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

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六十七岁，与之前的六十来位获奖者相比，年龄不算小也不算大。可是大家都说太晚了，这个奖早就应当颁给他了，这个奖到现在才颁给他，是这个奖靠他而生色，而不是他因这个奖而增光。的确，早在得这个奖之前二十年，聂鲁达就完成了他最好的作品，而早在他得这个奖十年之前，大家已经庆祝过了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印行一百万册。他五十岁的生日会，成了全世界大诗人的盛会。尽管他是一位共产党人，但是各种政治观点的诗人在他诗歌的旗帜下济济一堂，这是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诗人能够做到的。

据说不久前广州的大学生发起了一场净化精神运动，他们到处张贴一些手抄的诗歌以取代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和标贴，那些诗主要是聂鲁达和墨西哥诗人帕斯的诗。我不知道他们抄录的是聂鲁达哪些诗，对于聂鲁达这类多产的大诗人，选诗是很不容易的。钱锺书在《宋诗选注》里说：“在一切诗选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因为他们只有这点点好东西，可以一股脑儿陈列在橱窗里，读者看了会无限神往，不知道他们的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大作家就不然了，因为几首诗很难体现他创作的全貌。这话放到聂鲁达身上特别合适，他的诗太多太丰富，即使读过了一整本，往往也只能认识他的一部分。

我还是个中学生时就读过聂鲁达的诗，那时候国内译介的聂鲁达，主要是他的政治抒情诗，流传最广的是长诗《伐木者醒来吧》，我会背诵其中这样的诗句：

我不过是一个诗人，爱你们大家

流浪在我所爱的世界上。

在我的祖国，矿工被监禁

军人指挥着法官。

但我爱我的寒冷的小小的

祖国，直至深深的根子。

如果我得去死千百次，

我愿在那里死去。

如果我得诞生千百次

我愿在那里诞生。

它们呼应了我那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激情。在好朋友中间，我以这样的背诵赢得喝彩：

给和平予早晨的城市，

这时候面包醒来了。

给和平予密西西比河，根子的河。

给和平予我兄弟的衬衫。

给和平予书籍，仿佛一个空气的印记……

给和平予西班牙游击战的

破碎的心。

如此这般，我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行将加入解放全人类大军的战士了。所以我一直把聂鲁达看作一位政治诗人。

八十年代内地开放之后出版的第一本聂鲁达诗集，仍然是他那本全部是政治抒情诗的《诗歌总集》。大概那种激昂慷慨的调子，应和了全国人民奔向四个现代化的鼓点吧。不过，经历过了那场浩劫，我早已过了能被几句豪迈口号甚至美丽诗句打动的年纪，尤其是看到那些满纸俱是“英雄”“热血”“革命”“斗争”之类词汇的诗文，更会下意识地心里一紧：“不要又是那种企图以他人之血作献祭的把戏吧？”有了这样的警惕，当我看到聂鲁达如下的诗句——

今天，让叛变者受到唾弃!

让卑鄙者时刻受到

沾满鲜血的惩罚，

让胆小鬼回到黑暗中，

桂冠属于勇敢的英雄。

…………

一切的一切，包括快乐，

都该像钢铁一样

我心中便顿生反感。我有点明白为何当年他竞选总统，他的同胞们在阿连德和他之间，宁愿选择前者了。阿连德虽然也是一名左翼过激分子，但不会喝了几口酒，看到一些高呼革命口号正步过广场的队伍，就呼喊出这样的诗句：“苏维埃联盟，我虚心地向你致敬！/让你那人民的铁军高歌猛进！”

我不再喜欢聂鲁达了，搬家时我把他的书归到垃圾那一堆。

又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我认识的只是聂鲁达的一半，甚至是一小半。他还有另一半，或者毋宁说有两个聂鲁达。

那时我在香港，1998年，我第一次认识了作为爱情歌者的聂鲁达。是通过电影，就是那部获得奥斯卡奖的《一次事先张扬的爱情》。在那如诗如画的音乐和画面中，当我听到那些作为画外音的诗句轻柔地、有如天籁般飘来，那种震撼，岂止“惊艳”二字所能形容。美得真是像蓝天像白云呀！这也是聂鲁达吗？当片尾字幕打出“本片诗句均引自聂鲁达诗集”时，我目瞪口呆了。

第二天，我马上奔到学校图书馆找来了书架上陈列的所有聂鲁达诗集。把它们搁到一起看，我发现了钱锺书前述观点的又一证据：这些台湾译介的聂鲁达诗集，几乎全部是他的爱情诗，有的选本，编选者连提都不提《伐木者醒来吧》那一类诗。如果光是看这些诗集，我们心目中的聂鲁达会是与内地的聂鲁达完全不同的形象：好个大情人！不要说凡胎肉身的女子玛蒂尔德了，那样动人的情歌，连女神都会被打动。

万物充满了我的灵魂，

你浮在万物之上，

也充满了我的灵魂，

梦的蝴蝶啊，你就像我的灵魂。

我是你的梦，

只是这样，

不过如此。

还有这一句：

爱是这么短，

遗忘是这么长。

像这样的诗，聂鲁达一写就是一百首。有人说，即使聂鲁达只出版过《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和《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再没写过其他作品，他仍然能在世界诗歌的殿堂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今天，当我读过了他差不多所有的诗之后，我认为这说法不算太夸张。而且当我认识了第二个聂鲁达之后，第一个聂鲁达也不是那么令人反感了。写出了那么美丽的情诗的诗人，当他写出“没有任何东西能装满/纯洁的杯子；/没有任何东西能包容/无往不胜的春天旗帜上的阳光”，至少没有成心妖言惑众之嫌了。现在，我可以心平气和地读他，在有微风的夏夜，啜饮一杯清茶，再读《伐木者醒来吧》，我有点为海峡对岸那些没有读过这些诗的读者遗憾了，也为我自己早先对他的苛求不安：你怎能指望一个人一辈子都说聪明话呢？更何况他是一位缪斯之子，你听，还是他自己说得好：

我不是来解决什么，

我到这里来是唱歌，

为了让你跟我一起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