大系、全书之风景的人,大概多多少少都能理解吧。
那么多的一套套书,一柜柜书,不要说一本本地去读它们了,就是翻一翻目录也累。常常,我在那些书架间走着,心中感叹:谁来读它们呀,这些耗尽了它们作者一生心血的书,有多少真的只能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交给“老鼠的牙齿来批判”了。“著作等身”其实并非总是值得羨慕。
如果是经典之书,还会有纪晓岚、吕思勉、钱穆这样的学者写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史学名著》这类的书帮我们提纲挈领地代读,我们只需拾其牙慧即可。那种《中国现代文学大系》之类的质量可疑之书,我怀疑有谁会劳神费力为我们翻炒一遍。更不要说一些二三流乃至下九流作家的个人全集了,还动辄数十本。我很担心,恐怕它们的寿命比它们作者的寿命更短。
所以我在读赛义德那段话时发的是兔死狐悲之叹。当然,像我这样的“报屁股”作家,是从未做出全集之想的。可即使这样,有时看看书架上我那些已出版的书,心中也不免悲凉。就像一位母亲在临终的床上看着她那些不成材的儿女一样,虽然是歪瓜裂枣,好歹也是自己给带到这世界上来的,总归有些痛惜之情,“我走了你们怎么办?”“以后没人理你们多凄凉!”之类,就有些后悔当初不懂计划生育,胡乱生一气,重量不重质。
我想变成一本书,我想把我的精华都集结在一本书里,薄薄的一本,没有一页多余的篇章,没有一句废话,谁读了都不会有上了当浪费了时间之叹,给孤独者以友情,给怯懦者以勇气,给悲伤者以快乐,给失望者以希望,给落败者以信心,一言以蔽之,它是大家的朋友。是那种必要时就出现、不需任何回报的朋友。
这是不是太狂妄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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