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友谊

哈里是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首任老板亨利·罗宾逊·鲁斯（H.R.Luce）的昵称；特德是美国名记者、名作家索多尔·哈罗尔德·怀特（T.H.White）的昵称（内地译作白修德）。两人都是国际传媒一代巨子。前不久，我还在一个有关宋美龄的电视专题节目中看到哈里的镜头。宋美龄1943年的世纪美国之行就是哈里一手设计并促成的。

至于特德，中国人至今怀想他的，是1943年他只身闯河南，揭露出当地政府极力隐瞒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河南省数百万饥民，因他那篇发表在《时代》周刊的新闻稿，才曝光于世，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救援。当时，特德是《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而其老板，就是哈里。

摆在我面前的这本厚厚的书，讲述的就是老板与其雇员之间这份奇特的友谊。

老板与雇员之间产生友谊，虽然很难，但还不能算奇特。之所以说哈里与特德这份友谊奇特，不仅因为他们1941年在战时重庆一见如故、建立忘年交之时，一个是老板，一个是雇员，还因为他俩政治立场正好相反——特德是左派，哈里是右派；尤其在中国问题上，他俩的立场可以说誓不两立。哈里是蒋介石政府的坚定支持者，他夫妇二人与蒋介石夫妇私交甚笃；而特德支持共产党，是周恩来和很多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并曾到延安采访，写出了一部“亲共”的长篇访问记。

所以，这不只是一本讲述两位名人之间动人友谊的书，它主要是一本讲述新闻良心和新闻道德的书。

当哈里和特德成为朋友时，他们看上去似乎完全没有共同之处。且不说他们在年龄上和地位上的差距——哈里四十三岁，是全世界最有影响的传媒大亨之一；特德二十六岁，是一名刚出山的穷记者。便是从形象和个性上来看，他们也大相径庭。哈里高，特德矮；哈里胖，特德瘦；哈里理性内敛，特德热情洋溢；哈里是基督徒，特德是犹太人。因此，当特德作为下属被派去迎候将要驾到的老板哈里时，他在家信中这样写道：

“贴身跟大老板工作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我知道鲁斯先生的政治观点跟我完全不同。所以我得极力保持沉默。鲁斯先生大概也只把我当成个办公室小子，我不知道我能否应付得了。”

事实上，在此之前他已经看到自己与《时代》编辑部在政治立场上完全相左，曾心生去意，所以接下来他说：“我不喜欢《时代》的新闻政策和一般政策，等鲁斯来过了，我就走人。”

他没想到的是，哈里毕竟是哈里，这位赤手空拳创办出三份国际一流杂志（《时代》《生活》和《幸福》）的人物，毕竟有其过人之处。哈里求才若渴，他把新闻良心看作新闻的生命。而且他和特德还有个不同一般的共同点：他们早年都与中国有过一段渊源，因而都热爱中国。中国成为他们这份贯穿一生的友谊之桥梁，同时也是这份友谊一波三折的暗礁。

哈里和特德都能说中文。哈里生在中国，跟在中国做传教士的父母在山东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特德则是在哈佛上大学时特别修读了中文。当他们在重庆第一次相遇时，哈里一了解到特德对中国那份独特的感情，就立即放下老板的架子，请特德领他做一回“逃学威龙”，摆脱官方安排，来个重庆二人行。

两个人立刻就被对方深深吸引。哈里发现，这位看上去跟他毫无共同之处的下属，正是他最欣赏的那类新闻从业人员。特德具有优秀记者所应具备的所有基本素质，他反应敏锐，行动果决，勤奋干练，文笔一流，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正直、真诚、热情，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他追求事实真相的决心；而特德也发现，哈里正是他梦想的那种好老板，他知识广博，思维敏捷，精力过人，更兼判断力一流，而且他鼓励并欣赏下属向他提出反对意见，喜欢而不是厌恶特德爱争论的脾气。

虽然在中国问题上他们谁也没能说服谁，但他们有一点达成了共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新闻决定于事实，而不能为个人感情所左右。

正是这样的理念，使得哈里虽然至死都是一名反共分子，而且即使在蒋介石倒台之后也支持他，但他依然力排众议，发表了特德对蒋介石政府不利的河南大饥荒特稿。稿件发表时，正值宋美龄在哈里夫妇陪同下访问美国，以其个人魅力在美国刮起一场“宋美龄旋风”。这篇文章给这股热潮浇了一瓢冷水，宋美龄勃然大怒。她要哈里炒了特德。但哈里断然拒绝。虽然在私下给特德的备忘录中，他一再要求特德认真核对事实，并极力为蒋介石辩护。可当特德因这篇特稿遭受报社内外巨大压力时，哈里却对他表示支持：“如果曾经有记者做了真正有价值的事，那就是你。我们期待着你更多的成绩。”

哈里和特德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何以《时代》周刊自1923年创刊以来，其主导国际舆论的“杂志一哥”地位迄今不倒。这故事也让我们知道了，真的有新闻良心和新闻道德——真的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