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一家书店

前些日子我写了篇关于香港二楼书店的文章，后来想想，香港的众多二楼书店似乎还是缺少了什么，因而一直不能成大气候，是什么呢？近日读到的一本书《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似乎解答了这一问题。

因为少了一个像东京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那样的文化奇才。

我是相信天才的。既然一段历史、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因一个天才而改变，一个行业因一个天才而改观又有什么奇怪呢？田中庆太郎于1951年去世后，文求堂也跟着关门，而日本书店业的文化沙龙时代也随之凋零，这大概可作为我这一观点的一条例证吧。

“文化奇才”这顶光环是我献给田中庆太郎的，因为我一时想不出更合适的词语来形容他。只有“文化”这个外延广泛的词汇，或许能够概括他多方面的才能，同时也提示我们：做一个成就大事业的书店老板，也跟成就科学家、文豪、总统一样，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定数和机遇。

田中庆太郎出身世家，祖上是京都皇宫御用书店“田中屋”老板。另一书店老板斋藤兼藏说他的风采“无论怎么说都是贵公子一样的风度”。这跟他的家学渊源自然不无关系。当然更兼后天的修养：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的高才生，讲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毕业后即到中国北京、上海、苏州、杭州游历，遍访各地古籍书店。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干脆在北京租房住了下来，学习古籍书画的专门知识，广为搜购善本古籍，运回日本。从此，亦即1901年以后，文求堂成为东京第一家经营汉籍书画的书店。

开办这样高文化层次的书店，必须有非常精明的营运策略，田中庆太郎向人们证明，他在这方面也是高手。一方面，已经成为古书鉴别家的他亲自坐镇北京，搜求古籍珍本；另一方面，他把书店开成一个文化沙龙，面向大学教师和青年学子、中外文人骚客。上个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文求堂俨然东京学界另一个文化中心，不仅卖书，也搞出版——主要出版高档学术著作。这样的书当然不赚钱，但书店却因此人气大涨，以至于当时中国文化人中间流传一种说法：“到东京来，哪怕不去东京大学，也要去一趟文求堂”，“去东京一是去东洋文库拜读，二是到文求大学听讲”。

这当然是玩笑话，不过文求堂的确每天都有学者专家上门跟主人聊天。来者不只是日本史学界、汉学界的名流，还有外国汉学家和中国作家。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中国作家郭沫若都曾是文求堂的座上客，受到过田中的照顾帮助。郭氏学术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不仅借助于文求堂的图书资料，而且也是在文求堂出版的。田中逝世十七周年，高罗佩发起整理出版追忆文集，而郭氏1949年后到日本访问，亦曾破天荒不避嫌地专程去田中墓前致意。

其实田中这个名字有段时间在中国并不陌生，不过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国内报刊上曾把他当作文化大盗批判痛斥。事实上，至今收藏在日本的大部分中国古代典籍，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田中庆太郎之手流去的。如今反过来想想，若是这些典籍没有流出去一直都留在中国，在“文革”中它们会遭到什么命运？就算那些留在了国内并幸免于红卫兵之灾的典籍，留在国内就一定比收藏在日本发挥了更大的研究价值吗？

其实即使不从这一角度考虑，说田中庆太郎是文化大盗也不公平。抗战期间他就已经将主要精力放到出版方面了。因为厌恶日本当时的对华政策，他不再去北京。自断其搜购的渠道之后，他将书店业务重点放在出版与中国有关的书籍方面，例如“中国学翻译丛书”这一类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后人回忆说，在人们问起这样做是否赚不到钱时，他这样回答：“出版嘛，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出来。”

我相信这是他的由衷之言。因为文求堂书店在商业上的确从此进入困境，全凭田中庆太郎的个人号召力艰难支撑。他去世之后，书店也便苟延残喘，终于也跟着它的主人一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