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经历可能会造就大恶，也可能造就大善。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似乎两种人都不是。读了他描述集中营生活的小说《非关命运》，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生命好像被抽离它的躯壳，只剩下它那原始状态的本体，荒谬而逼真，丑陋而美丽。德国一家报纸评说它“以沉默叙述真相”，只有读过这本小说并且也愿意跟作者一起耐心思考人类生存困境的人，才会理解这个看似矛盾的评价。
《非关命运》是凯尔泰斯的第一部小说。1944年，他十五岁，在上工的路上被德国纳粹抓进集中营。三十年后，他才将这段经历写成小说。那时他已是一位成功的翻译家，是尼采、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匈牙利文译者。我不知道，在多灾多难的遭遇、深厚扎实的学养和独具一格的文学天才这几方面，是哪一方面对成就这部堪称伟大的小说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得它在众多抒写苦难的小说中独放异彩，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告诉我们的故事并不陌生，在此之前，已经有过那么多描写二战犹太集中营的书籍和电影，他们的讲述者中也不乏少年和少女，《非关命运》的惊心动魄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叙述角度，也不在于它所表现的苦难比别人更加深厚，而在于它让苦难归于平静，落到实处。
让我们想一想，如果有两位遭受过同样苦难的人，一位逢人便告，哭哭啼啼，诅咒恶徒，控诉每一个迫害了他的人，把他的每一道伤口向人们展示，以挑起我们对世界的厌恶和仇恨；另一位则平心静气，脸上是一副哲人式的安宁，他不动声色，像个走过千山万水终于归家的旅人，讲述自己九死一生的见闻，最后他说：
“每个人开口都问我可怕的事，恐怖的事，可是这个经验反而最令我质疑。下次，如果还有人问起，我就要告诉他们我在集中营里曾感受到的幸运。”
你会愿意跟哪一位交流？对哪一位更为尊重？
《非关命运》结尾这句话使我想起澳洲作家费希的《幸运生涯》。无独有偶，那位也曾遭受过重重苦难的人，也以这样的一句话结束他的回忆录式小说：“我一向很幸运，当回顾往事的时候，我无比激动。”
那时我以为这是一种反讽手法，或是智者式的宽容。读了《非关命运》后我蓦然省悟——不，不是反讽，也不只是宽容，这是一种智慧，他使心灵从苦难中抽离，得以升华，俯视这大千世界。
那个带着累累伤痕走出集中营的男孩，当他遇见第一位问起他遭遇的人，也曾怒火万丈，他说他看到故乡的城市和街道只感觉“厌恨”。恨谁呢？有人问他。
“全部的人。”男孩回答。
回到家里见到亲友，他便开始诉说，滔滔不绝。可是，“我看得很清楚，他们并不真的了解我的话，我的话使他们有点不安，而且有些话还使他们神经紧张”。但人们出于同情和怜悯，耐心地听他说下去。“但是我当然明白，他们根本不想弄清楚。最后我只好拿起我的帽子，起身告辞，嘴里仍胡言乱语，做了许多言犹未尽的动作手势，临去空中还飘散着我的话。”
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本书，肯定不是那些话的复述，甚至不是它们的精华和集锦。所以他一句也没引用。经过三十年的沉思和修炼，他看得越来越清楚，无济于事，无论说什么都不能让那些没有体验过你的苦难的人懂得你。
无济于事，倾诉、怨诉和控诉，都无济于事，充其量也只能赢得一两声同情的叹息，弄不好还会引起祥林嫂般的残忍效应。凯尔泰斯的天才在于他比别人更为敏锐，明白沉默好过诉说。于是，他沉默了，不过，沉默不等于放弃。他没有放弃与他人沟通并求得理解的努力，只是，他以沉默的方式诉说。
这即是说，说出来的那些话只是皮毛、印象和浮光掠影，不过这都是些能够引起有心人深思的皮毛、印象和浮光掠影。他像一位素描大师，以一些动感的线条勾勒出形象，不作任何修饰和说明，镜头好像操纵在一双情感内敛的手里，它只是信手移动，拍摄出它所遭遇到的画面。没有说明词也没有画外音，没有任何刻意的景物和对话，一切都自然而然，是流露而不是展露。已经沉淀到心底的痛苦它发不出声音，我们读到的，就是这一系列没有声音的画面，就像那条在沉默中向毒瓦斯室移动的死亡队列，唯其沉默，才更加惊心动魄。
如果凯尔泰斯想以这种方式为苦难画上省略号，让它们以渐去渐远的方式在他的记忆消散——我想，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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