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借书记录

不记得在哪本回忆录上看到，作者入读清华，从图书馆借回的书上看到一个个名人借过这本书的记录，特激动。那时候图书馆还没用电脑，每本图书后面的记录卡上，往往以手写字记录了此书被借出的经历：何年何月被何人借阅。后借者便可由此得知先睹为快者何人。

现在的借阅单不同了，上面的资料都只是一条条打印的数字，是前面借阅人的借书日期和还书日期，没有借阅人的名字。

不过，我从图书馆借到一本书后，还是习惯看看后面的借阅单。我觉得，从中还是能看出一些有趣的讯息。

比方说，同样一本书，从市政局图书馆借的与从我们学校图书馆借的，记录单上的记录就不同。一般来说，消遣性读物，市政局图书借阅人比学校图书借阅人多，后面的借阅单上日期密密麻麻的，一张纸常常记不下，要多添一张纸。但我惊奇地发现，就是纯文学作品，市政局图书借阅量也远比学校图书大。我曾在学校图书馆借一本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借阅记录竟然是零。还了书之后我写书评，发现有一处地方还需对证，跑到附近的市政局图书馆去借，那本书上的阅读记录却长长一列，足有十多个。我又去借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学校图书馆有三个版本，只有一本有两次借阅记录，而市政局的那一本，却有四次借阅记录。

看来莘莘学子读书是根据课程来的。大学中文系现在没设外国文学作品选读，自然不必看狄更斯译本。翻译系的外国文学作品选读，读的是原文，想来狄更斯是一定要读的，但一般选的总不外《大卫·科波菲尔》和《双城记》，大抵不会选《远大前程》。大学生们看书的原则，用林彪当年号召我们学老三篇的口号来形容正好：“活学活用，在用字上面下功夫，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里的立竿见影就是能马上应付读书报告和考试，拿到学分。至于汲取文史哲知识，以加深自己文化修养这一层，他们是不管的。

所以大学图书馆里有个奇怪的现象，好书往往乏人问津，倒是那些编书匠拼凑的各种选读、三流文学评论、二道贩子的文化杂锦，反而常常供不应求。2000年我在岭南大学图书馆借到鲍斯威尔的经典名著《约翰逊传》，借阅记录只有两个日期，上次借阅是1975年。可怜的老鲍，二十五年之后才复活。

那本美国许多大学列为课外必读书的《神祇·坟墓·学者》，我借时的借阅记录为零。我读了之后向一些来找我要书单的学生推荐，他们应答唯唯，可是后来我再去看那本书，借书记录上还是只有我借阅的那一行。

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是运用新批评和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文学评论经典，我自己从中受益匪浅，借阅之后感到非得自己拥有一本才行，千方百计请朋友买了来。同时不断向那些抱怨不知怎么写作品分析的学生推荐，但是直到现在，图书馆的那一本还是只有两行借阅记录。

艾珂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他的《悠游小说林》固然无人问津，就连他那本精彩的散文《带着鲑鱼去旅行》，我去借的时候，借阅记录也只有一行。后来我上散文课时把它列为选读书目，并指定两组同学作有关报告。这下灵了，马上就有同学来找我投诉：“借不到书呀！预约都要到两星期后。”

反而我自己编写的那本《现代传媒写作教程》，据知学校图书馆购进了好几本，但我在书架上从来不见它的踪影，永远借不应求。原因很简单，我的课把它列为教材。近两年我不把它列为教材了，书架上还是看不到它，因为学生们根据经验断定，选修哪位老师的课，就必读这位老师有关方面的著述，从中往往可找到应付报告和考试的“贴士”。

所以如今的大学里就会发生如此奇怪的现象，修读文学批评的学生不知艾略特（T.S.Eliot）何许人也，却对夏志清如何评张爱玲津津乐道；修读古典小说的学生不知《任氏传》是《聊斋志异》里的一篇，却对任课教师评述《霍小玉传》的文章如数家珍；修读宋明理学的学生没读过朱熹《近思录》，却把任课老师评述它的文章读得烂熟。谜底也很简单：考试不会考《近思录》，却一定会考任课老师或他所开列的书上的观点。那些不知已是几道贩子的汤水里，本已没剩下多少真材实料，到了这些根本就不读原著的小朋友碗里，天可怜见！就像快餐店里的菜，只吃得出味精味道了。

如若老师开列的书单高明，问题还不大，问题是，一些老师自己也不读书，或也读的是投机取巧之烂书，开列的书单很恐怖，麻烦就大了。教我儿子书评写作的老师，拿了篇他自己写的书评对学生说：“好好读这篇范文，你们就会写书评了。”我儿子果然拿来细读，左读右读读不通，反而找出了这篇不到两千字的书评里数十处文法和逻辑错误。要照它学写书评，死定了！

去看看每年的香港中学生好书龙虎榜上的书单，再去看看各报刊书评版推荐的书目，都一些什么书呀！我只能说，人们把推荐书目这种事当作一件阿猫阿狗也可胜任的工作了。不久前，有一张报纸最搞笑，居然请了些影视红星富豪大佬来谈他们最爱读的书，向青少年推荐。如此下去，你能怪我们的子孙只爱打游戏读微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